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11之後的星期五，喬治·W·布什總統走訪了紐約市的廢墟，那裡後來以“歸零地”（Ground Zero）之名為世界所知。

　　當小布什對救援人員講話時，後者通過擴音器大喊，他們聽不到他的聲音。隨後，他轉向他們，開始即興演講。“我能聽到你的聲音，”他喊道，“全世界都聽着你的聲音，當我們找到那些撞倒這些建築物的人時，他們很快就會聽到我們所有人的聲音。”每個人都怒吼了起來。

　　在當天晚些時候的祈禱儀式上，小布什概述了未來任務的明確目標：“我們對歷史的責任已經很明確——對這些襲擊做出回應，並清除世界上的邪惡。”

　　兩天后，副總統迪克·切尼現身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的《與媒體見面》（Meet the Press）欄目，給出了自己的復仇承諾。“不過，我們也必須做些有點陰暗面的工作，如果你願意的話，”他告訴主持人蒂姆·拉塞特（Tim  Russert），“我們必須在情報界的陰影中度過一段時間。如果我們要取得成功，這裡需要做的很多事情都必須安靜地完成，沒有任何討論，使用我們情報機構可用的資源和方法。”他補充說：“那就是這些人所運作的世界，因此我們必須使用任何可用的手段。”

　　回想起來，切尼那天早上的評論，決定了美國在接下來的二十年裡對2001年恐怖襲擊的反應，因為美國擁抱了“陰暗面”來展開一場鬥爭。它無所不包、不遺餘力，是全社會、全政府的，用來針對歷史上排得上號的邪惡力量之一。它很快就被稱為“全球反恐戰爭”，用政府的話說，叫“GWOT”。

　　這是一個巨大的誤判。

　　2001年9月11日的事件成為美國近期所有歷史的轉折點，重塑了全球的聯盟關係，改組了美國政府，甚至改變了日常生活的感覺，因為安全檢查站和建築物內的磁探儀數量激增，而防護樁像野葛一樣在美國的街道上發芽。

　　我是一部9·11口述史的作者。我的另外兩本書記錄了那天如何改變了FBI的反恐行動和政府的“世界末日”計劃。

　　今年的大部分時間，我都在製作一個播客系列，聚焦於那些與襲擊相關的揮之不去的問題。

　　一路做下來，我已經採訪了在襲擊發生前追捕奧薩馬·本·拉登和基地組織的卡桑德拉式的聯邦調查局特工；紐約、華盛頓和賓夕法尼亞州的急救人員和襲擊倖存者；當時躲在白宮地下掩體，以及後來疏散到弗吉尼亞鄉村的政府官員；9·11當天與總統一起乘坐空軍一號的乘客；以及十年後殺死本·拉登的海豹突擊隊隊員。我還採訪了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和國家情報局的局長；中央情報局秘密站點的審訊者；以及在伊拉克那個掩蔽洞裡找到薩達姆·侯賽因的人。

　　當9·11事件20周年之際，我無法逃避這個令人悲哀的結論：美國——既作為一個政府，也作為一個國家——在我們的反應中，無論是大問題還是小問題，幾乎在每件事上都做錯了。

　　全球反恐戰爭取得了兩個關鍵的勝利：基地組織的核心組織再也沒有襲擊美國本土，其領導人本·拉登在襲擊發生十年後的一次非常成功的秘密任務中被追到並殺死。

　　但是，美國對自己目標的定義要廣泛得多，而從幾乎任何其他衡量標準來看，反恐戰爭都削弱了這個國家——讓美國人更加害怕、不那麼自由、更容易把自己的道德拿來妥協，並且在世界上更加孤立。

