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以上的情況，我們可以下結論：日本的對華政策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台海問題上，從之前的“謹言慎行”變得越來越明目張胆；在對待中國崛起問題上，已經從之前不阻遏中國崛起，變成了積極加入美國參與對中國的打壓。

日本對華政策之所以作出如此重大的改變，最主要的原因是拜登上台後採取了和特朗普不同的外交政策。特朗普雖然要打壓中國，但和盟友的關係搞得很糟。比如對日本，特朗普三番五次在駐日美軍的軍費問題上“獅子大開口”。還威脅日本如果不多掏錢，就把美軍從日本撤走，不承認《美日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島等。

特朗普對日本政府的威脅讓當時的日本政界、軍界都感到很無措，不知道美日同盟是否還靠得住，美國還會不會幫日本出力。一度甚至覺得日本要另謀出路了。因此在2016年和2017年，日本的安倍內閣轉而積極改善同中國的關係。

到2018年，李克強總理訪日，安倍不僅全程陪同，甚至在李克強總理結束訪日的時候，親自到飛機舷梯口送別，日媒形容安倍此舉“出乎尋常”“從未有過”，這在外交史上是罕見的。在雙方的努力下，中日關係明顯回暖。

但是拜登上台後，情況就變了。拜登急於修復被特朗普破壞的盟友間的關係，剛上台就讓國務卿和防長再三向日方保證《美日安保條約》中作出的對日本的安全承諾，再度向日本保證《美日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島。緊接着，拜登召開了首次“美日印澳”四國峰會，美國的國務卿和防長將日本作為出訪的第一個國家。

拜登希望藉助盟友的力量來對抗中國，因此在美日“外長+防長”的“2+2會談”中，拼命抬高日本的地位，希望日本在地區事務上扮演更多的角色，尤其是在應對中國的崛起過程中，美國希望日本發揮更大的作用。

美國這個態度正是日本夢寐以求的。日本覺得“大哥”又靠譜了，自己又有了底氣，於是在面對中國時態度也發生了改變。

首先是在中國施行《海警法》後，日本海上保安廳長公然表示對中國海警船“不排除使用武器”，日本自衛隊也叫囂將派軍艦到釣魚島海域巡航。接着又在“四國峰會”上大肆拉攏印度對抗中國。然後就是美日“2+2會談”後對中方罕見嚴厲的措辭。如果這次日本首相菅義偉訪美真的將“台灣問題”寫入美日聯合聲明中，那將表明日本在“聯美抗中”的道路上走得更遠了。

在中國方面，相信通過中美阿拉斯加高層戰略會談上楊潔篪對美方代表15分鐘的“訓話”，世界已經明顯感受到中國對外政策的一些改變。在中美對抗過程中，中方已不再一味採取防守的姿態，在該還擊的地方會毫不猶豫地出手。果然，當歐盟基於謊言和虛假信息在新疆人權問題上制裁中國時，中方也“秒回”制裁措施，而且在數量和力度上都是加倍甚至數倍奉還。

另外，中方也在加強自己的朋友圈。結束中美高層會談，中方馬上接待了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的訪問。雙方在“當前全球治理若干問題”中對什麼是“人權”、什麼是“民主”、什麼是遵守“國際法”下了一個不同和美國不同的定義。這儼然是在聯手制訂一個和美國不同的國際政治話語體系。

緊接着，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出訪中東地區的沙特、土耳其、伊朗、阿聯酋、巴林和阿曼六個國家。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中伊簽署了一份“25年全面合作計劃”以及打造中阿命運共同體。在中美對抗的大背景下，中方的這一系列的外交動作，無疑擴展了自己的戰略資源。

安倍晉三一定非常清楚中日外交政策的轉變。中國在面對美國的時候，會越來越積極主動；而日本也不會一味像以前那樣躲在別人後面放冷槍了，而是會更多地站到對抗中國的第一線。正是從這個意義上，安倍才說出：日本已成為“中美兩國對立的最前線”，日本需要抱着成為中美兩國對立的前線的認識和心理準備，致力於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

而中國也要對日本為滿足阻遏中國崛起復興的一己之私，甘願仰人鼻息，充當美國戰略附庸，不惜背信棄義、破壞中日關係，不惜引狼入室、出賣本地區整體利益的做法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並規劃好應對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