鄭若麟：從特朗普下台談起——西方墜入危機深淵

　　不僅美國，整個西方的民選體制正在分裂、內鬥，甚至處於崩潰的前夜。危機產生的原因是西方內部的統治集團，即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之間出現了利益分野，而出現這種情況的重要因素是新一輪全球化讓前者受損、後者繼續受益。如果產業資本想把國家主權奪過來控制在自己手中，必然會與跨國金融資本產生你死我活的衝突。

　　[文/鄭若麟]

　　“中國政府對美國用暴力針對和平示威者，造成五人死亡、多人受傷的衝擊國會大廈事件表示震驚。中國政府強烈呼籲有關方面要克制，要尊重民眾的呼聲……”

　　當然，這是我杜撰的中國政府聲明。在美國爆發暴力事件的時候，全球主要大國竟沒有一個國家提出抗議，真是一個令人吃驚的現象。難道我們不能夠、不應該發表這樣的聲明嗎（還記得毛澤東的520聲明嗎）？我們不能夠、不應該譴責美國警方肆無忌憚地濫用暴力嗎？我們不能夠、不應該對那幾位無辜的示威者在一場和平示威中被槍殺表示哀悼嗎……可惜，這個世界上應該做而不能做的事情太多了，因為世界上存在着一個強者的霸權。這個霸權不僅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而且也擁有強大的政治、經濟、科技等多方面的綜合力量。更重要的是，它手中還控制着巨大的輿論霸權，將自己塑造成一個道德榜樣，強迫全世界仰視……

　　然而，今天這個叫做美利堅合眾國的強大霸權卻正在分裂、內鬥、而且很有可能已經處於崩潰的前夜。

　　不僅僅是美國，以美國為首的整個民選體制國家構成的“西方”無一例外地都是如此。看不到這一點，就不能為今天的西方世界把脈。遺憾的是我們似乎有點不敢看、不敢想、不敢研究、更不敢評論……

　　美國國會山暴力事件標誌着歷史的一頁正在翻過去。研究這件大事，並通過這件大事來深究西方面臨的是一場什麼樣的危機、危機將會如何發生、為什麼會發生、又將會對整個世界帶來什麼樣的嚴重後果，對我們國家、以及對今天和未來的世界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國會事件說明了什麼？

　　美國大選已經塵埃落定，拜登已經坐在白宮內發號施令，一切似乎都已經重歸正常的軌道……1月6日美國國會被支持特朗普總統的民眾以五條人命的代價“攻陷”、“占領”這一驚人事件也開始被淡忘。其間究竟發生了什麼？在鋪天蓋地的新聞報道中，我們似乎已經什麼都知道了；但仔細深究的話，我們又會發現，其實我們什麼都只是似知非知。

　　比如暴力：美國媒體大多報道示威者暴力衝破障礙而進入國會山，但暴力程度似乎並不嚴重，他們能進入很大程度可能是因為警察的袖手旁觀，有許多照片與錄像可以提供充分的證據。甚至有人認為，警方似乎在放任示威者進入國會大廈。為什麼？我們並不了解。至於那幾位示威者和一名警察究竟是怎麼死的，我們也不了解。

　　當地時間1月6日，示威者在美國華盛頓國會大廈內與警察對峙（圖源：新華網）

　　在衝擊國會山之後，美國媒體報道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的電腦失竊，裡面可能有着“驚人的信息”……是真是偽？到底有沒有這件事？但究竟有多少人被捕？多少人“自殺”或“被自殺”？很多民間組織，如Antifa之類的，到底是什麼性質的組織、誰的組織、行動目標究竟是什麼，主流媒體的描述到底是否可信，誰能夠傳遞確切的信息給我們？還是根據美國媒體報道，美國軍隊內部似乎也已經出現分裂。有支持拜登的現役將軍聯合聲明譴責“暴徒”，但也有海軍陸戰隊司令伯傑依然表示聽從當時尚未離任的總統特朗普的命令。孰真孰偽？這些問題我們都不了解。如果我們延伸下去的話，這次美國的內亂，其實我們不明之處實在是太多了。