　　那一天最初在美國人之間創造了無與倫比的團結感，現在卻已成為不斷擴大的政治兩極分化的背景。

　　這個國家的失敗始於襲擊發生的最初幾個小時，一直持續到今天。事後很容易看出我們是在何時如何出錯的。但更難理解的是，我們如何才能把事情做好——如果有可能的話。

　　作為一個社會，我們屈服於恐懼。

　　2001年9月11日最能反映問題的部分，是在世界貿易中心的第一次撞機時間（上午8點46分）和第二次撞機（上午9點03分）之間的間隔。在這17分鐘裡，這個國家的純真都表現出來了。

　　早上8點49分，全國的電視直播了第一次撞機的後果。雖然許多看到這些畫面的美國人很震驚，但仍然在早上的時候繼續生活。

　　在紐約，通勤渡輪的船長彼得·約翰森（Peter Johansen）回憶起，他後來如何停靠在華爾街碼頭的終點站，每一位乘客都下船走進曼哈頓下城，儘管文件和碎片從受損的北塔上傾瀉而下。

　　在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康多莉扎·賴斯給在佛羅里達州的小布什打電話。他們討論了撞機事件，並一致認為這很奇怪。但賴斯按原定計劃在上午9點舉行員工會議，小布什則走進艾瑪·E·布克小學的教室，宣傳他的“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教育議程。

　　小布什在小學裡，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在聯邦調查局，新上任的局長羅伯特·穆勒實際上正在聽取關於基地組織和2000年科爾號驅逐艦爆炸事件的簡報，當時一名助手打斷了他們，告知第一次撞機的消息。他看着窗外湛藍的天空，不知道在這樣晴朗的日子裡，飛機怎麼會撞到世貿中心。

　　這些沉默的反應今天看來似乎不可思議，但完全適合在那個9月早晨的美國。十年前冷戰的結束據說終結了歷史。今天走進比爾·克林頓在小石城的總統圖書館，會驚嘆1990年代的一切似乎都是那麼的低風險。

　　但是在第二次撞機，以及隨後在五角大樓和賓夕法尼亞州尚克斯維爾郊外田野的的事故後，我們的政府驚慌失措。真的沒有其他詞可以描述。

　　恐懼在指揮系統中蔓延。切尼在第二次撞機後的幾分鐘內被趕到安全地點。他後來反思道：“從那以後的幾年裡，我聽到有人猜測，我在9·11之後變了一個人。我不會那樣說。但我會坦率地承認，在白宮的地下掩體中目睹一場針對我們國家的、精心協調的毀滅性襲擊，會影響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責任。”

　　最初的恐懼似乎是頗有根據的。專家警告說，全國可能會出現第二波襲擊，基地組織的潛伏小組也會活動。幾周之內，神秘的炭疽粉郵件開始襲擊佛羅里達、紐約和華盛頓，有的人感染了，甚至還有人死亡。整個國會辦公樓都被身穿防護服的政府官員封鎖。

　　對普通公民而言，世界突然看起來很可怕——在情報簡報室那些緊閉的大門之後，事情甚至更糟。我們國家領導人依靠對情報的仔細篩選來做出決策，但這套失敗了。對聯邦執法機構和情報機構“未能把點點滴滴聯繫起來”的批評盛行於世，此後，每個人都分享了一切——每一條線索似乎都被視為事實。

　　詹姆斯·科米曾在9·11後的某些瘋狂時期擔任司法部副部長，他在2009年告訴我，他對每天出現在總統辦公桌上的未經證實的情報感到震驚。

　　“當我開始做這些工作的時候，我相信那些情報信息像一條巨大的消防水帶，從美國政府的底層往上傳，隨着它一層一層地上升，逐漸減少，直到在最頂層，總統可以直接引用這股清爽、細小的泉水，”科米說，“我震驚地發現，在9·11之後，消防水帶只是一層一層地向上傳遞。每天早上，消防水柱都擊中了聯邦調查局局長、司法部長，然後是總統。”

