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就是一部与世界其他大国的对抗史，甚至就是冲突史。19世纪初，年青的美国发现自己面对那个时代的两大强国：英国和法国。我们与两国开战。人人都知道1812年的战争，但可能不记得1798-1800年与法国的那场准战争，那几年美国海军俘获了差不多80艘法国舰只。

20世纪开始，美国与英国法国恢复和平——尽管伦敦直到1869年代还巴不得华盛顿输掉国内战争——但美国很快又开始了热战或冷战，先是与德国，然后对日 本，之后对俄国。

现在，进入21世纪，森然隐现的大国是中国和印度。所以，如果前车可鉴——应该是如此——我们前方难免又要与这两个国家碰撞。当然大部分美国人今天只想着穆斯林中东，但我们与伊斯兰的战斗并不能改变“亚洲双雄”对我们的挑战——这两个国家到本世纪中期各自的经济实力就可以等于甚至超过美国。同时，这两个大国之间，以及与次等的核国家如巴基斯坦之间，无疑也会互相争斗。

所以，本世纪美国的大战略应该是双重的：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崛起的大国本质上就是崛起的威胁；第二，应该使这些崛起的大国互相平衡，互相抑制，不与美国直接对抗。为什么？因为美国投入核大战代价太大，除非是事关国家存亡。美国明智的做法是在亚洲退居次要地位，以减少自己参与一个未来不可避免的地区冲突的责任。

我们应该记住拉丁词语“快乐的旁观者(tertium gaudens)”。即是说，没有法律规定我们一定要参加每场战斗，有时做个旁观者更好。但我们现行的政策却认为我们应参与所有潜在的战斗——尽管就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说，亚洲最好是中国、印度、日 本及其他可能的一二只“虎”互相争权夺利，美国坐山观虎斗其乐几何。

今天，美国的政策已使国家危险到在两个不相关的地区近乎与中国摊牌的境地，这两个地区就是北朝鲜和台湾。中国肯定是当今亚洲最有血性的崛起者。美国人应该明白如果我们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打一场战争，北京会很乐意与我们干。

但如果我们继续在中东战争消耗我们的资源，暴露我们的军事策略及弱点，则与中国打仗我们未必能赢。因为中国固然犯了很多错误，但如果他们不会从错误中学习，他们也不会是地球上最悠久连续的文明。

较之中国，美国像个少年，相信自己的永存——虽然在这方面古老的中国未必更聪明。的确，中国人为自己古老耐久的文明骄傲，但同时，多数观察家一致认为，中国从15世纪开始，在长达五百年的时期里饱受殖民者的掠夺，中国人对此是怒火中烧的。中国人直到近三十年才开始改变自己境况。

而美国人作为反对北朝鲜发展核武器的领军者、台湾的主要保护者和日 本的最好的朋友，美国在中国人的心里是一种“沉重”的角色，一种过去由英国及其他殖民者所扮演的角色。同时，高踞世界顶点却无论如何都感受不到安全的美国，会因为感受到中国人的怨恨而憎恨中国人。在世界政治游戏中，怨恨就是备战的序幕，而备战往往就会迈向战争。

的确，尽管我们双手还忙于伊拉克和伊朗，亚洲的战鼓去却在美国擂响。克林顿政府曾将中国贴上“战略伙伴”的标签，在今天看来是幼稚的。布什政府则称中国为“战略竞争者”。作这样的外交名称游戏有必要吗？将一个国家公开地从朋友变成敌人从地缘政治学来说是聪明之举吗？显然，简单地称中国是太平洋彼岸的大国会比上述称法更好。

从2001年海南岛飞机相撞事件起，激进的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就与更传统的军事主义者结成统一战线，一致同意将中国视为敌人。9/11之后，班内特(Bill Bennett)告诉CNN，“美国正在进行一场善与恶的战斗”，将黎巴嫩、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和中国作为美国应该攻打的邪恶国家。中国？难道宾拉登长征去了中国？难道在紫禁城截获了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其后的几年，新保守主义者果然去了自己想去的地方：把中东搅成一团乱麻。有人还急着开辟“第二战场”，如不断寻舋的布特(Max Boot)在其文章“更在何处？(where else?)”中鼓吹实行“内部颠覆”中国的政策，他惟恐不能激怒中国，说，我们的目标就是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化”。

人们往往倾向于忽视这种信口开河的政治份量。但在伊拉克自由之战发生以后，谁会怀疑那些吵吵嚷嚷的新保守主义者真有能力将他们好战的口水战转变成真弹实枪的战争？

事实上，对中国的战争的准备——理由是既然相信战争不可避免，为什么不争取稳赢——已经持续在进行。但很少有人注意这种幕后的准备，直到9月8日，警觉的华尔街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引人注目的文章《秘密武器：五角大楼内部，一个学者使对华观点定型。白邦瑞先生说，北京视美国为军事敌人；一个乐观主义者转向悲观》

头版的白邦瑞先生就是美国前国防部助理次长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一位从爱中国变成恨中国的学者，他告诉华尔街日报，中国“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挑战。”呵，比我们在1776、1861、1941、1962年面对的挑战还大？白邦瑞坚信不疑地：“北京将美国视作不可避免的敌人，并按此作准备。”

