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外交政策》雙月刊網站9月6日發表題為《一個世紀後，人們將如何看待“9·11”事件》的文章，作者系哈佛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斯蒂芬·沃爾特。文章稱，“9·11”事件對子孫後代的意義更多地取決於美國和其他國家從這一天開始做些什麼。全文摘編如下：

　　等到100周年紀念日時，人們將如何看待“9·11”恐怖襲擊？它會被視為一個戲劇性但歸根結底微不足道的悲劇，還是一個從根本上改變了美國和世界政治軌跡的轉折點？未來幾代人會把這一天視為潛在趨勢的生動體現、一系列災難性外交政策失誤的催化劑，還是長期影響相對有限的一次性孤立事件？或許我們唯一能斷言的是，它的意義取決於由誰來做解讀。

　　我至少可以想到兩種截然不同的廣泛可能性（外加第三種未知因素）。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哪種可能性最接近真相與20年前發生了什麼沒有太大關係，而與當時對它作出的反應關係重大。

　　“9·11”事件或被視為加速美國衰落的重大事件，原因是美國領導人選擇了災難性的應對方式。

　　布朗大學的“戰爭成本核算”項目顯示，全球反恐戰爭最終花費了美國約8萬億美元。即便分攤到許多年，這也是一筆巨款，原本可以用在研發、基礎設施建設、教育、醫療或者國家實力的其他任何要素上。

　　其中大部分錢花在了可打可不打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以及幾場規模較小的衝突上。全球反恐戰爭也大大分散了人們對一系列更廣泛戰略擔憂的注意力。

　　此外，對“9·11”事件的反應在美國國內產生了深遠的負面影響。在短暫爆發愛國主義情緒後，這場戰爭加劇了國內分裂、仇外心理和對有色人種的更廣泛恐懼，從而強化了處於特朗普主義（而且越來越多的是共和黨本身）核心的白人至上主義。

　　這種假想還假設，美國未能從過去20年當中吸取正確的教訓，也無法扭轉目前威脅其“民主”制度核心的黨派死亡螺旋。美國沒有重新喚起國民的使命感，沒有在文化日益多元的社會內部恢復團結，政治精英沒有再度致力於共同福祉，而是淪為一個充滿仇恨的國家。

　　在這個不幸的未來，美國人不再共同努力為所有人做大蛋糕，而是最終圍繞各自的份額爭吵不休。如果發生這樣的事情，加上外交政策上的更多失誤，對手就很容易在快車道上像一陣風一樣超越美國。

　　選項一併非不可避免。還有另一種假想。

　　反過來，假設美國再次振作起來，人們將如何看待“9·11”事件？這種假想首先承認美國的持久優勢。

　　與其他大多數富裕國家不同，美國人口在本世紀剩餘的時間裡將繼續增長。儘管研發預算不斷縮水，但美國經濟仍是許多關鍵領域的創新引擎。美國仍然處在比其他所有潛在大國有利得多的地緣政治環境中。

　　當然，這種假想假設美國國內政治目前的狂熱狀態最終會消退，進步主義的新時代限制了金錢在政治中的腐敗影響。回歸明智和中間路線的移民政策將再次使美國能夠從其他國家吸引有才華、有活力和有創業精神的移民，並且逐步把他們變成美國人。美國白人適應了自己作為相對多數而不是絕對多數的地位。創新繼續推動經濟增長，減少了用於不必要戰爭的資金。政治改革徹底消除了當前侵犯投票權的現象，並且恢復了政治問責制。美國的大戰略放棄對霸權的徒勞追求，回歸了現實主義原則。諸如此類。

　　按照這種假想，到2101年，“9·11”事件將成為在世美國人的遙遠記憶。它將被視為孤立的悲劇，導致了一些不幸的反應，但並沒有對美國在世界上的總體地位造成持久損害。

　　然而，至少還有另外一種顯而易見的可能性。如果事實證明，有關氣候變化的最可怕預測是正確的，那麼未來80年，人類生活將發生一系列變化，使得“9·11”事件及其引發的全球反恐戰爭看起來像是小事一樁。如果沿海城市被淹沒，島國消失，世界上大片地區由於炎熱和潮濕的致命組合而變得無法居住，數億人因為拼命求生而開始遷徙，那麼我們的後代就沒有時間也沒有意願去反思恐怖襲擊。

　　總之，“9·11”事件對子孫後代的意義更多地取決於美國和其他國家從這一天開始做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