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韓國，航母一直被認為是應對朝鮮威脅最無效的海軍武器之一。因此，在韓國海軍及其支持者中形成了頗有說服力的邏輯，即發展航母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藉助外部變量。這樣一來，也就影響了韓國對航母作用的認識和理解。事實上，航空母艦在朝鮮戰爭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在韓國卻很少有人了解航空母艦在戰爭中的作用。隨着韓國航空母艦計劃被正式納入國防中期計劃，有必要重新審視被人們遺忘的戰爭教訓。

　　朝鮮戰爭初期航母的作用

　　開戰初期朝鮮的急速南進與美國空軍力量使用上的局限

　　朝鮮戰爭爆發時，美國能夠動員到韓半島的空軍力量有隸屬於遠東司令部（Far East Command）的第5航空隊（Fifth Air Force）、第13航空隊（Thirteenth Air Force）和第20航空隊（Twentieth Air Force）。但是，在遠東空軍所屬的1172架飛機中，可以立即投入作戰的只有第5航空隊的650多架飛機。從當時的情況來看，第13航空隊和第20航空隊主要負責菲律賓和沖繩地區的空中防禦任務，根本無法動用。至於第5航空隊，還要擔負在日本地區的空中作戰任務。因此，必須有一部分飛機處於緊急待命狀態，以應對蘇聯的空中突襲（Y’Blood，1999，pp.20-22）。

　　當時，第5航空隊的主力戰鬥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登場的F-80流星（Shooting Star）噴氣式戰鬥機。問題是，當F-80戰鬥機滿載武器和燃料時，作戰半徑只有225英里（約360千米）。如果從日本起飛，F-80戰鬥機在韓半島的作戰勢必會受到諸多限制。考慮到這一實際情況，第5航空隊司令帕特里奇（Lt。 General Earle E.Partridge）中將希望開戰初期將第5航空隊的飛機展開部署至韓國。為此，7月初，他派出調查團核實首爾以南地區各機場的實際情況。當時，由於朝鮮人民軍的快速南進，大部分的機場實際上已無法使用。6月末，因朝鮮軍隊進入漢江以南地區，曾被美空軍用作運輸基地的金浦和水原基地已無法靠近。7月初，位於平澤、大田及群山的機場同樣被朝鮮人民軍占領。這樣一來，韓國境內可使用的機場只剩下大邱（K-2）、浦項（K-3）和釜山（K-1）（Futrell.1983，p.109）。

　　而且，這三個機場的跑道狀況都比較糟糕。當時，大邱機場雜草叢生，遍地碎石，跑道上布滿了很深的彈坑。浦項和釜山機場的情況甚至比大邱機場還要惡劣。大邱機場不需要大規模修繕，在短時間內還是能夠恢復使用。浦項機場大約需要10天左右的修復時間，至於釜山機場因跑道條件太差，很難立即投入使用（Futrell，1983，pp.95-97，109-110）。

　　考慮到這三個機場尚不具備美空軍噴氣式戰鬥機起降的長跑道（Knott，2007，p.295），遠東空軍司令部決定向已在一定程度上修復完成的大邱和浦項機場部署P-51野馬（Mustang）螺旋槳戰鬥機，並向大邱和浦項各展開了1個P-51大隊（Futrell，1983，pp.95-97）。此外，還決定將跑道狀況非常差的釜山基地用作飛機緊急降落（emergency landing）和進行少量空運的基地（Futrell.1983，p.110）。

　　也就是說，韓半島內當時沒有適合噴氣式飛機使用的機場，美遠東空軍主戰飛機F-80隻能從日本基地起飛赴韓半島執行作戰任務。根據羅伯特・F・富特雷爾（Robert F。 Futrell）的研究，到1950年7月中旬為止，F-80戰鬥機出動非常頻繁，占到美空軍飛行架次的70%（Futrell.1983，p.87）。但是由於兩地的距離限制，F-80的作戰效能受到很大制約。飛機從距離韓半島最近的板付（Itazuke）基地起飛，到達漢江流域的直線距離是310英里（約500千米）。因此，哪怕F-80不掛載火箭彈和炸彈，僅攜帶50口徑機炮，在漢江空域停留的時間最多也只有15-20分鐘（Futrell.1983，p.27，31）。

