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0月24日，即將輸掉一戰的德國海軍司令部向公海艦隊下達命令，令其與英國皇家海軍進行一場最後決戰。但在國內反戰浪潮的影響下，德國水兵於1918年10月29日在基爾港發動了一場兵變。這場兵變成為了引爆德國精英階層與底層人民對立的導火索。以此為開端，在俄國連續爆發的兩場革命的影響下，以工人階級和士兵為基礎的德國社會主義者掀起了德國十一月革命。

　　在德國十一月革命中，一支社會主義政黨——德國社會民主黨迅速做大，成為了德國的新主宰。1918年11月至1919年1月間，社民黨以異乎尋常的熱情發布了大量政令改造德國，其中主要包括實行8小時工作制、工業和農業勞工改革、社會福利、公民健康保險、限制企業主解僱勞工、促使被解僱遣散的勞工復工復產、建立勞資協議機制等等。1919年1月份的德國大選中社民黨繼續以163席（37.86%）議會席位繼續成為了德國議會第一大黨。但在這次的大選中，社民黨只是相對多數，因此必須聯合另一派社會主義政黨——德國民主黨和霍亨索倫的保皇黨——中央黨共同組閣。

　　由於政治上的不穩定，初生的魏瑪共和國起義不斷。1920年3月13日，保皇黨發動了卡普政變占領了柏林。魏瑪政府則選擇撤退到斯圖加特鼓動柏林的工人罷工來應對。同月、魯爾區、薩克森、漢堡等地相繼爆發了共產主義者起義，這次魏瑪的政府軍和保皇黨的自由軍又以暴力方式對其進行了鎮壓。在及其不穩定的政治局勢下，魏瑪政府無法向協約國按時按量支付戰爭賠款。由此，法國、比利時出兵占領了德國工業中心魯爾區。為了反抗法比，魏瑪政府開始鼓動魯爾區的工人罷工。此時的魏瑪政府，一方面要出錢支持魯爾區的工人罷工運動，另一方面又要大量購入外匯支付戰爭賠款。萬般無奈的魏瑪政府只得通過大量印鈔來解決問題。

　　核動力印鈔機的不停運轉又直接導致了20世紀20年代德國的惡性膨脹。1921年初至1923年底短短3年時間裡，德國馬克的通脹達到了驚人的500億倍。惡性通貨膨脹導致德國失業率升高，實際工資銳減，糧食、住房、供暖燃料等生活必須支出占人民收入的比重大大增加。惡性通脹的問題在1924年以後得到了極大緩解。然而一波方平一波驟起，1929年開始，一場規模空前的經濟危機席捲了整個資本社會。短短幾年間，德國的工人失業率從1929年夏天的2.4%飆升到了1932年初的24%。工作機會的喪失和必須生活支出的飆升導致大量貧困人口離開了他們原本可以租住的房屋，流落到救濟站、修道院等福利機構，這些流民成為了德國社會最不穩定的因素。

　　說回1919至1920年，德國剛剛從帝制走向共和制的那段時間，一個微型的政黨在慕尼黑的一家啤酒館中成立。這個政黨名叫德國工人黨，黨魁和創始者是安東·德雷克斯勒。1920年2月24日，德國工黨改名為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或者我們更加熟知的簡稱——納粹黨，並在改名儀式上由該黨的二號人物阿道夫·希特勒宣讀了由德雷克斯勒草擬的25點綱領。這份綱領充分體現了納粹黨早期的政治追求，主要包括：排外的民族主義、擴張主義、減小貧富差距、取締剝削、反戰、國家控制經濟、提高社會福利、保護兒童禁止僱傭童工、保證中產階級的生存與發展等。

　　綱領第11點表示要取締高利貸，第13點表示要將托拉斯企業收歸國有，第14點要求國家分享重工業利潤，第17點要求進行土地改革、廢除地租停止一切土地投機活動，第18點要求將高利貸者、投機者立即處以死刑。第20點要求改革教育制度，使貧寒子弟有機會通過享受教育、高等教育並籍此走上領導崗位。這些綱領無一例外的將炮火對準了德國的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也體現出了納粹黨早期“國家社會主義”的部分，即與主張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相對的，主張民族至上的社會主義。這樣的初始黨綱，價值一個出身貧寒，過過苦日子知道底層民眾需要什麼、演講才能優秀的黨魁（希特勒與1921年成為納粹黨黨魁），納粹黨迅速成為了一個在德國政局有較大影響力的政黨。並通過1933年的大選走上了執政黨的位置。

　　作為一個曾經浪跡維也納，靠住在救濟院混日子的草根出身，希特勒當然明白“有恆產者有恆心”的道理，因此納粹黨自上台伊始就在努力解決底層民眾的失業問題、溫飽問題和住房問題。在住房問題上，德國與當時的大部分歐洲國家一樣，多數人民不擁有房產，只能靠租房。這樣一來，德國的住房問題就基本與租房問題畫上了等號。作為物價的一部分，房租價格在納粹德國被管控的相當嚴格，嚴禁房東隨意上漲房租（另一個原因是納粹認為這是猶太行為）——當然，在魏瑪共和國以及當時歐洲的其他國家也都有類似的政策，這倒並不能算納粹德國的原創。