　　比如總統大選：為什麼特朗普總統一口認定選舉存在着嚴重舞弊？儘管美國法庭已經拒絕選舉舞弊的指控，但知情人暴露出內幕消息，確實存在着一些非常詭異的現象。比如為什麼會出現所謂的“拜登曲線”？用郵寄選票來解釋這條“拜登曲線”到底是否合理？

　　又比如，由於美國選舉人團制度贏者通吃，使得區區萬餘票、甚至數千張選票，就能夠改變大選的結果。還記得2000年時發生的事嗎？小布什在佛羅里達州僅僅比對手戈爾多了不到537張選票，而且是在中止重新計票的情況下，導致該州的25張選舉人票歸入自己的囊中而贏得了大選。於是，後來每逢大選，美國便出現在選前大規模人群搬遷居住地或登記投票地，來改變某一州的選舉人票的走向的現象。這一次特朗普則是指責對手利用郵寄選票來進行這種“合法”的舞弊。但由於主流媒體隻字不提，於是某些可能的事實也就等於不存在。這就是為什麼很多支持特朗普的人堅信大選有貓膩的原因。事實上這種舞弊是很難找到證據的。因此，這次美國大選究竟是怎麼回事？

　　更令我們意外的是，在擔任總統最後的二十天裡特朗普的推特竟然被永久封禁了！本來，特朗普的推特是美國主流媒體之外惟一的不同聲音，他的“推特治國”已經成為了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由於美國主流媒體全面與特朗普為敵，推特是特朗普的惟一武器。我們已經看到，媒體是西方民選國家的三大權力之一。它們通過對所傳遞信息的控制間接控制着選民的思想。我們對世界的認識、價值判斷、利益選擇，均源於媒體傳遞給我們的信息。而特朗普之所以能夠在四年前突破美國主流媒體的一致封殺、脫穎而出登上白宮的總統寶座就是因為他掌握了推特這件能夠擊潰主流媒體構勒出來的、顯然是虛幻的美國圖景。但今天我們看到特朗普在其執政的最後二十天裡，這一大權力也被剝奪了。其真實原因和後果是什麼？

　　正因為我們並不了解真相，不了解內幕，也不了解實際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事，我們應該小心翼翼地來看待我們面對的“現實”。歷史往往會被一些有着深遠圖謀的人蓄意篡改。我們已經發現越來越多的跡象。今天我們了解到，甚至“現實”也通過西方主流媒體在被蓄意篡改。所以，我們寫文章、下結論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我們惟一知道的，是在一個政權、媒體和資本三權分立、而資本這一大權力已經“獨大”的現實條件下，一個當時尚在職的總統是可以被剝奪執政權力、發聲權力乃至指揮軍隊的權力的。而這位總統竟笑呵呵地看着支持他的民眾“暴力”攻占國會山！這正是美國不久前剛剛發生的事……

　　這說明了什麼？

　　西方表層與深層雙重危機

　　只說明一點，即美國乃至西方“民主國家”——用法國總統馬克龍就美國國會發表聲明中的用語闡述，就是“一人一票的民選體制”國家——確實陷入了空前的歷史性危機之中。

　　有的觀點認為，“特朗普現象”只是美國民主的一個特例，一個特殊的歷史階段；拜登上台證明這一“歷史的錯誤”即將被糾正。未來四年美國在拜登的領導下是否能夠糾錯、進行自我修正，我們拭目以待。但特朗普拒絕承認敗選、進而導致出現攻擊國會的暴力事件，卻已經充分證明這一危機的存在。這是毫無疑問的。