　　戰線在洛東江附近形成後，戰鬥機的作戰距離減少到150英里（約240千米）。但是為了支援地面部隊作戰，F-80還需掛載火箭彈和炸彈，在戰線附近的活動時間依然只有15分鐘左右。其結果，很多F-80飛行員就“如同賽場上蒙着眼睛的拳擊運動員”，在沒有確認目標的情況下，匆忙之中投下炸彈，然後迅速返回日本。在很多情況下，飛機因燃料不足，只能無動力着陸（dead-sticklanding），或在飛抵基地之前飛行員緊急跳傘（bailed out）（Futrell.1983，p.87）。當時的第5航空隊副司令汀布萊克（Maj.General Edward J.Timberlake，Jr。）在談及新型噴氣式戰鬥機F-80薄弱的武器搭載能力和續航距離時曾表示，1架以大邱為基地的老舊螺旋槳戰鬥機F-51發揮的作用，與4架以日本九州為基地的F-80發揮的作用相當（equivalent）（Futrell.1983，p.94）。從中也可以看出，在韓國沒有適合的機場，嚴重影響了F-80的作戰效能。

　　在戰爭初期，遭到遠東空軍猛烈轟炸的朝鮮軍隊迅速做出反應，採取了有效的對策，導致F-80的作戰效果越來越差。面對美軍的地毯式轟炸，7月末，朝鮮指揮部向一線指揮官再三強調“利用山路、掩體及夜間戰鬥”的重要性。這樣，對美軍飛行員來講，尋找隱蔽中的朝鮮軍隊成為最困難的一件事（金泰宇{音}，2013，pp.184-85）。朝鮮軍隊的這種戰術變化，使得F-80的作戰效能急劇下降。

　　當時，遠東空軍只能選擇“放棄F-80而增加部署可以掛載足夠武器且續航距離遠的舊式F-51戰鬥機”的方案。儘管所有人都知道F-51速度慢、防護力差，但是為了組織有效的轟炸，美空軍指揮部還是做出了利用航母從美國本土遠程投送145架F-51戰鬥機的決定。7月23日，這批F-51運抵日本。隨後，已部署少量F-51戰鬥機的大邱和浦項基地迅速得到增援（Hallion，1986，p.40）。

　　但是，隨着朝鮮軍隊的快速南下，美空軍使用的機場受到的威脅遠比預想的要嚴重得多。8月初，朝鮮軍隊進攻至洛東江防禦線附近，美遠東空軍不得不考慮從浦項和大邱機場撤出。在這一背景下，帕特里奇（Partridge）將軍取消了向韓國機場追加部署F-51的計劃，並於8月4日做出了從浦項和大邱撤出飛機的決定1。這意味着除了極其簡陋的釜山機場外，韓國已沒有能夠投入使用的機場。為了支援陷入空前危機的地面部隊，美空軍只能從日本派出戰鬥機執行韓半島作戰任務。而且，當時的朝鮮軍隊還在無意中發現了“控制（seize）敵軍機場”這一應對美軍轟炸最為有效的方法。1950年底，局勢已是岌岌可危，聯合國軍地面部隊亟需空中支援。在這種背景下，空軍力量在韓半島作戰的局限性，為海上移動機場航母和海上航空力量提供了“在韓半島作戰環境下證明其可用性和必要性”的重要機會。

　　洛東江戰線防禦、興南撤出及海上航空力量的作用

　　朝鮮戰爭爆發時，能夠立即投入韓半島的航母一共有2艘。1艘是美國第7艦隊（Seventh Fleet）所屬的“埃塞克斯”級（Essex）航母“福吉谷”號（USS Valley Forge），另1艘是英國遠東海軍（Naval Forces，Far East Command）所屬輕型航母“凱旋”號（HMS Triumph）。“福吉谷”號排水量27100噸，搭載包括F9F-2“黑豹”（Panther）噴氣式戰鬥機、F4U“海盜”（Corsair）螺旋槳戰鬥機、AD“空襲者”（Skyraider）螺旋槳戰鬥機在內的86架飛機。“凱旋”號排水量13000噸，搭載“螢火蟲”（Fairey Firefly）和“空襲者”等20多架螺旋槳戰鬥機（Field，Jr。，1962/2013，p.32）。

　　6月25日，位於菲律賓的“福吉谷”號和日本外海的“凱旋”號依據作戰命令6-50號（Operation Order 6-50）編成第77機動部隊（Task Force 77）。從6月29日開始，第77機動部隊受第7艦隊司令亞瑟·史儲伯（Vice-Admiral Arthur D。 Struble）指揮。7月4日，由2艘航母、2艘巡洋艦、10艘驅逐艦組成的第77機動部隊開始對平壤附近的機場、鐵路設施進行轟炸，航母編隊在韓半島的作戰行動正式拉開序幕（Cagle& Manson，1957/2003，pp.54-57）。

