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中俄元首决定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是中国在迄今为止的所有双边关系中，规格最高、联系最紧密的一个。在此之前，中国与俄罗斯，两个彼此最大的邻国之间，外交关系已经稳定向前发展了二十余年。但两国关系的发展，并没有向着军事同盟的方向前进，而围绕现实与各自战略目标保持着高度的灵活性。

在俄乌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开始全面抵制与俄罗斯的商贸关系，欧洲宣布不再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在这一情况下，围绕中国是否应当对俄罗斯提供援助，一场争论正在浮现。同时，为了解决大量小麦进入饲用领域造成的临储小麦大幅下降（自8000万吨下降到4000多万吨），在疫情风险下平抑小麦价格，中国海关总署出台了一份公告，自即日起允许俄罗斯全境小麦进口，很多人都认为此举饱含深意。

中俄两大国是亚欧大陆上的第一大与第二大国家，在当前国际格局下，两国对亚欧大陆战略态势的关切有着很强的协同性。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国际政治舞台上，这种情况也在大国博弈之中多次出现。这一个世纪也正是中国从近代泥潭中艰难奋起的时代，苏联与其继承者俄罗斯在这一个世纪中对中国的多次援助，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也塑造了中俄关系独特而复杂的历史脉络，甚至使很多人对这一关系的理解都带上了很强烈的情感特质。

在此，我们全面回顾几段历史。

大革命时代的苏联援助

北伐战争的胜利与苏联援助密不可分

在共产国际的促进下，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得以实现。而苏联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要求下加入国民党后，对孙中山领导下的中国国民党及广州革命政府进行了援助。

1923年3月，苏联政府应孙中山的请求，向广州革命政府提供了一笔近200万墨西哥银元的财政援助。并派遣五名军事顾问到广州。同年秋，同样应孙中山的要求，第一批苏联军事专家到达广州，同时到来的还有苏联代表鲍罗廷。之后，苏联军事顾问大量到达中国支援革命。根据现有不完全的名单，先后来华的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有姓名可查的不下100余人。但实际上，来华的苏联顾问人数还多很多。

黄埔军校的开办经费和军械也都是苏联政府提供的。当事人包惠僧曾回忆：“苏联无条件资助200万元现款，作为开办费，各种军械也是由苏俄无代价地从海叁崴陆续运来的。”

同时，苏联政府还给予广州革命政府大量武器资助。据现存资料记载，1926年前后苏联用记帐方式分四批援助南方国民革命军的物资有：第一批，日本来福枪4000支，子弹400万发，大刀1000把，长矛500杆；第二批，俄国来福枪9000支，子弹300万发；第三批，马克沁式机枪40挺，大炮12门（每门炮附带最新瞄准具及药箱），炮弹1000发；第四批，俄国来福枪5000支，资弹500万发，机枪50挺，战炮12门，配有药箱及马具。

这还只是有据可查的部分，实际数字会更多得多。

苏联政府不但援助了南方的广州革命政府，还对北方冯玉祥的国民军进行了援助。

1925年3月至1926年7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得到苏联援助的步枪55857支，子弹5800万发，大炮48门，山炮12门，手榴弹1万多枚，配带子弹的机枪230挺，迫击炮18门以及药品等等。这些武器价值1090万卢布，比同时期苏联援助广州革命政府的数字还要多。

大革命时代，苏联政府对中国革命力量给予了大量的多方面的援助。为北伐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苏联援助

苏联援助资金送到上海，支援了土的革命战争时期的党和红军

国共合作破裂后，共产国际和苏联终止了对国民党的经济援助，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和苏联经济援助的唯一对象。因为红军根据地深入中国内地，而党中央很长一段时间位于上海的租界，因此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资助主要依靠专人携带资金的方式在上海交予中国共产党。

今天可以看到的不完整的记录中，如：

1932年4月黄平寄给执委会的信中提到：“从1931年9月到年底共收到1.03万美元、1000两和1000墨西哥元。今年已收到2.5万美元，包括3月25日收到的1.5万美元。”

1934年，在伯格特的往来信件上，也有两次提及援助中国共产党经费问题。分别是在去年8、9月，亲手转交给中国共产党“24.56万法郎、6.16万美元、101452墨西哥元、5000瑞士法郎、1864荷兰盾”和中国共产党应获得每月7418美元的固定经费援助。等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反围剿失败。党中央和红军开始长征，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失去了电讯联系，援助中断。1936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陕北根据地通过新建电台再次获得了与共产国际、苏联的联系。1936年8月，共产国际和苏联提出打通宁夏路线，许诺援助中国共产党6000吨军械物资。但最后因为各种原因，在红军西路军损失惨重的情况下才在新疆收到这批军械物资。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援助主要以经费援助为主。但同时也在一些重要的技术上支援了中国共产党，比如1930年10月，远东局组长盖利斯的信件中提到：“要求用1万美元，帮助中国共产党建立上海通往苏区的交通联络路线、举办无线电报务人员训练班和购买无线电器材。”这对于后来中共和红军的无线电技术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的苏联援助