　　根據9·11之後不久的一份報告，恐怖分子成功地走私了一枚核彈，隱藏在匹茲堡和費城之間的某列火車上。事實證明，這條線索來自一位線人，他在烏克蘭的一個洗手間裡誤聽了兩個男人之間的談話——換句話說，來自一場可怕的全球範圍內的“聽電話，別傳錯”遊戲。數周后，小布什會在簡報會議上問：“這是又一起烏克蘭小便池事件嗎？”

　　甚至被證偽的陰謀情節也增加了這樣一種印象，即美國被一個陰暗的、無情的、到處存在的敵人持續不斷地攻擊。

　　小布什政府並沒有認識到，實施了9·11襲擊的極端主義組織，其成員身份是可以識別的，其意識形態是獨特的，而且只是利用了美國安全系統中可修復的缺陷。相反，他們讓國家開始了一項模糊的、最終是災難性的探索，以讓世界擺脫“恐怖”與“邪惡”。

　　當時，一些評論員禮貌地指出了傾向於這種模糊概念的危險，但被9·11事件所震驚的美國公眾似乎渴望一個懷有更崇高目標的大膽回應。

　　記者羅伯特·德雷珀（Robert Draper）寫了本新書——《開始戰爭》（To Start a War），講述了小布什政府從阿富汗到伊拉克的謊言、迷惑和自欺欺人的歷史。正如他在書中所寫：“在9·11的餘震中，搖搖欲墜的美國發現自己靠那些直言不諱的強勢男性穩定了下來，他們眼角帶着皺紋，有着鎮定自若的確信，那似乎是全國恐慌的唯一解毒劑。”

　　第二架飛機於9點03分撞擊大樓，在全國數百萬台電視機上直播。這一撞，揭示了美國人對我們世界的理解存在巨大的鴻溝，在任何事情、每件事情上都存在——謹慎和偏執、自由國際主義和報復性軍國主義，中東民主化的使命和軍事僵局中越來越無意義的作戰。而這些可能會以共同的國家目標的名義傾瀉出來。我們領導人的極度恐慌和我們敵人在組織上的不規則性，導致了一系列悲慘的選擇。

　　我們選擇了錯誤的方式尋求正義。

　　在9·11之前，美國有一套深思熟慮的、符合憲法且經過驗證的針對恐怖分子的劇本：他們在世界上任何可能被發現的地方被逮捕，在常規聯邦法院受審，如果被定罪，則被送入聯邦監獄。

　　1993年世貿中心爆炸案的主謀？在巴基斯坦被捕。1998年炸毀大使館的人？在肯尼亞、南非和其他地方被捕。

　　就在9·11當天早上，在瑞典，聯邦調查局特工逮捕了一名與襲擊科爾號驅逐艦有關的基地組織策劃者。

　　對新襲擊的策劃者和共犯的追捕，本可以在民事法庭進行類似的處理。法庭對公民自由的保護將向世界展示，即使是最惡劣的邪惡分子也能在法律下得到合理公正的對待。

　　相反，在2001年11月13日，小布什總統在一項行政命令中宣布，那些在反恐戰爭中被圍捕的人不會被視為罪犯，甚至不會被視為戰俘，而是作為模糊類別的一部分，如後來眾所周知的，被稱為“敵方戰鬥人員”（enemy combatants）。

　　雖然公民自由主義者警告說前方有一條黑暗的道路，但美國人面對新方法的問題似乎不僅不屑一顧，而且還接受了無拘無束的對恐怖分子的回應方式。

　　《反恐24小時》是一個地緣政治生活倒過來“模仿”好萊塢的奇特案例。就在布什為反恐戰爭定下新基調時，基弗·薩瑟蘭的這部反恐劇首映。該劇分秒必爭的倒計時劇情和頻頻越界的主角告訴美國人，制止邪惡意味着做惡，折磨嫌疑人會有所得，並能挽救生命。福克斯的這部劇大獲成功，其生動的暴力和酷刑是吸引觀眾的一個關鍵賣點。