　　作戰初期，與空軍相比，航母編隊的作用不大，效果也並不明顯。到7月中旬為止，空中作戰的主要任務是轟炸朝鮮的機場、產業設施及朝鮮軍隊的主要交通線。在打擊這些固定目標的過程中，空軍憑藉大批戰鬥機和能夠攜帶大量武器的轟炸機（B-26，B-29）發揮了主導作用。相反，第77機動部隊可用的艦載機只有100多架，戰鬥力有限，且執行一段時間作戰任務後，還要返回日本重新補給物資。因此，很難確保航母編隊在韓半島戰區內的作戰可持續性2。

　　7月底，戰況慘烈，情況十分危急。在這一背景下，聯合國軍航空力量的使用由攔截作戰調整為對地面部隊的近距空中支援（CAS：Close Air Support），這意味着飛機只能將側重點放在對地面移動兵力的快速支援上。不但如此，7月中旬至8月初，停泊在聖地亞哥的“埃塞克斯”級（Essex）“拳師”號（USS Boxer）航母、“菲律賓海”號（USS Philippine Sea）航母及太平洋艦隊所屬護航航母“西西里”號（USS Sicily）、“培登海峽”號（USS Badoeng Strait）等4支航母戰鬥群緊急增援韓半島戰區，使得第77機動部隊可用的艦載機數量劇增。這樣一來，海上移動機場——航母在作戰行動中所占的比重大幅增加（Knott，2007，pp.296-301）。

　　在朝鮮軍隊的猛烈攻擊下，美第8集團軍（Eighth US Army，Korea）節節敗退，一直被逼退到釜山附近。7月23日，倍感危急的第8集團軍指揮部向第77機動部隊緊急求援，希望能得到近距空中支援（Cagle&Manson，1957/2003，p.68）。第7艦隊司令亞瑟·史儲伯迅速將“福吉谷”號和“凱旋”號派往東海（半島東部海域）。7月25日8時（韓國時間），從航母上起飛的艦載機僅用了20多分鐘就飛抵作戰區域，開始了朝鮮戰爭中的首次近距空中支援作戰（Cagle& Manson，1957/2003，pp.71-72）。

　　在當時的近距空中支援作戰行動中，與空軍的戰鬥機相比，美、英海軍所屬的航母艦載機在作戰時間、武器搭載能力、快速反應能力等方面占有絕對優勢。如前所述，由於韓國可用機場不足，美空軍主力戰鬥機絕大部分要從日本起飛，因此在搭載武器裝備和作戰時間上受到很大制約3。航母艦載機可以在戰線附近海域出擊，在武器裝備搭載能力與作戰時間上遠遠優於空軍戰機。作戰中，艦載機大量攜帶了可有效攻擊朝鮮軍隊坦克和裝甲車的最新式ATAR導彈及可實施大面積殺傷的凝固汽油彈（napalm）（Hallion，1986，p.49）。

　　不但如此，相比空軍戰鬥機，艦載機能夠更快地響應地面部隊的支援請求。據遠東軍司令部1950年底的研究結果顯示，空軍飛機從“接到支援請求—起飛—到達目標上空”所需時間最少為45分，平均達到67分鐘。與此相反，艦載機僅需要5-10分鐘時間。這意味着基於航母的近距空中支援體系在快速響應與應對方面，遠遠優於空軍（BooseJr。，2013，pp.119-121）。

　　正是由於艦載機的這種優勢特性，在支援地面部隊的作戰行動中，艦載機成為了當時最重要的空中作戰力量。也就是說，旨在防禦洛東江戰線的近距空中支援作戰是以航母艦載機為中心展開的（Blanchfield，2013，p.37）。8月至9月初，對洛東江戰線的空中支援全面展開。包括“拳師”號、“菲律賓海”號在內的第77機動部隊所屬航母艦載機為美第8集團軍提供空中支援，美海軍陸戰隊所屬“西西里”號和“培登海峽”號航母艦載機為美海軍陸戰隊和韓國軍隊提供空中支援，艦載機出擊總數達到4840架次。這些頻繁出動的航母艦載機有力打擊了洛東江戰線一帶的朝鮮軍隊，一躍成為最有效的殺戮機器（BooseJr。，2013，pp.119-121）。1950年8月，據被關押在大邱的朝軍俘虜稱，他們最害怕的是藍色飛機（航母艦載機的塗裝是藍色的）。因此，航母艦載機因其出色的武器搭載能力，比起空軍戰鬥機更讓朝鮮軍隊感到恐懼（Hallion，1986，p.50）。