　　從表層看，美國和西方今日深陷之危機來自兩個方面。

　　一方面，新冠病毒疫情正在極其鮮明地展現出西方民選體制在應對大規模自然災害（我們暫且不考慮美國生物實驗室德特里克堡的秘密真相）時的運轉失靈，戰線崩潰；西方的死亡人數與中國相比實在是大得太多。美歐已成為目前因新冠疫情感染和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與地區，再如何狡辯也無法對其抗疫慘敗的現實作出一個能夠自圓其說的解釋，更何況今天西方正面臨着疫情的再度加劇。今天在疫苗問題上美歐也同樣面臨重大的問題，抗疫失敗已經成為特朗普敗選的最重要因素。

　　為什麼西方民選體制無法應對大規模自然災害？原因其實是非常簡單的：不是不能，而是不為。我們都知道，統治着民選體制國家的主要是“資本財團”，包括產業資本和跨國金融資本；而新冠疫情這類自然災害損害的一是人命，二是經濟。資本首先關注的必然、而且僅僅是經濟。一句話概括，就是中國體制是人命第一、甚至是惟一；而西方民選體制則是經濟優先、兼顧人命。其結果就是無法應對新冠病毒疫情的肆虐。我們可以預測，在未來其他可能出現的大規模自然災害來臨的時候，西方民選體制會越來越清晰地暴露出其無法應對之軟肋，進而導致這種“一人一票”體制從危機走向更深重的危機。

　　另一方面，西方選舉體制本身也陷入了危機之中。這次美國大選非常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他們“一人一票”的民選體制能夠輪流執政、和平過渡的特徵一向是其聲稱“優於”其他政治體制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我們都看到，美國此次大選結果遭到嚴重質疑，失敗的一方絕不接受被他們指責遭遇大規模舞弊的選舉結果。過去這種質疑雖然也存在，可總體而言都還處於可控範圍之內，但這一次則完全失控。西方內部的政治對立趨於激化，政治鬥爭開始出現互不相容的跡象，過去“你好我好、輪流執政”的方式正在替換為你死我活的新的鬥爭形式。事實上支持特朗普的選民多達7500多萬，已經完全無法用馬克龍總統演講中的“少數暴徒”所能概括。而這種質疑一旦萌芽，就會一次比一次嚴重，最終導致人們對他們民選體制喪失信心。這在美國之外的很多國家曾經有過印證，但到目前為止，尚未在美歐主要國家發生過。而美國正在發生。

　　順便提一句，西方民選體制能夠得到良好運行有兩個先決條件。第一，任何一個政黨上台執政，其經濟發展也始終處於上升階段；社會大多數民眾的日常生活水平也始終處於上升狀態。在戰後的半個多世紀時間裡，西方民選體制國家的經濟和日常生活水平基本上就處於這樣一種狀態之中。第二，其經濟發展水平和國民生活水準必須大大高於世界其他國家，特別是非西方民選體制國家。事實上，從戰後到冷戰結束，這兩大先決條件一直非常牢固，因而西方民選體制運行也就非常順利。然而今天這兩大先決條件已經開始崩潰，西方民選體制國家、甚至包括美國在內，已經由“任誰上台執政經濟發展均處於上升階段”，讓位於“任誰上台執政經濟發展均處於衰退階段”所取代。由此，選舉結果便開始遭到質疑和抗議。

　　對於美國而言，非常“幸運”的是到目前為止，危機中的美國和西方民眾還拒絕承認中國或其他非西式民選政治體制可以成為仿效的對象，因為他們長期被洗腦的效果是那麼的深入，以至於他們在掉進深淵之際，依然認為他們的民選體制是“歷史的終結”，方向是正確的，只是被帶歪了而已。反特朗普的人認為是特朗普之過，而支持特朗普的人則認為是“華盛頓那幫建制派”之過。