　　在該劇首映後的幾周內，中央情報局實際上採用了薩瑟蘭的方法。該機構在世界各地設立“秘密站點”，關押恐怖嫌疑人並強迫他們開口。

　　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創建了關塔那摩監獄，並公開慶祝。他主張，古巴的這一小塊土地超出了美國法院、人身保護令和正當程序的管轄範圍。

　　政府將經驗豐富的FBI審訊人員從組裡剔除，取而代之的是年輕、未經訓練的軍人和中央情報局的審訊人員。

　　間諜機構從外界聘請了心理學家，他們設計了殘酷且科學上並不可靠的技術——包括毆打、強迫裸體、飲食控制、感官剝奪，將囚犯鎖在壓迫性的位置數小時，將他們關在模擬棺材中，剝奪他們的睡眠，把他們往牆上扔，並對他們施以水刑——美國稱之為“強化審訊”，其他人都會稱之為酷刑。

　　所有這些都不是在《反恐24小時》舉世聞名的倒計時劇情里進行的；這些審訊大多在囚犯首次被拘留後數月甚至數年才開始。

　　9·11事件發生20年後，尚不清楚這些酷刑項目是否產生了一條有意義的情報。美國參議院的一項調查後來確認，酷刑被用於數十名由中央情報局拘留的人員。

　　我們在關塔那摩折磨了被中情局拘留的人，以及“敵方戰鬥人員”，無論他們看上去是否掌握有用的情報。類似的虐待發生在伊拉克的阿布格萊布監獄，獄警對囚犯進行性虐待和羞辱。

　　這個時代的道德污點是如此明顯，以至於伊拉克的基地組織——最終演變成殘酷的伊斯蘭國，後來用這個形象來對付我們——讓他們自己的囚犯穿着關塔那摩般的橙色連身衣遊街。

　　然而，無論如何，美國領導人繼續接受這種方法。米特·羅姆尼競選總統時承諾“再來一個關塔那摩”。軍隊或中央情報局的任何高級官員，都沒有對以我們的名義造成的死亡、墮落和虐待負責。恰恰相反，唐納德·特朗普總統甚至將曾在泰國監管一個秘密站點的吉娜·哈斯佩爾提拔為中央情報局局長。

　　與此同時，將恐怖主義案件從傳統的聯邦法院移出並將其送交軍事法庭，仍然沒有為9·11受害者的家人帶來任何了結。到目前為止，坐在關塔那摩的所謂的9·11策劃者都沒有受到審判。

　　哈利德·穆罕默德（Khalid Sheikh Mohammed）據稱是襲擊的策劃者，軍事法庭對他及四名共同被告的訴訟程序，仍處於預審階段。審判可能會在明年開始——或者在未來更久遠的某個時間開始。

　　與此同時，美國軍方每年花費數百萬美元在古巴維持一座關押中老年恐怖分子嫌疑人的監獄，它已計劃將在未來幾年把養老設施和臨終關懷加入監獄。這個信號表明，軍方承認正義不會很快到來。

　　《紐約時報》報道截圖

　　相比之下，傳統的聯邦法院多年來在審判恐怖主義嫌疑人方面被一再證明是成功的，其中包括扎卡里亞斯·穆薩維（Zacarias Moussaoui）——他是9·11事件中唯一被定罪的同謀者。

　　在國內，我們以錯誤的方式改組了政府。

　　在9·11襲擊事件發生數小時後，嚴重的政府失能開始成為焦點。中央情報局、國家安全局和聯邦調查局都忽視了這個陰謀。官僚主義的惰性和機構間的嫉妒阻止了情報共享，這類共享本來可能會擾亂迫在眉睫的攻擊。中央情報局甚至知道其中兩名劫機者，是已知的基地組織特工，就在美國境內。

