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演习之前，俄罗斯《生意人》报就发表题为《台湾成了明显的目标――中国想用俄军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文章，认为俄罗斯出动军队要为中国打仗。显然这只是一叶障目，只看到事物的表面。大多数评论则指出，这场中俄两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不但是两军交往的里程碑，也是中国和俄罗斯两国政治关系走向成熟与稳定的重要标志，是新的安全环境下大国走向合作的典范。

　　当演习于8月25日降下帷幕后,我们不能不在想：今天的大国为什么要合作？一场中等规模军事演习能在国际上引来如此多猜想与重视，除这是中国与俄罗斯两国第一次原因外，还在于它是大国合作的具体实践。不但对中国和俄罗斯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的合作指明了新的方向。这是一场不再把某一特定国家当作假想敌的军事演习，而是针对国际社会共同的敌人或威胁而发起的旨在维护国家主权与统一，维护地区稳定与和平以及反对恐怖主义威胁的军事行动。

　　那么今天的大国为什么要合作呢？答案是：我们正面临一个全新的国际环境，就像中国与俄罗斯军事演习本身所带有的新特点那样，今天的国际安全环境完全不同于冷战时期和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

　　首先，经济全球化把大国关系拉入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么双赢、要么皆输的互动且相互依存的境地。

　　即使同冷战时期比，我们也会发现，今天的国家关系更加盘根错节，趋向复杂，许多国家不再用意识形态的标准来区别敌友，而是以经济上相互依存、政治上的互动以及军事上的相互信任来共谋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谋求国家的发展。不论今天来自哪个国家，在世界各个角落，“中国制造”会不时地出现在你眼前。你穿着的T恤衫，你孩子的玩具都可能是在“中国制造”的。再回头看看北京满街跑着的汽车，它们可能来自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等等。同事甚至开玩笑，说北京的朝阳区现在几乎成了外国区，这里不但散布着一座座风格别致的大使馆，而且还有美国的微软、通用动力、摩托罗拉、IMB、麦当劳等等，许多世界知名的公司都站立在那里。北京的朝阳区只不过是今天开放中国的一个缩影。

　　不会有人反对，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批发商之一，也是最大的消费者之一。2005年5月16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财富论坛：北京2005”上告诉与会者，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的26年时间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1473亿美元增长到今天的11548亿美元，年增长率为9.4%；进出口总额从1.67亿美元增长到6099亿美元；贫困人口从2.5亿人口减少到2600万人。作为国策，到202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40000亿美元，人均国内产值3000美元。截至2004年底，中国引进的外资已经超过了5621亿美元，大约有50万家国际公司都在华投资，构成了1个5600亿美元的大市场。

　　根据胡锦涛主席的讲话，世界500强中的400家公司已经在华投资，设立的研究中心达700余家。这样一组数字是枯燥无味的，但它表明了中国今天与国际社会的互动深度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程度，表明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正在进入一种全新的时代。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使世界经济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任何国家，不论大国，还是小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卷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之中，都无法单枪匹马地控制世界经济的进程，一方通过战争逼另一方签署城下条约的历史将越来越罕见。今天，国际社会所需要的合作不是为合作而合作，地球真的成了一个“村”，而且“村民”的关系也会越来越密不可分。这就要求，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重新建立国际游戏规则，使合作代替对抗，维护“地球村”的和谐发展。

　　第二，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新技术革命正在全面而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影响着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家，特别是大国只有置身于其中，才能深知合作的必要是何等重要。

　　因为这场新技术革命犹如一枚硬币，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国际交往越来越频繁了，社会生活正变得越来越简易了。事实上,我们每日的生活都环绕在新技术成果中，从移动电话、数码相机、数码电视机、计算机等等。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我们已经离不开把世界各地联系到一起的网络系统。可想而知，失去网络，我们将无法工作。一些学者声称，今天的经济实际上是键盘经济，即一秒钟之前资金还在雅典，但是任意一次键盘的敲击，这笔资金立即会转到了伦敦或法兰克福。这种经济就是键盘经济。

　　新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加快了社会生活的速度，加深了国家与国家的联系与相互依存。另一方面看，技术的发展使我们走进了一个关键的节点，我们必须关注高技术的扩散。技术的发展使高新技术更加容易掌握。例如包括核生化武器在内的扩散门槛已经越来越低，使我们的社会生活面临着根本性挑战。“9·11”事件之后，欧洲的学者就提出，2001年美国实际上遭遇了两次恐怖袭击，第二次就是散见于美国政府机构的炭疽攻击，是一次没有造成重大伤亡的生物攻击。今天的中国人仍对2003年春夏之交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SARS记忆犹新。上述事件确实为我们提出了一个警告：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以应付技术发展给人类带来的挑战。事实证明，任何一国都不可能独自彻底地应付这些挑战，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只有携起手来，才会对诸如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现实威胁做出有效的反应。

　　第三，今天的战争形态正在发生深刻而全面的变革，美国人更多地称之为“转型”。有两种趋势是值得一提的，一是高新技术使战争样式发生了变化。部队的质量，而不是部队的数量在决定战场胜负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美国武装力量早已经意识到了信息技术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所带来的机遇，正在进行一场以数字化为核心的部队“转型”。为了赢得未来的战争，美军正在忙于打网络战争。二是战争的平民化趋势明显。平民完全可以不使用坦克和战斗机，而是民航客机或者是网络系统发动一场防不胜防的战争。