　　深層危機緣於資本的內部分裂

　　如果說，拜登上台能夠暫時緩解上述的兩大表層危機的話，卻很有可能將會加深美國和西方所步入的深層次危機。

　　從深層次看，美國和西方“一人一票”民主的危機產生的原因是西方內部的統治集團，即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之間出現了利益分野，且其衝突已經進入了白熱化的階段。過去，新總統上台，便意味着左右翼政黨之間的暫時妥協。輪流執政轉向另一方，僅此而已。但這一次，不僅特朗普本人不服，其選民更不服。為什麼？因為在特朗普背後的產業資本不服！

　　應該承認，西方媒體很少涉及誰是支持特朗普的背後的大老闆。我們僅僅了解到一小部分。科赫兄弟（Charles and David Koch）就是極其重要的一支力量。“科赫公司”（Koch Industries）沒有上市，因為他們拒絕讓華爾街的金融財團來控制他們的股票，再加上他們極右翼的政治傾向，便非常說明問題。

　　導致西方內部產業資本和跨國金融資本兩大力量發生利益分野的關鍵因素不是階級鬥爭、不是國家之間的權勢之爭、不是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之爭，而是新一輪全球化，即一方（產業資本）受損、一方（跨國金融資本）繼續受益，進而引發對全球化本身之爭議。1

　　我們都知道，產業資本是具有國界性的，而金融資本則具有鮮明的跨國特性，它的趨利性絕不是國界能夠阻擋的。全球化迄今為止對於跨國金融資本而言依然是一個絕對有益的戰略。我們總是認為，華爾街和倫敦金融城是金融資本的大本營。然而實際金融資本早就已經成為一種跨國的資本帝國，註冊在哪裡根本已經不再重要，而且其贏利來源也是全世界，不像產業資本有着明確的國界。也就是說，工人階級無祖國這個定論是有問題的，真正無國界的，是金融資本！

　　過去，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這兩大資本曾聯手共同推進全球化，對世界進行某種意義上的“經濟殖民”，並賺取了巨額利潤。問題是，到了本世紀初，全球化開始導致這兩大資本集團利益的分野，並使西方政治色譜發生急劇變化：傳統的從極左—左翼—中間派—右翼—極右翼的直線型政治色譜，正在演變成一個圓環型政治色譜；過去以左、右翼政治意識形態劃界，演變成以“反對”還是“支持”全球化為劃界，形成產業資本與底層以出賣勞動力為生的極左翼民眾聯手反對跨國金融資本的局面。

　　值得我們高度關注的是，這一政治色譜有一個非常詭異的地方是用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無法解釋的，那就是極右翼和極左翼在反對全球化立場上形成了統一戰線。美國右翼甚至極右翼的產業資本代表特朗普得到了美國中下層左翼出賣勞動力為生的民眾的全力支持。事實上，諸多我們用傳統左、右翼意識形態劃界所無法解釋的現象，用“支持還是反對全球化”來劃界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其中包括昨天特朗普、今天拜登的一系列看似荒誕、實則目標明確的行為：比如特朗普在發動對華貿易戰的同時也對加、墨、日、歐等盟國也發動貿易戰，因為他反對全球化，而拜登則要暫時平息與所有人的貿易戰，因為他支持全球化；又比如特朗普頻頻“退群”（因為這些“群”都是全球化的結果），而拜登上台伊始便重返世界衛生組織……至於其他諸如反移民、企業回歸等事宜，拜登都在對特朗普的“反全球化策略”反其道而行之。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美國今天凡是支持特朗普的政治和社會力量都屬於產業資本和中下層民眾的範疇，即反對全球化的力量；而支持拜登的則基本上是服務於金融資本即華爾街或大銀行資本本身的階層，他們都是支持全球化的力量……因此，只要全球化進程依然在進行之中，兩者之間的鬥爭遠未到結束的時候。