　　次年3月，佛羅里達州的一所飛行學校甚至收到了移民歸化局的通知，稱它已經批准了9·11劫機者中兩人的簽證，其中包括頭目穆罕默德·阿塔。

　　美國的情報、反恐和執法系統需要徹底改革已經變得顯而易見。在最初的一些不情願之後，布什政府接受了圍繞“國土安全”的自上而下的聯邦政府改組。在襲擊發生之前，“國土安全”這個詞在美國人的生活中幾乎沒有出現過。

　　政府改組的某些方面被證明是成功的。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國家反恐中心和司法部新成立的國家安全處，總體上都在政府內部產生了積極影響。但最大的變化，即二戰以來最大規模的政府改組——國土安全部的成立，一直被證明是一個錯誤。

　　國會將有政治色彩的移民和邊境安全機構，與毫無爭議的應急管理項目，硬塞到同一個部里——這種設置使後者被忽視。

　　但除了有缺陷的官僚結構和組織圖之外，國土安全部還帶着錯誤的基因。與司法部不同，它沒有植根於尊重法治的制度文化。新部門沒有浸淫在美國自由和開放的傳統里，成立它的目的，就是通過“它會傷害我們嗎”的視角來看待一切。

　　這種腐蝕性的心態在移民和邊境控制問題上變得尤為明顯，因為歡迎新公民、新家庭的文化轉變為質疑和懷疑的文化——尤其是如果你碰巧有深色皮膚。

　　國土安全部幫助建立了數十個所謂的國家融合中心（state fusion centers），這些很少受到審查的實體表面上促進多級政府之間的情報共享，但實際上針對的是例如反戰組織成員等遠非恐怖分子的人。

　　該部門還加快了地方和州警察部門的軍事化進程，這些部門將自己重新塑造為美國本土恐怖襲擊的潛在的一線響應者。數十億美元的國土安全部資金湧入美國的城市和小鎮，加上五角大樓的項目，為警察提供了戰爭武器——重裝甲軍車、步槍、榴彈發射器和其他戰術裝備。

　　不難得出結論，我們國家的警察從當地的守護者轉變為全球反恐戰爭的戰士，在警官和他們巡邏的社區之間造成了更大的距離，並加劇了引發“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的緊張局勢。

　　同樣，移民和海關機構在9·11之後形成的激進的、政治化的執法方式，引發了以“廢除ICE”為主要形式的反擊。（觀察者網註：ICE即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美國移民海關執法局。）

　　只有二十年前那個星期二早上9點03分的震驚，才能解釋為什麼美國像弗蘭肯斯坦製造怪物那樣，拼湊了這麼一個內閣部級機構來抵禦恐怖分子。

　　國土安全部的一個部門，即新成立的海關和邊境保護局（CBP），經歷了一次迅猛的擴張，但執行的情況如此糟糕，以至於該機構成為與墨西哥邊境鄰接地區主要的腐敗威脅。新的特工和官員，還沒有完成對他們的背景調查，就被派了出去。（“我們犯了一些錯誤，”一位CBP專員在2015年告訴我，“我們後來發現，確實僱傭了卡特爾成員。”）

　　即使在今天，CBP仍將其使命稱為“在促進合法的國際旅行和貿易的同時，將恐怖分子及其武器拒之門外”。但隨着移民因為躲避暴力而逃離中美洲，它的特工發現自己主要在南部邊境從事相當於人道主義任務的工作。資源、培訓和人員的這種不匹配，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國土安全部員工的士氣遠低於整個聯邦政府。

　　去年夏天，在圍繞喬治·弗洛伊德被謀殺的抗議活動之後，國土安全部的特工和官員在全國範圍內胡作非為。聯邦官員在俄勒岡州波特蘭的街道上抓走公民，然後把他們塞進沒有標記的出租貨車上。此類事件過於鮮明地揭示了在全國焦慮的時刻創建新的執法官僚機構的危險，實際上是將恐懼永遠寫入法律。