　　在限制限制租房價格的同時，納粹德國還對交不起房租以至於面臨無家可歸境況的貧困人口有特殊照顧。《德國法院執行報》曾表示：一個具有社會責任感的法院執行人員，不會允許她的民族同胞中最貧困者被拋棄在完全的貧困中，更不允許將他們最後的財產連同他們對保護他們的國家所寄予的信任和他們對祖國的愛一齊奪走。在這個國家他們有權相信，他們至少能夠維繫正常的生活。這反應出了當時納粹德國政府對於房東與租戶經濟糾紛的解決思路，使其在司法實踐中更加偏向於處於弱勢的貧困人口。同時，黨衛軍報紙《黑色軍團》也提出：要從法律上保護正直和值得保護的承租者，以對抗來自房東的惡意刁難行為以及專橫的解約行為。

　　除了上述兩點直接措施外，減小失業率的努力也側面但更加根本性的解決了住房難的問題。即，如果一個人失業，那麼他和他的家庭將肯定交不起房租，交不起房租的失業人口就一定會流落街頭。為了促進就業，納粹德國進行了一項較為龐大的公共工程建設計劃，包括醫院、學校、體育場、高速公路等，這些公共工程建設至少為8萬人提供了就業機會。

　　同時，納粹德國還開始了重新武裝。1933年，德國用於坦克、飛機和艦船生產的預算僅為35億帝國馬克，而到了1939年，這一數字飆升到了260億帝國馬克。龐大的軍備重整計劃吸納了大量適齡人口從軍，形成了隱性就業（1939年德國約有140萬軍隊），還大幅拉動了鋼鐵、煤炭、石油、化工等產業的就業。據英國戰後估計，重整軍備為納粹德國提供了數百萬個工作崗位。

　　最後，納粹德國還進行了工作崗位的再分配。他們先是以經濟獎勵鼓勵女性脫產，這不僅可以實現“亞連人口增長”還可以將就業機會讓給男性。這使得當時每個德國家庭都大致能有至少一個人參加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貧困家庭的數量。其次，他們還在1933年開始解僱猶太公務員、律師和教師，這些就業機會也被非猶太人填補。自1938年開始，納粹黨又收繳了猶太人的產業，解僱了猶太勞工，將這些產業收歸國有，並以此向非猶太人提供就業機會。在一系列的措施下，1937年，德國失業率就達到了一個很低的水平。1939年，納粹德國宣布他們徹底消滅了失業。

　　限制房租和消滅失業在很大程度上消滅了無家可歸。但這無法解決房屋的供需問題，想要完全消滅無家可歸的問題，還必須在供給端增加住房的數量。由於對房東較為不利的政策（納粹德國後來甚至重新開始徵收房租稅）以及對貸款（猶太行為）的徹底打擊，房屋新增的速度實則趕不上人口新增的速度。而既然鼓勵有產階級蓋新房拿來出租是不可能的（猶太行為），那麼納粹德國就只能通過國家手段新建住房，並將其以較低的價格租給人民。這個計劃被稱為人民公寓，Volkswohnungen。這個概念與後來的大眾汽車，Volkswagen一樣。前者是讓人民都住得起公寓，後者是讓人民都開的上汽車。

　　在建造時，納粹德國政府嚴格限制每套人民公寓的成本為3500帝國馬克。這大幅低於一般的公寓施工預算，不過此時已經被納粹黨收編為國家機器一部分的容克資本家已經沒有了反抗的能力和欲望。只得政府怎麼說，他們怎麼做。不過，作為妥協，納粹德國還是在設計層面進行了大膽的創新以降低公寓的建造成本——一層三戶。在魏瑪共和國時期，所有的公寓設計均為一層兩戶，因為超過兩戶會導致中間的那一戶不能南北通風。而在採用了一層三戶的設計後，相同公攤面積下的戶數增加了三分之一，同時滿足了造的快和省錢的需求。

　　既然是人人都開的上的汽車，那勢必是生活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人民公寓也是一樣，其設計極其務實。每一戶的面積約為56平方米，採用標準的兩室一廳一廚設計，衛生間則是多戶共用的（一些大戶型有獨立衛生間）。每一套人民公寓能夠滿足一家兩個成人和三四個孩子的基本生活需求。我們所熟知的兩室一廳一層三戶的老小區，很可能就是從東德借鑑來的戰前設計。在家裝家具方面，也都採用了非常簡單的膠合板可拆卸、可摺疊設計，方便短時間內以較低的成本大量生產。

　　在1936年至1939年間，納粹德國新建了大約10萬套人民公寓。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房屋供需緊張的問題。不過可惜的是，1939年德國發動二戰後，人民公寓的建設也就隨之停止了。這些建成的公寓以大約每月50帝國馬克的價格租給德國的民眾，每年的租金大約600帝國馬克。相對較為低廉的租金使得收入比魏瑪共和國時期更低的工人階級（納粹德國需要幫助容克資本家壓榨工人使其獲得更多的利益，讓容克資本家有更多的錢來讓他們收繳，並以此應付戰爭支出）也能支付得起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