　　美國在西方發達國家中是非常特殊的。美國的兩大政黨共和黨和民主黨都是資本集團的代言人。美國沒有底層社會人群、特別是藍領工人和“紅脖子”農民階層的政黨，就算有也非常小、完全可以忽略不計。這一點與歐洲不同。法國就有左翼的法共，曾進入法國左翼社會黨政府，甚至還有極左翼代表着工人階級、無產階級利益的政黨，比如讓—呂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領導的“法蘭西不屈黨”（La France insoumis）。

　　正因為美國沒有為底層階級代言的政黨，當產業資本的代言人特朗普在“美國優先”的口號下主張產業回歸美國而得到底層無產階級民眾的支持時，其展現出來的政治實力便空前強大。這時，全球化所導致的美國產業與跨國金融這兩大資本產生利益衝突便變得異常激烈，甚至類似於過去主張暴力的無產階級革命，有一種“你死我活”的味道。過去，當有着國界的產業資本之間發生利益衝突時，便是世界大戰。而今天，當跨國的金融資本與有着國界的產業資本發生衝突時，我們一時還無法看到其後果究竟如何？我們只知道，後果必將是非常嚴重的。

　　為什麼跨國金融資本不再容忍特朗普？

　　過去，美國的兩黨雖然也曾鬧得不可開交，比如上面提及的共和黨的小布什與民主黨的戈爾於2000年的總統大選之爭，但那只是資本內部的力量對峙而已。廣大選民對此根本置身度外、漠然處之。但這一次，廣大底層社會民眾將特朗普視為他們的代言人，於是，竟然廣泛動員起來前往華盛抗議拜登當選、支持特朗普連任。如果特朗普代表的產業資本與跨國金融資本沒有根本的利益衝突的話，他怎麼會將民眾的支持視為與跨國金融資本討價還價的本錢呢？因此，這次美國產生的分裂是統治階層內部產生的利益衝突所導致的。

　　那麼，問題僅僅是全球化導致的嗎？

　　如果兩大資本之間的利益衝突僅僅是因為全球化，那麼跨國金融資本完全可以讓產業資本的代表特朗普繼續當選執政四年，支持他將產業鏈轉移回美國，甚至支持他與中國打貿易戰，讓產業資本獲得一定的利益，然後在四年後再“輪流執政”，不就可以如過去一樣解決他們之間的矛盾嗎？

　　這裡需要特別強調指出的是，特朗普自己在當選上台時就認為，他並不是美國輪流執政中的一個與其他總統沒有區別的總統。當選前，他在一次非常著名、迄今在網絡上廣泛流傳的“挑戰影子政府”的演講中特意指出，他能否當選上台對於“控制着華盛頓權力層次的人和全球化特殊利益集團來說……是真實的威脅”、“這不是簡單的又一個四年選舉。這是我們文明歷史的一個十字路口。它將決定我們的人民能否重新掌控我們的政府。”

　　而在當選就職演說中特朗普再度重申：“今天，我們是將權力由華盛頓交回給你們，人民的手中”、“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在我們國家首都華盛頓的一小群人收割着政府的利益果實，而人民承受着代價。華盛頓欣欣向榮，人民卻沒有分享到財富。政客們賺得盆滿缽滿，工作機會卻離開了，導致許多工廠倒閉”、“真正重要的並不是由哪個黨派掌權，而是讓政府由人民做主。2017年1月20日，這一天將會被銘記，人民重新成為了這個國家的主宰。”

　　當地時間8月27日，伊萬卡在美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稱自己的父親特朗普為“人民總統”，在網絡上引發了爭議（觀察者網視頻截圖）