　　在國外，我們揮霍了世界的善意。

　　在9·11之後的那段時間裡，一個罕見的亮點是，世界各地的人們對襲擊我們的反應就像是他們也受到了襲擊一樣。但從那時起，美國在反恐戰爭中所採取的幾乎每一步都讓我們失去了朋友。

　　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所犯的軍事和外交錯誤事後回想起來是如此明顯，而且其他人已經如此徹底地記錄下來，因而無需在此贅述。

　　在阿富汗，一開始似乎註定是一場非凡的勝利。在我們入侵的幾周內，也就是2001年秋天，美國正在贏得一場有限的、集中的戰爭，但小布什政府轉而入侵伊拉克。這一戰爭決策的正當性並不明確，和政府的許多其他決定一樣，基於糟糕的情報和散布恐懼。儘管在兩國花費了數萬億美元，而且流了太多的血，但在伊拉克的崩潰也導致了在阿富汗的失敗。

　　同時懷着憤世嫉俗的情緒與對現實政治的考量，我們依賴盟友——尤其是埃及、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這讓我們的戰鬥更加血腥，代價也更高。他們自己的官員資助甚至窩藏了我們正在打擊的恐怖主義網絡。這些國家殘酷腐敗的政府道德敗壞，以至於成為伊斯蘭極端分子招募新成員的海報。

　　在阿富汗，我們與可怕的人——掠奪社區，洗錢，偷走美國納稅人的錢，販運毒品，與我們應該與之戰鬥的人進行幕後交易的軍閥和腐敗政客——共同“奮鬥”。

　　在阿富汗總統的兄弟於2011年被暗殺後，《衛報》稱阿富汗南部的“黑手黨”是“腐敗、奸詐、無法無天、自相矛盾、屈從的和迷人的”——而這甚至還不是那個因涉嫌腐敗而被美國檢方積極調查的兄弟。我們縱容強姦兒童，我們支持的政府從不反映人民的意願，而且在本國公民看來如此不合法，以至於隨着今年夏天美軍撤出，它在幾天內就垮台了。它的領導人是最先逃離的人之一。

　　我們選錯了敵人。

　　值得記住的是，小布什總統最初努力確保打擊基地組織的鬥爭不被視為對伊斯蘭教的戰爭。“美國的敵人不是我們的許多穆斯林朋友，”他在2001年9月20日國會兩院聯席會議前的全國講話中說，“不是我們的許多阿拉伯朋友。我們的敵人是一個激進的恐怖分子網絡以及支持他們的每一個政府。”

　　但他也擴大了鬥爭範圍，包括擊敗“全球範圍內的每一個恐怖組織”，並將其扁平化為文化價值觀的衝突。他在對美國人民的講話中宣稱，“美國人在問，‘他們為什麼討厭我們？’他們討厭他們在這個會議廳看到的東西：一個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他們的領導人是自封的。他們憎恨我們的自由：我們的宗教自由、我們的言論自由、我們的投票和集會自由以及彼此不同意的自由。”

　　時間，加上基督教福音派領袖和保守派政治家的激烈言論，混淆了美國並未與伊斯蘭教交戰的信息，特別是當美國對基地組織成功的打擊，演變成一場針對諸如基地組織阿拉伯半島分支和伊斯蘭國等的長期戰鬥。

　　仇外心理很快壓倒了領導者心中“好天使”的那一面，尤其是在右翼。這場戰爭開始時，針對的是可識別的特定意識形態團體——那些人被世界各地的其他人所譴責，其成員可能只有大約一百名鐵杆信徒，卻演變成一場更廣泛的打擊“恐怖”的鬥爭，額外的懷疑會落在成千上萬，然後是數十萬人的頭上。

　　儘管反恐戰爭迅速削弱了任何伊斯蘭極端主義組織，使他們無法再進行像9·11那樣重大、令人驚嘆的襲擊，但它所創造的心態毒害了美國及其政治。針對穆斯林的仇恨犯罪激增——針對錫克教徒的仇恨犯罪也激增，因為人們太懶惰或有過多敵意，根本不想去理解其中的區別。