抗战中的苏联援华航空队烈士纪念碑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当时愿意大规模支援中国资金和武器的，只有苏联。

1937年底，苏联向中国派出大量军事顾问和技术专家。据资料，苏联援华期间，援华的军事顾问达300多人。再加上专家、技术人员，人数超过3000多人。在顾问期间，中国战场对日主要战役的作战计划制订大多有苏联军事顾问的参与。苏联技术人员帮助修建了大量国防工事。

在技术兵种的空军、炮兵与坦克兵等技术兵种中，苏联顾问与教官的作用更是不可替代的。

除了军事顾问，苏联还派出援华志愿航空队，直接参与对日作战。1937年10月22日，第一批援华空军和飞机飞抵中国，包括一个歼击机大队和一个轰炸机大队，254名飞行员及工作人员。从1937年到1942年初，苏联共派遣来华的空军人员2500多名，飞机1280多架。来华的飞行员、地面服务工程技术人员共有5000多人。

苏联志愿航空大队共参加了25次战役，与中国空军一起击落、炸毁日机1049架，舰船100多艘，有235名苏联飞行员为中国抗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同时，苏联还向中国提供了大笔贷款和借款，成为当时中国政府能够得到的最大也是成本最低的国际资金支援。

苏联对华信用借款共有三笔。第一笔大约相当于5000万美元，购买为武器交付。于1938年1月商定，借款自1937年10月31日算起，年息3%，五年偿还。第二笔贷款仍为5000万美元，于1938年7月1日商定，条件同第一批；第三笔贷款为1.5亿美元，于1939年6月13日商定，条件也同前两批贷款（第三批贷款合同由于苏德战争爆发未能完全履行，中国拿到0.73亿美元）。三笔贷款中国实际利用超过1.73亿美元。

作为直接支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批武器装备。抗战期间的苏联援华武器的绝大部分是利用苏联对华信用借款支付的，包括：飞机1235架、坦克82辆、修理厂600间、汽车拖车等1550辆、各类大炮1600门、机枪14000挺、机枪子弹2.1亿发。航空弹31600发、炮弹200万发、步枪子弹1.8亿发……约可装备20个师的苏联军械。在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建议下，装备了国民革命军第2军，第5军，第13军，第71军和第74军。

1941年4月，《苏日中立条约》签订，苏联对中国援助大大减少，至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援华基本停止，大批飞行员、军事专家回国。但在1937到1941这段中国最困难的时期，苏联援助对于中国抗战的帮助是毋庸置疑的。

解放战争时期的苏联援助

建立在苏联控制下的大连的解放军兵工厂建新公司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在此期间，苏联对中国共产党解放全国建立新中国的战斗，也进行过援助。主要体现在在东北对八路军、解放军武器的供给上。

这一点，陈云曾指出过“那时，苏联党对我们的力量估计不足，并有《雅尔塔协定》的约束，但他们还是尽力帮助我们的。”

根据徐焰将军的研究，苏联对东北八路军解放军的武器援助主要有以下几批：

一开始，在国共两党分别派出部队收复东北时，初期进入东北的八路军在苏联驻军的帮助下得到了一批武器弹药。八路军究竟取到了多少武器，后来能看到的全面数字只有陈云、高岗、张闻天于1945年11月30日向中央报告中的数字——“枪10万支，炮300门”。

1946年3月至4月间苏联从东北撤军，恢复了向中共秘密移交武器，东北民主联军34万人轻武器才装备齐全，有枪近20万支，并有了各种炮700门。此间得到的枪约在20万支左右。

1947年，解放军在苏军的帮助下，有拿到一批武器，林彪1947年12月28日给斯大林的信件对此说道：“我们用你们给我们的那批武器装备了30个步兵团、2个山炮营。”之后，苏联又通过朝鲜方面向东北解放区提供了2000车皮装运的武器。

徐焰将军得出的结论是“大致可估算出，东北解放战争中苏联转交的武器大约有枪40到50万支，各种炮约2000门(有些统计中将日制掷弹筒列入是不对的)。”

除了直接的枪支弹药之外，在苏联控制的大连，解放军还建立了全军最大的军工生产基地，如华东野战军使用的大部分炮弹都是大连“建新公司”生产并通过海路运去，淮海战役期间便向战场供应了20万发山、野、榴炮弹。

正如徐焰将军所说，如果客观地评价苏联援助中共武器所起到的作用，可以说虽不是决定因素，还是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朝鲜战争时期的苏联援助

使用苏援武器战斗的志愿军战士

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国综合国力十分薄弱。1951年第一季度，朝鲜战场上所需弹药为14100多万，而国内的军工生产能力一共才有1500多吨。入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当时兵种构成单一，武器装备落后，中国想凭借这样的武器装备打一场现代化战场是不可能的。

在此背后，是苏联同时期的大量援助。在西方国家全面封锁新中国的1950年前后，苏联是唯一愿意大规模援助中国的国家。

志愿军刚入朝参战的时候，全军只有1300多辆汽车。零件不齐，经常损坏。1950年，苏联向中国援助了5000辆汽车。抗美援朝时期，苏联共援助志愿军71000辆汽车，包括运输车、指挥车等多种车型，这些运输装备，有效保障了志愿军后勤补给工作。。