　　這非常明顯是對跨國金融資本提出的挑戰。

　　對於跨國金融資本而言，控制一個國家歷來要通過控制其金融權力，也就是貨幣，進而實現對這個國家債權的控制來作為盈利的手段。這已經在美國成為現實，在歐洲也同樣。為什麼跨國金融資本總是要對其他非“一人一票選舉體制”的國家進行“顏色革命”呢？為什麼索羅斯要成立一個“開放社會”基金會來敦促跨國金融資本尚未控制的國家採取“開放社會”的政策呢？就是想讓這些社會演變成西式選舉體制，通過選舉體制來控制這些國家的政權，進而將這些國家的金融權抓到自己手上，通過債務來對這些國家進行吸血。在美國，跨國金融資本是通過美聯儲來控制美元、在法國則是利用1973年1月3日通過的“銀行法”來控製法國的國家債務。美國和法國都是因此而欠下了巨額債務的國家。今天法國每年國家預算最大的一筆支出就是歸還高達二萬六千多億歐元的債務的——利息，還不是本金。美國的國家債務就更是高得驚人，超過了二十萬億美元……僅僅這些債務的利息就已經可以使跨國金融資本賺得腦滿腸肥了！

　　問題是，特朗普上台以後想做的，正是要代表產業資本把國家主權——特別是金融主權重新奪回來控制在自己手中。這必然會與跨國金融資本產生你死我活的衝突。

　　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與過去美國兩黨輪流執政的不同之處在於特朗普認為他的上台是“紅脖子—藍領”支持下的產業資本，即“人民重新奪回屬於他們的權力”。所以，當特朗普的支持者認為他被一次作了弊的大選推翻時，便群起而前往華盛頓攻擊國會山，發動一場被美國媒體稱之為“政變”的事件。

　　當然，也有一種說法認為鼓動社會底層攻擊國會山是另有陰謀，是為了使目前這一事件變成特朗普的一個罪名。事實上在這一事件發生後，民主黨主導的國會也確實在得到十多名“背叛”的共和黨的支持下，通過了彈劾特朗普的決議。誰獲益誰就是始作俑者，這是最簡單的邏輯推理。應該承認，對於這次國會山暴亂的內幕我們仍處於並不知情的狀態。誰是這一事件的真正主導，我們也許永遠也無法知悉。但我們看到的是，跨國金融資本所控制的歐洲各國統治集團幾乎毫不掩飾地表明了他們堅定支持拜登為代表的美國金融資本力量上台執政。幾乎沒有任何一個歐洲國家表態支持特朗普。這也許能夠讓我們看到，至少這次事件證明，美國和西方的分裂確實屬於一種新的、與輪流執政不同性質的“革命”。

　　所以，美國這次大選是必須將特朗普選下台的。如果選不下台，跨國金融資本恐怕也會使用其他使之無法繼續執政的方式方法來“解決”他。因為特朗普真的動了他們的“奶酪”。拜登總統的蹊蹺當選證明跨國金融資本的力量在美國確實依然比產業資本略勝一籌。但這也已經使美國真正分裂成兩大部分，美國戰後從來沒有出現過這種現象。

　　反對金融資本的潛台詞……

　　西方內部的分裂究竟已經達到何種程度，我們目前、也很可能永遠無法從西方媒體上看清。因為主要由金融資本控制的西方媒體依然需要將“民主”描述成一場“政策之爭”，而非特朗普口中的究竟是由“美國人民掌權”還是由“華盛頓的當權派”掌權這樣一個事實。我們需要真正認識的，恰恰正是特朗普口中的“由大財團和媒體公司資助的華盛頓當權派”。

　　這個“只為保護他們和讓他們致富” 的“華盛頓權力層次的人和全球化特殊利益集團”究竟是指誰？為什麼特朗普說“這是我們國家生死存亡的鬥爭”？是“我們最後一次機會來拯救它”？ 為什麼特朗普說“這次選舉會決定我們是一個自由的國度，還是我們只有民主的假象、實際上卻被一小撮的全球特殊利益集團控制”？為什麼特朗普說，他們“最厲害的武器是媒體公司、新聞業”，不過在美國，媒體公司“已經不再和新聞業有關了、他們是政治特殊利益集團，和其他說客及財團實體沒有區別”  ？為什麼特朗普要強調，任何挑戰美國媒體“所控制的人都會被視為性別歧視者、種族主義者、排外主義者”？為什麼特朗普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美國媒體“會說謊、說謊，然後他們會做得更壞。必要的時候，他們能做任何事”，甚至包括“大面積的真相掩蓋”？當特朗普聲稱，“希拉里秘密會見國際銀行，密謀摧毀美國的主權，為了讓這些國際大財團，她的特殊利益集團朋友和她的贊助人變得富有”時……他僅僅是在指民主黨嗎？2