当然，谁说白邦瑞错了？6月，一位叛逃的中国外交官告诉华盛顿时报。北京视美国为“最大的敌人，最主要的战略敌手。”中国官员多年来就威胁要用核武器对付美国：今年7月，中国国防大学校长朱虎成将军告诉金融时报和其他媒体，如果山姆大叔在台湾问题上干预中国，“美国就要准备数百个城市被中国摧毁”。

同样的事实是，美国人也从来没少威胁过要对中国核打击。这就是关键：过去几个世纪，大国都互相威胁，威胁和反威胁的结果往往就升级为战争。

许多美国人，包括一些鹰派人物，肯定已表示反对这种升级。彼得斯（Ralph Peters），一位退休的美军上校，是伊拉克自由之战的坚定支持者，他更广泛的世界事务观点从他的新着的书名《新的荣耀：扩展美国的全球超级地位》就可以知道。但就是彼得斯也不情愿卷入一场跨太平洋的世界大战：“虽然我们总要作与中国冲突的准备，但我们要停止制造冲突。”

美国长期地模拟对中国的战争，中国人似乎也在同样地准备对付美国。近年来，中国的间谍和代理人不仅渗入FBI，而且渗入军事工业联合体，甚至在克林顿的白宫品尝“咖啡”，美国导弹机密也许就是这样流向了北京。近来，中国人又对美国的计算机系统发起几乎是持续不断的黑客攻击。最近我们获悉，中国山东大学的网络黑手破解了“安全散列算法-1”，这是美国军队的基础代码之一。

于是，阴暗的冲突不可避免论就这样慑服了我们所有人。如同一个美国人对这场未来战争之谜所说，“我们抓住了狼的耳朵”，即是说，我们既不能坚持下去，又不能脱手。中国人类似的成语是“骑虎难下”。而且，对太平洋西岸的我们来说，事关荣誉，对中国人来说，就是保全面子。

最近，九月号的《外交事务》杂志以大量篇幅鼓吹杜希曼(Barbara Tuchman)之类人的中美冲突不可避免论。如崔大伟（David Zweig）和香港大学毕建海的描述中国“全球搜求能源”的文章，说中美直接争夺同一处的石油供应。作者观察道，“既然白宫热衷于单边的干预和国会大声叫嚷中国军事威胁，北京自然会担心美国将竭力阻碍中国购买自然资源。”许多美国人看来也相信这一观点。加州大学的一位能源专家说，他看不到中美在能源方面的不发生对抗的可能。

同一期《外交事务》的另一篇文章，新加坡李光耀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墨布巴尼观察说，“中国的政策制订者越来越相信美国是决心遏制中国的崛起。”墨布巴尼回忆起多数美国人甚至可能不知道的一个事件:1999年美国轰炸南斯拉夫中国大使馆。美国官员借口说那是个意外错误，但许多中国人却“相信轰炸是故意的”。

这是中国人的偏执狂吗？或是北京的宣传机构有意唤起反美热？墨布巴尼，作为第三方，对中国人的担心表示理解。“美国比世界任何国家做着更多的动摇中国的事情，”他断言，还以一种遗憾的语气增加了一句，“华盛顿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更不用说执行过，一种美中关系的新的全面的战略。”

所以，是寻求一种不同的——既非鹰派也非鸽派的，而是现实的美中战略的时候了。这种战略应该是在过去大国博弈的历史考验中已经验证过的外交政策。

除了孤立主义，美国过去二百多年来采用的不外是三种外交战略：集体安全，遏制，战争。三种战略都有过成功和失败。第一种战略，集体安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威尔逊(Woodrow Wilson)提出的，但这位美国第28位总统从来就没有得到参议员和民众对此战略的体现“国际联盟”的支持。

最近，乔治·布什重新拾起了这个主意。实际上，在科威特和后来在巴尔干的联合军事行动是很成功的，但是，美国人从来就不喜欢集体安全的概念，选民们拒绝布什的伴有吓人的黑色直升机轰鸣声的新世界秩序观。

第二种外交政策模式是遏制。早在1807年，杰佛逊总统就在当时只有17个州的共和国提出过禁运法案，试图通过该法案阻止与欧洲的贸易，从经济上遏制欧洲。这个政策打击了美国的繁荣，被证明是新生的美国的灾难。

此后，美国又尝试过不同的禁运和遏制。特别成功的是持续四十年的对苏联的遏制——当然其他因素也起了作用。但作为一项全面的政策，更典型的是美国对古巴的禁运——结果也是深深的失望。美国过去二十年对伊拉克和伊朗的禁运，也是失败的。对伊拉克我们改变了它的政体，伊朗则变得更加反美和一年年走向核武。

第三种外交政策模式就是战争，或战争威胁。美国大部分历史——从无数的印第安战争到2001年阿富汗战争——美国都得以将敌人消灭。这种连续的胜利使美国得到一种天下无敌的感觉。