　　在隨後幾年，仇視伊斯蘭教的培訓將在FBI和軍隊內部激增，至少直到它們被媒體曝光為止。2008年，共和黨發言人錯誤地暗示巴拉克·奧巴馬是一名隱秘的穆斯林——仿佛僅憑地球上十億人所信奉的這種信仰，就應該取消候選人的資格。

　　對穆斯林的妖魔化助長了唐納德·特朗普欣然接受的“出生主義”，他藉此進入共和黨基層的心靈，贏得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提名，並利用一個引發對移民恐懼的平台——伊斯蘭國和恐怖分子——贏得白宮。

　　與此同時，儘管最初談論的是將邪惡從世界上驅逐出去，但全球反恐戰爭似乎只關注伊斯蘭極端主義，這導致忽視了其他積極殺害美國人的威脅。

　　自9·11事件以來的20年裡，數以千計的美國人死於大規模槍擊案的殺手們——而不僅僅是那些我們在2001年發動戰爭所要反對的人。受害者包括教堂、猶太教堂和寺廟裡的禮拜者；在購物中心、電影院和沃爾瑪里的人們；大學和社區學院的學生和教師；護士學校的教授；小學、初中和高中的孩子；阿米什學校（觀察者網註：阿米什人自18世紀初遷居美國至今，一直恪守古老的宗教傳統，遠離和規避主流社會與現代文明）和明尼蘇達美洲原住民保留地的兒童；近60名音樂會觀眾在拉斯維加斯的酒店窗戶被機槍打死。但這些屠殺都不是由我們花費大量時間和金錢來打擊的伊斯蘭極端分子所為。

　　自9·11以來，被國內恐怖分子殺害的美國人多於被外國恐怖分子殺害的美國人。政治壓力使國家安全官員無法將注意力和資源重新集中在白人民族主義者、武裝民兵和其他因反恐戰爭的反移民、反穆斯林情緒而激發的日益增長的威脅上。

　　兩次撞機之間的那17分鐘延遲——在這段短暫的時間裡，上班路上的人抬頭看着從北塔升起的濃煙，仍然繼續他們的一天——體現了今天完全無法辨認的那個紐約和美國。

　　和這個場景做下對比：2019年夏天時代廣場上，一輛摩托車回火了。人群逃離；僅僅聽到一聲長長的爆炸聲，成千上萬的人就會逃命。我們在9·11之後做出的選擇腐蝕了我們的民族心理和政治，我們是一個可怕而分裂的國家。恐懼加劇了分裂，而槍支銷量猛增。

　　CBS報道回火事件的視頻截圖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我們發現自己正在與一個躲在暗處的、不斷變化的敵人進行另一場戰鬥。在過去的18個月中，冠狀病毒每三天殺死的死亡人數相當於9·11事件的死亡人數。總死亡人數超過了懷俄明州的總人口。

　　美國政府的反應至少有一部分是堪稱典範的：創新和有效的抗病疫苗已經開發、批准並以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速度免費提供給大多數美國成年人。然而，新冠病毒危機非但沒有將我們拉到一起，反而將美國人推得更遠。歷史學家總有一天會研究這一刻，並想知道我們的社會如何變得如此支離破碎，以至於無法應對一場危機，從技術上講，我們本已做好了應對的準備。

　　不幸的是，答案很簡單：我們面對當前的危機時幾乎沒有9·11事件最初創造的希望、善意和團結，而這一現實與2001年時主導美國對襲擊反應的恐懼和懷疑密不可分，並產生了長期的悲劇後果、憤世嫉俗的選擇和有毒的政治。

　　二十年後回首，我無法逃避的結論是，我們在9·11後最終與之戰鬥的敵人是我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