　　顯然不是。

　　換言之，特朗普在上台後並不僅僅是想為產業資本謀利，而是想奪回政權。從誰的手裡奪回政權呢？太多的跡象表明，特朗普是想從他真正的“對手”、控制着美國和國際金融大權的跨國金融資本手裡奪回來。如果再進一步追究的話，我們就可以發現，在西方輿論“政治正確主義”的高壓下，沒有任何西方媒體敢於指出，跨國金融資本——從華爾街到倫敦金融城——的主要控制者屬於一個特殊的族群：猶太族群。特朗普也不敢說，他只敢說，“這就是現實”，是“你知道，他們知道；我知道，全世界都知道”3的現實。  

　　當得到了底層白人“紅脖藍領”支持的美國產業資本與跨國金融資本之間的矛盾、衝突開始尖銳化之際，當“占領以華爾街”運動、“黃馬甲運動”等席捲歐美時，當美國和西方各國內部政治極端力量開始出現、選舉中的傳統政治黨派開始走向末路、社會開始展現絕對分裂的狀態時，表明西方從美國到歐洲諸國，從社會到政界，有一股反猶的潛流正在逐漸升起，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有一定的類似之處。

　　確實，由於西方媒體主要被控制在跨國金融資本的手中，甚至包括互聯網和推特等其他通訊和傳播手段，因此，這股潛流一直被隱而不談。但這股潛流卻確實存在。僅以法國為例，我們可以看到，近五年來，反猶現象層出不窮，已經達到了一個新的程度。甚至連法國官方也無法否認這一點。正因為對猶太人的攻擊、特別是在互聯網上反猶現象的急劇增多，馬克龍總統在2019年2月20日參加“法國猶太人組織聯合會”（Crif）著名的晚宴時宣布，要通過新的反對在互聯網上散布種族仇恨的法律來保護法國猶太裔。法國小姐選舉時，圍繞着猶太裔亞軍April Benayoum引起了法國輿論圈的一場激烈的爭議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在美國，反猶勢力和輿論也正在急劇上升。美國歷史證明，每當出現經濟危機時都會出現反猶主義，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這已經是一種規律。只是，這一規律很少被媒體提及。一般學術界認為，這一次美國的反猶主義復燃源於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三十年後達到高潮。2018年10月27日甚至發生了匹茲堡生命樹會猶太教堂槍殺事件，一名46歲的白人槍殺了11位猶太人，震驚全美。美國猶太裔占美國人口非常少，僅2%左右。但由於猶太裔絕大多數都是在金融、法律、醫療和教育等領域就業，因此受經濟危機衝擊很小，甚至相反無論在全球化還是逆全球化狀態下都能夠成為獲益者而非受害者（或成為受害者時卻必然會得到國家的補貼而反而成為獲益者，如2008年金融危機即是一個例子），因此便很容易會成為底層一部分“紅脖子—藍領們”的仇視對象。特朗普上台使這一特徵有進一步加強的趨勢。美國猶太獨立雜誌《時刻》主編娜汀·愛潑斯坦就曾指出，2016年特朗普總統候選人的出現激起了民族主義和反猶主義高漲……而特朗普的當選則進一步加劇了這一趨勢。當然，我們也可以看到、也應該指出的是，猶太裔實際上被跨國金融資本綁架了。高層猶太金融資本所做所為不應該由底層普通猶太人來承擔責任。