1992年，当时的国防部部长助理沃尔福兹（Paul Wolfowitz）拟订了一个文件，声称美国在后苏联时期的外交政策目标是保持压倒性的全球支配地位，防止“在一个较大的地区或全球范围内出现任何可能的竞争者”，用中国话说就是将所有可能构成竞争的对手消灭于萌芽状态。

的确，沃尔福兹声称，首要的是消灭任何可能的对手，美国必须全力“防止任何敌对国家支配一个资源足以给养一个全球强国的地区”。

这个野心勃勃的文件在1992年的时代算是很超前的，很快就撤回不交公众讨论。但十年后，沃尔福兹，此时已是国防部副部长，监管了一个类似文件的起草。

这份文件，2002年9月17日经乔治?布什总统签字通过。很多人将会记住在这个星球的前台和在困惑的世界听众面前表演的这篇狂放的唯我论的经典之作。沃尔福兹以Fukuyama式的自信和雄辩说，“事实上，历史已经作出结论，世界只剩下一种单一的国家稳定模式：自由，民主和自由经济。”换言之，就是美国模式。

这种不妨称之为沃尔福兹学说的另一个要点是，五角大楼将强化这种美国秩序。如果这就是单极力矩，如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所命名的，高层的新保守主义者看到了充分利用它的机会：“美国将利用这个机会的力矩将自由之光传遍全球”；其他国家，文件继续说，根本不应该梦想与美国军事竞争。

相反，世界其他国家应该放心地等待山姆大叔来解决问题。但学说的制订者似乎从未想到一个现实问题：如果美国要对所有人行使霸权，它就可能成为所有人的敌人。

这种沃尔福兹学说美国至上主义，被一种反历史的乐观主义吹得膨胀起来。惠灵顿公爵曾说过，大国无小战。这句话用于今天，就是说对多数国家来说，有美国军队的存在就意味着打仗。

霸权的野心在我们的日常思维中埋藏得如此之深，以至于把不正常的事情也看成正常。例如，将别人的国家置于自己的军事司令部的辖区，这是不正常的。但五角大楼却偏要这么做。世界的其他地区??五角大楼称之为“行(ROW)”——被分成美军的五个战区司令部的辖区：欧（洲）非（洲）司令部，中东司令部，南美（洲）司令部，北美（洲）司令部。

第五个就是亚（洲）-太（平洋）司令部，简称PACOM。这种划分并不是秘密，地球上是任何居民——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3亿人中的任何一个人——如果好奇想知道在美国的世界军事地图上自己国家属于哪里，看一下五角大楼网站就知道了。 对于很少关心军界事务的美国人来说，事情大概历来就是如此，美国司令部系统代表的不过是美国的一点永久的野心罢了。正如历史上的罗马人也曾无法想象自己不能在世界上肆意驰骋??他们同样将地中海直称为“咱们的海（Mare Nostrum）”——今天的美国人也异想天开地认为世界上的每个生活元素都需要美国来监管，现在和永远都是如此。

那些居住在华盛顿的人们听过许多从某个战争演习归来的军事人员的随意的谈话——演习中他们模拟美国军人保卫或解放世界上某个海湾，海峡或海岬。为什么？因为所有这一切都关系到我们的国家安全。

从左翼的索罗斯(George Soros)到中间派的克林顿，到右翼的布什，都认为美国将管理世界60亿人——他们的政治，贸易区，人权表现及幼鲸的保护。能不这样吗？按照克林顿时代的国务卿奥尔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的恢弘的构想，美国是世界上“不可缺少的国家”。布什更是强调美国的使命就是塑造自由的世纪。

婉转些说，我们已经经受了不少失望了。不仅世界不喜欢布什学说，而且美国人好象也不喜欢这样做。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卢特瓦克（Edward Luttwak）已经提交过一份有用的解释性文件。11年前，卢特瓦克预言美国会变成一个“不充英雄”的国家，这就是说，作为一个由小家庭组成的国家，我们再不会愿意将我们相对稀少的孩子送上战场。伊拉克战争支持者减少以及募兵率下降都已在人口统计数据上给出了证明。

但华盛顿并没有理会卢特瓦克所预言的现实的深刻影响。美国的人口变得充当不起英雄，但美国的政策仍然要充英雄，仍在寻求其全球野心。就以我们试图包围中国来说，需要建立从南海群岛到韩国和日 本的军事基地；我们在蒙古有军事顾问；美国海军甚至被派往越南访问，海军上将毫不掩饰希望在曾经打败过我们的国家重建军事基地；当然还有太平洋中与美国有“特殊关系”的台湾。如果这种过度扩张的目标导致一场美国人并不想打的战争，那可真是不幸。

与此对应，中国人已经将那些被美国视为贱民的国家如苏丹和津巴布韦团结成一个混杂但资源丰富的反美战线。而且，2001年6月，中国带头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SCO），包括六个成员国：中国，俄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后来，SCO又扩大了：印度、巴基斯坦、伊朗成为“观察员”国家。当然，这个雄心勃勃的新欧亚联盟是否有足够的份量还有待观察；迄今为止，美国及其盟国对SCO关于美国军队应该离开阿富汗的决议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