　　當時，幾名美國戰地記者對航母艦載機在洛東江戰線近距空中支援作戰中的出色表現進行了報道。其中，美國合眾社記者羅伯特·米勒1950年8月14日發回的報道最具代表性。報道中特別提到“西西里號”和“培登海峽”號對美海軍陸戰隊的快速空中支援，稱“在近距空中支援作戰行動中，海軍陸戰隊艦載機比空軍戰鬥機更為有效，發揮了更大作用（Neufeld& Watson，2002，pp.126-127）。”當時的美國遠東空軍司令斯特萊美（Lt.General George E。 Stratemeyer）將軍要求美第8集團軍司令沃克（Lt。 General Walton Harris Walker）將軍寫一篇文章駁斥這篇報道。對此，沃克將軍婉言謝絕，並在回信中強調了航母艦載機無與倫比的靈活性和強大的殺傷力。

　　我絲毫沒有貶低空軍作用的想法……和陸軍的大多數軍官一樣，我認為海軍陸戰隊的近距空中支援是非常值得稱讚的……他們很好地完成了任務。如果僅僅依靠地面的空軍基地，將無法實現有效的近距空中支援（Y’Blood，1999，p。132）。

　　當然，這也並不意味當時空軍的作用微乎其微。雖說艦載機以快速響應能力和武器攜帶能力展現出了高於空軍戰鬥機的作戰效率，但是航母始終無法完全取代空軍的作用。從根本上來看，航母在執行作戰任務時，受到氣象的影響要比地面空軍基地大得多。此外，受航母跑道空間的限制，艦載機在起降過程中產生的非戰鬥損失率要遠遠高於空軍。另外，為了應對朝鮮潛艇的攻擊，經常需要分配一定的戰力執行反潛偵察任務。因此，與相同數量的空軍飛機相比，艦載機的出動率要低很多4。更成問題的是，航母每隔一段時間就要撤出作戰區域，返回基地，進行物資補給與維修。這不僅耗時費力，大大降低航母的持續作戰能力，還會定期出現戰力空白5。

　　航母自身存在的局限性還是顯而易見的。特別是在氣候變化無常的韓半島戰場環境下，航母的作戰能力經常會受到很大制約和影響。由於作戰持續性和穩定性太低，航母根本不足以取代空軍力量。當然，在需要快速響應的緊急空中支援作戰中，當地面空軍基地的使用受到限制時，航母的確能夠發揮特別重要的作用。需要強調的是，運用航母艦載機的作戰方案，並不是運用空軍飛機的替代方案，而是補充與加強。當時的聯合國軍司令麥克阿瑟將軍也在發言中強調，航母在洛東江防禦作戰中成為空軍的有力補充，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航母的這一特性不僅在洛東江戰線防禦作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在支援“從1950年11月底起因中國軍隊全面鋪開作戰攻勢而陷入危機”的地面部隊作戰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當時，一直打到鴨綠江附近的聯合國軍，遭到中國軍隊的迎頭痛擊，不斷後撤，損失慘重。不論是西部戰線（美第8集團軍為中心），還是東部戰線（美第10軍為中心）都出現潰敗，東部戰線的情況尤其嚴峻。與因中國軍隊進攻速度明顯放緩，可通過陸路撤退的西部戰線不同，因志願軍快速南下，東部戰線的陸上退路被完全切斷。這樣一來，聯合國軍被迫從海上撤退。為了安全撤離陷入危急狀態的聯合國軍，需要最大限度地遲滯中國軍隊的進攻速度。為此，快速實施近距空中支援作戰刻不容緩（Alexander，2007，p.219）。

　　11月5日，麥克阿瑟將軍向遠東空軍下達了摧毀朝鮮交通線、物資儲備設施、工廠、城市及村莊的命令。根據這一指示，遠東空軍可用戰力的相當部分投入到對朝鮮地區的轟炸行動中（金泰宇{音}，2013，pp.291-303；Futrell，1983，p.221）。另外，11月初，首次露面的蘇聯最新式“米格-15”不斷提高出擊頻率。為了確保空中優勢，遠東空軍不得不將部分戰力向鴨綠江附近拓展逼近（Futrell，1983，pp.222-228）。這樣一來，支援東部戰線地面部隊的任務大部分只能由航母艦載機來擔任。