仅在1951年初期，苏联方面一次向志愿军援助了14万支苏式步枪，子弹5800万发；26000支苏式自动枪，子弹8000万发；苏式轻机枪7000挺，轻机枪子弹3700万发；苏式重机枪2000挺，子弹2000万发；飞行员用手枪1000支，子弹10万发；TNT炸药1000吨。还有一部分装甲车、坦克、喀秋莎火箭、喷火器、反坦克武器、通讯器材、高射炮等现代化的装备物资。

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苏联先后提供给志愿军94个整编步兵师的武器装备，累计武装军人141万人。

抗美援朝前后，苏联向中国出售或者赠予的飞机有3000多架，其中有1000多架是性能先进的米格15等战机，中国在这些飞机的基础上组建了28个空军师，五个独立飞行团。当然，当年苏联向中国提供的这些援助，基本上都是中国花钱买来的，无偿援助只占其中很小部分。

中苏蜜月期的苏联援助

建设中的鞍山钢铁厂，一五计划中156个苏联援建工业重点项目之一

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中苏进入蜜月期。

中国政府决心采用苏联模式，走以重工业为主，军事工业为先，民用和轻工业为辅的发展道路。苏联专家根据中国当时的国情，为我国的第一个5年计划出谋划策。1952年，中苏决定建设50个工业重点项目，1954年，中苏最终确定建设项目156个工业重点项目，包括著名的鞍山钢铁厂、沈阳飞机制造厂等。

在最后投入施工的150个项目中，包括民用企业106个，国防企业44个。在106个民用企业中，除50个布置在东北地区外，其余绝大多数布置在中西部地区，其中中部地区29个，西部地区21个。

这156个工业重点项目，重工业占比为70%，它奠基了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机械工业、化学工业、能源工业、制药工业等基础工业体系。

工业化建设所需要的东西很多，资金、技术、设备、专家等，缺一不可，苏联提供了大量资金，顾问和专家、技术资料等。在西方的封锁下帮助了中国的工业经济发展，打下了改革开放前中国工业化的技术基础。

三年困难时期的苏联援助

三年困难时期赫鲁晓夫曾经提出援助我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

1959年，中苏交恶，苏联撤回了对华的大部分援助和人员。随之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一直有苏联“逼债”的说法。然而，到1961年上半年，苏联开始部分地恢复了对中国国防和经济方面的援助。

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主动提出愿意通过借用形式提供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3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苏联大使作了口头答复，感谢赫鲁晓夫的好意。不过出于“争气”和不愿受制于苏联的原因，中共中央只同意接受古巴糖，表示愿将苏联的粮食作为后备。

提出愿向中国借粮后，1961年3月间苏联政府又主动提出，在两国贸易中，中国所欠的10亿卢布逆差可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今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中国方面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这一建议。

90年代以后 俄罗斯和乌克兰对中国军事发展的帮助

回国路上的瓦良格号航母

1989年后，西方全面制裁中国，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只有一个借鉴途径——前苏联国家。在这段时间里，苏联及苏联解体后诞生的俄罗斯和乌克兰对中国的军售和技术转让，对中国军队的现代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先看俄罗斯。

1990年以来中国向俄罗斯引进的先进武器包括：空军战斗机升级的关键苏27战斗机、当时全球最优秀的多用途战斗机苏30MK2和苏30MKK、先进防空导弹S-300系统、领先世界的野战防空系统道尔M1防空导弹、拥有现代化防空系统的现代级驱逐舰、填补空白的大型军用喷气式运输机伊尔-76、革命性的常规潜艇基洛级、陆军航空兵大量使用的米17直升机等。

这些武器装备很多在相应领域将我军的装备水平从6、70年代一步提升到世界领先水平。这些武器装备和随之附带的技术，在我国军事工业打破西方封锁，快步追赶武器领域国际先进水平的进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与此同时，乌克兰也大量对华军售。

在乌克兰对华出口的技术装备中，出售“瓦良格”号航空母舰，是中乌军工合作领域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在中国军工的短板——飞机、舰船、坦克的发动机方面，中乌的合作密切，包括加油机、大中型水面舰艇动力系统、直升机的动力系统，舰载机设计技术、还有大型运输机设计技术、超音速高级教练机、坦克发动机和空对空导弹等关键装备和技术。直到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时，乌克兰还在为中国生产欧洲野牛重型气垫登陆舰，并提供技术由我国后继制造。

综上所述，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国内建设等诸多时期，苏联和苏联的后继国家都曾给予中国大量援助。

苏联和俄罗斯的这些援助，虽然包含着复杂的政治与安全考量，但毕竟这些援助在各时代都是雪中送炭之举，并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上述所说的八个时段，塑造了我们至今所熟悉的亚欧大陆现状，也塑造了中俄、中乌之间错综复杂的战略现实、外交关系与情感联系。面对当下这一时刻，我们对现实政策的关注，都不能绕过这一历史脉络及其背后的逻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