　　今天我們已經看到，不僅僅是美國，西方其他國家的很多極右翼勢力都在迅猛崛起；今天西方的極右翼勢力不僅僅繼續保持着激烈的排外主義（當然包括過去的反猶主義）傾向，而且具有新的反伊斯蘭、反黑人與反阿拉伯人的種族主義傾向。這股勢力不僅以過去的面目（如納粹、或類似三K黨之類的）出現，而且正在形成新的、合法的政治形態（如法國的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而反猶則是其必然的歷史任務之一，儘管這一任務屬於“政治不正確”。因此，也就只能“你知道，他們知道；我知道，全世界都知道”，惟一不太知道的，很有可能就是我們中國人，因為中國開封的猶太人早就被中華文明給同化了。中國也是惟一同化了猶太文化的文明。

　　西方內部統治階級兩大資本產生分裂、西方社會內部出現了反猶主義浪潮、西方社會矛盾已經深陷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狀態之中……如果我們接受這種判斷，那麼目前我們惟一可以預測的，是西方國家內部在未來幾年將會進入嚴重的社會、政治和體制危機之中。這場危機首先很有可能是以經濟衝突（以產業資本和產業工人起來反對跨國金融資本為契機）、宗教衝突（猶太—基督教對伊斯蘭教）、種族衝突（猶太—白種人對阿拉伯—黑人）、社會衝突（各種矛盾的綜合爆發）的形式爆發，然後會導致國家與國家之間、國家集團與國家集團之間的衝突……

　　但其中反猶主義浪潮會導致什麼樣的後果是最難預測的一件事，因為有歷史的回憶（第二次世界大戰）、有“政治正確主義”的有意掩飾（西方主流媒體一向對涉及猶太人的新聞諱莫如深）、內有支持特朗普的產業資本與反對特朗普的跨國金融資本之間的殊死之爭、外有中國崛起這樣一個令西方兩大資本均視為不可接受之歷史趨勢……我們真不知道未來會出現什麼樣的前景。

　　這是我們今天必須未雨綢繆的。

　　在本文截稿之際，又傳來一條令人深思的信息：俄羅斯總統普京1月27日在世界經濟論壇發表演講時警告，如果我們把當下的狀況與上世紀三十年代作比較，並將多種因素考慮進去，可以發現在潛藏危機與系統性挑戰上，兩個時代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世界有可能進入一場“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衝突甚至戰爭之中。為什麼普京會這麼說？這非常值得我們深思。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最大的特點就是希特勒的崛起。當時美歐與蘇聯之間已經出現意識形態上的對立，而歐美與德意法西斯國家之間也產生了尖銳的利益衝突，中日則在亞洲處於戰爭邊緣甚至可以說已經在交火。當時，德國到底是朝西還是朝東，是影響世界格局走向的關鍵因素……普京總統認為今天的世界與當時非常相象，因而有可能會進入一場“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世界性衝突之中。

　　在1月27日的世界經濟論壇上，普京也號召國際社會共同抗擊新冠疫情（圖源：新浪網）

　　當我們看到拜登當選總統之後，一反特朗普對俄羅斯相對友好的態度，立即將普京視為最大的戰略敵人，並在俄羅斯推動了一場幾乎不加掩飾的“顏色革命”，我們就可以完全明白了：普京可能是當今世界最清楚誰才是這個俄羅斯、乃至這個世界真正問題之所在的非西方國家領導人！他的話應該具有一定的前瞻性。這樣一想，令人不寒而慄……

　　注釋：

　　1。 涉及全球化導致全球分裂成四大力量板塊和三大矛盾的問題，可參見我在2018年下半年發表在《新民周刊》上的系列文章。

　　2。 以上均引自2016年總統候選人特朗普針對“影子政府”的一次演講。

　　3。 以上均引自2016年總統候選人特朗普針對“影子政府”的一次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