　　美国总统布什在2002年9月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指出，“今天，这一任务发生深刻变化。过去的敌人需要大规模军队和雄厚工业基础才能对美国构成威胁，而今，阴影下的个人网络可用少于购买一辆坦克的代价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混乱和损失。恐怖分子组织起来，向开放的社会渗透，并且把现代技术所带来的能力用于对付我们。”“我们国家面临的最大的危险就是它处于激进主义和技术相结合的十字路口。”

　　“9·11”事件所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达1万亿美元，美国仅资本市场的损失就超过1000亿美元，远远地超出了一场地区性局部战争的代价。战争形态的演变也带来国家安全观的变化。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就提出“经济安全”等概念，事实也确实如此：2003年夏，一些国家先后发生大规模停电事故：美国和加拿大的纽约、多伦多等城市发生停电事故，使城市地铁、机场、电讯等设施和公共交通基本陷入瘫痪；英国伦敦停电两个多小时，造成地铁和部分列车停运，25万人被困地铁中；瑞典和丹麦发生大面积停电事故，200万用户受到影响；意大利出现历史上首次全国性停电，数万居民滞留在百余辆列车中。停电事故严重破坏了社会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直接威胁国家安全，为人们敲响了警钟：国家安全正超越传统的狭隘范畴，而延伸到新的广泛空间。国家安全趋向泛化：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环境安全等缺一不可。 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像全球大停电，即使不是恐怖袭击，其破坏威力也比直接投入1～2枚巡航导弹带来的损失大。从损害程度看，突如其来的灾难所带来的损失并不比传统意义上的战争低。据美国经济学家估计，美、加两国停电1天的经济损失就可达300亿美元，而据有关资料显示，北约国家对科索沃之战才耗资90多亿美元。

　　总之，为应付上述挑战，大国必须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走向新的合作。必须彻底改变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传统思维模式，应用综合安全观。

　　历史向人们证明：人的思维模式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远远落后于现实的。例如，最近一段时间又重新盛行的“中国威胁论”，完全把中国的和平发展当成了主要挑战。

　　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有着他们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在思想基础方面，这些人经历了长期冷战的熏陶，意识形态标准仍是他们认识世界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出发点，人为树敌成为他们自然和不自然的思维定式，在苏联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解体后，他们认为，应该在国际上有一个敌人。在理论基础方面，这些人人仍在沿用冷战思维。应用传统的“均势”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外交理论与实践。在他们看来，一个新兴国家必然要对旧的帝国形成挑战，因此，为了维护“均势”，老牌帝国必须下功夫把新兴国家扼杀在摇篮中。

　　应该说，“均势”理论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问题在于面对已经变化的世界形势，我们的思维方式仍停留在17世纪主权国家刚形成时的状态，这样所做出的判断理所当然会与现实脱节。在落后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指导下推导出来的结论只能是把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和平传统的国家当成“威胁”。足见尽早更换思维模式对促进大国合作的重要性。

　　大国间的合作是历史的必然。现代国际关系史有这样一种启示：当社会生产力低下之际，国际关系往往呈现出的是一种封建割据的竞争，欧洲长达数世纪的封建战争始终没有解决国家发展和国际和平的历史命题。三十年战争（1648年）结束后的数世纪里，国家的主权意识在社会生产力的催生下深入到了各国当权者的思想深处。在处理国际关系中，大国更多地纠集起其他中小国家一起挑战或应对所谓的敌性国家。表现在战争形态上，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则多为“打群仗”，即集团对集团的竞争，甚至是战争。这一点在20世纪前半叶表现得最为突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战方都参与了其中的一个集团，而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的激烈竞争与对抗也是在两大集团的框架下进行的。

　　今天，竞争依然存在，但并不存在相互作用的两个集团。大国必须要放弃“结伙打群仗”的传统思维方面，而转向通过合作达成生存的最佳状态，而不是树立某一个国家为自己的敌人，制造不和谐的国际生存环境。到冷战后期，美国和日本学者就围绕着“说不”和“即将到来的美日冲突”做开了文章，两个伙伴时常为贸易、技术转让等问题发生摩擦。而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中美之间可能发生的碰撞。认为中国（一个新兴国家）的崛起必然会与老牌帝国美国发生冲突，碰撞不可避免。

　　我对这种假设始终持否定的态度。如果是在一百年前，这些假设也许有它存在的依据，但今天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新技术飞速发展和战争形态根本性变化等因素的作用下，大国的碰撞不但可以避免，而且还必须使之避免。让我们想定一种“撞船理论”：设想中国和美国是两艘轮船，美国的排水量是10万吨级的（世界银行2004年7月公布的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是11万6675亿美元），中国至少也是万吨级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1万6493亿美元）。两者相撞，结果是不一定谁沉。我们至今还记得“泰坦尼克”号巨轮被撞沉的悲剧，号称永不沉没的英国的超级巨轮被冰山一角带入海底。巨轮都不可承受的迎头相撞，大国更承担不起。

　　自古以来，国际发言权是以国家的实力来说话的。如果说大国与弱小国家相撞，大国获胜的几率会很高，这就犹如巨轮撞击小舢板，舢板根本不是巨轮的对手，撞击后也许连舢板的影子都找不着了。但是，大国与大国的碰撞却不那么简单。在当前的形势下，大国必须承担起自己对国际社会的义务，任何大国间的碰撞是必须避免的，特别是大国领导人必须有足够的睿智，找出合作的渠道，为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自己的努力。否则，一场大国与大国的碰撞同样也是整个世界的碰撞，那将是一场世界性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