　　為了支援在鎮南浦進行的撤退行動，當時的遠東海軍司令特納·喬伊將位於西海（半島西部海域）的航母（英國海軍“忒修斯”號{HMS Theseus}除外）緊急調往東海（半島東部海域）。當時，航母艦載機攜帶凝固汽油彈在戰線附近空域盤旋飛行，只要地面部隊請求支援，便隨時對目標進行轟炸。在艦載機的猛烈攻擊下，中國志願軍損失慘重，白天只能停止追擊，就地組織防禦，這為聯合國軍順利撤退爭取了時間（Cagle& Manson，1957/2003，p.213）。

　　由於艦載機的有力支援，使得陷入中國志願軍層層包圍的美海軍陸戰隊第1師得以脫險。一位美海軍陸戰隊指揮官在發給第77機動部隊司令的信函中，對航母艦載機的支援表示感謝，並且強調，如果沒有航空支援，海軍陸戰1師所屬第1、第7團不可能這樣整建制的成功突圍（Hallion，1986，p.84）。

　　為了給聯合國軍的突圍行動贏得更多的時間，聯合國軍航母每天出動200多架艦載機猛烈轟炸追擊中的中國志願軍。從12月15日-12月24日為期十天的興南撤退行動中，直至撤退作戰結束前一刻為止，海上航空力量一直在執行對中國志願軍的抵近攔截這一極為重要的任務。在興南撤退作戰行動中，執行航空支援任務的航母共有7艘，包括在洛東江一線防禦作戰中活躍的4艘航母（“福吉谷”號、“菲律賓海”號、“培登海峽”號、“西西里”號）以及後來增派韓半島戰區的“普林斯頓”號（USS Princeton）、“萊特”號（USS Leyte）、“巴丹”號（USS Bataan）等3艘航母（Hallion，1986，p.81-82）。

　　在大約10天的撤退行動中，7艘航母的艦載機共出擊1700架次，在興南碼頭附近上空執行火力掩護任務。受艦載機的持續牽制與火力威脅，中國軍隊沒有對興南發起直接攻勢。這樣，105000名聯合國軍兵力、91000名難民、17500輛車輛及350000噸物質裝備才得以安全地轉運送到南方（Cagle& Manson，1957/2003，pp.231-234）。正如Richard C。 Knott（2007，p.311）所提到的一樣，幸虧有了這些航母的大力支援，美軍避免了一場空前災難（unparalleled disaster），聯合國軍也因此能夠重新集結，繼續戰鬥。

　　當然，隨着戰線穩定在北緯38度線附近，韓國機場恢復正常使用，再加上聯合國軍的航空力量運用重點由近距空中支援作戰轉向對朝鮮後方交通線、主要設施及人口密集區的轟炸，航母的價值再度褪色為“追加的航空力量”。但是，開戰初期，在基於地面機場的空軍力量使用受到限制，對地面部隊的快速空中支援非常重要的時期，海上移動機場——航母及其艦載機作為空軍的有力補充，即“互補的航空力量”，出色地證明了它的價值和作用。

　　航母價值與地位的重新體現

　　與以往的戰爭不同，朝鮮戰爭時期，作為海上移動機場，航母可以“長時間停泊在敵對國家海岸附近，隨時投射軍事力量”。需要強調的是，航母在開戰初期，確實彌補了空軍的局限性，為當時數量上處於劣勢的聯合國軍地面部隊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支援（Speller，2011，p.156）。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航母在美國國內曾一度被視為優先的戰力裁減對象6，但是通過朝鮮戰爭，航母的新價值得以體現，戲劇性地提升了航母的地位。事實上，1945年以後，美國社會普遍認為，相對空軍而言，航母本身非常脆弱，容易遭到敵人的攻擊，作戰能力處於劣勢，不適宜打擊陸上大縱深目標，人們對航母存在的意義普遍產生質疑（Barlow，1995/2010，pp.169-170）。結果，美軍航母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的最多98艘驟減至1950年的14艘。1949年4月，美海軍推進的一項雄心勃勃的新型航母（CVA-58）計劃也因美空軍的B-36轟炸機項目而被取消7。

　　但是，航母在朝鮮戰爭初期的突出表現，立刻讓美國社會重新認識到海上移動機場——航母的價值。1950年11月底，美國國防部的主要政策決策者們一致認為，航母將是非常時期最有用的武器，美國應該擁有更多數量的航母。正是由於這種認識上的轉變，1951年3月，美議會再次批准了一年前被擱置的美軍新型航母計劃（Barlow，1995/2010，p.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