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是１９９４年１２月的台北市长选举。当时，陈水扁代表民进党参选台北市长，由于当时民进党在台北市没有优势，政党支持度明显不足，应该说胜选的可能不大，特别是陈水扁本人，在选情的关键时刻，媒体报道了他曾经到澳门旅游嫖妓的消息，对选情更是雪上加霜。然而，在１２月３日的投票中，获得第一名的是陈水扁。此事成为陈水扁身处逆境，处变不惊，转危为安的第一个“奇迹”。

第二次是２０００年３月台湾地区领导人换届选举。当时，陈水扁的选情并不乐观，从面上看，民进党的支持度不过四成，一直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在２０００年３月前后有关选举的民调中，民进党和陈水扁的支持率，始终没有超过参选的国民党候选人连战和独立参选人宋楚瑜。问题是在选举时，陈水扁拿到名列第一、３９．３％的选票，“创造”逆境中获胜的第二个“奇迹”。

第三次是２００４年３月台湾地区领导人换届选举。当时，陈水扁的“台独狂想症”、“执政无能症”发作，朝野竞争激烈，政局动荡不止，经济复苏缓慢。此外，在投票前不到２个月，“陈由豪案件”爆发——吴淑珍通过陈哲男、沈富雄介绍，６次收受陈由豪提供的４６００万元新台币现金。所有民调中，陈水扁的支持率一直落后于代表泛蓝军参选的连战和宋楚瑜。但选举时，陈水扁竟然以５０．１１％的得票实现连任，“创造”逆境中获胜的第三个“奇迹”。

从选举记录上看，陈水扁确实创下“三次奇迹”。奇迹是如何创造的？

背后故事

陈水扁三次胜选的原因较为复杂，国民党的分裂，成为陈水扁前两次胜选的关键原因。陈水扁前两次参选过程，正是台湾政治转型期的关键阶段，积极创导政治转型的李登辉，一直在实施搞垮反对“台独”的中国国民党的图谋。除了在政治上抛弃国民党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理念，在组织上另立山头、排斥异己、打压政治对手外，还在选举中制造事端促使国民党候选人败选，这成为陈水扁前两次“奇迹”的根本原因。

１９９４年１２月举行第一届省市长选举时，新党候选人赵少康得到广大国民党、新党党员的支持，再加上台北市泛国民党的基本盘远大于民进党，因此赵少康胜选的可能大于代表民进党参选的陈水扁。李登辉为了整垮国民党，专权决定现职市长黄大洲参选，把国民党的支持队伍人为划分为两大块，国民党基本盘的优势消失。果然不出李登辉所料，处于劣势的陈水扁，依靠李登辉制造的国民党支持者的分裂而创造了“奇迹”。

类似的经历又在２０００年３月台湾地区领导人换届选举中重演。当时的政治生态下，国民党的实力远大于民进党，代表民进党参选的陈水扁明显处于不利地位。在李登辉看来，他自己已无法参选，只有借助此次选举把国民党“选”下台。为此，在决定国民党候选人的过程中，挑起“连（战）宋（楚瑜）斗”，导致国民党的支持者阵营一分为二，因而在由泛国民党支持的连战和宋楚瑜两组候选人得票近６０％、其中宋楚瑜得票３６．８４％的情况下，却让陈水扁以得票３９．３％的简单多数而胜选。处于劣势的陈水扁，依靠李登辉的毁党行为创造了第二次“奇迹”。

陈水扁争取连任的选举，由于执政４年没有政绩，推行“台独”加剧社会乱象，施政失误加重经济衰退，煽动敌意造成两岸紧张，民进党执政不得人心。因此在竞选期间，选情对陈水扁十分不利，在万般无奈之下，“台独”势力围绕选举做文章，一是“公投绑选举”，在投票当天举办第一次“台独公投”，进行政治动员；二是“３·１９枪击案”，“苦肉计”换取同情票。结果，泛绿军候选人得票５０．１１％，泛蓝军候选人得票４９．８８％，陈水扁创造了第三次“奇迹”。

“三次奇迹”成为陈水扁骄傲的资本，特别是在民进党接连遭受第６届“立委”和“三合一”选举失利情况下，为鼓舞士气而进行政治打气的最佳素材。

条件变了

陈水扁“三个奇迹”的根本原因有二，一是国民党阵营分裂，二是借助不正当手段。从两项原因看，陈水扁挥洒的空间继续存在，只是程度不同：泛蓝军内有矛盾，但不会到一分为二的程度；借助不正当手段的条件具备，但不会让陈水扁轻易得逞。

首先，泛蓝军不会分裂，陈水扁没有创造“奇迹”的根本条件。两年多来，泛蓝军为了有效制衡陈水扁的“台独意识治政”，积极维护内部团结。一是在选举中协手。无论是在第６届“立委”选举，还是在“三合一”选举中，国民党、亲民党和新党有矛盾，但是基本上能够以泛蓝军的全局为重，让泛蓝军的县市长席位冲上跨纪录的１７席，又接连赢得嘉义市“立委”和台东县长补选。在北高市长选举问题上，有意参选的宋楚瑜最后也会服从泛蓝军发展的大局，与国民党方面协商出合理方案。在２００８年台湾地区领导人换届选举中，以马英九为核心的基本阵容已经确定，不会出现２０００年泛国民党方面两组人马竞争的局面。二是亲民党出现向国民党回流的趋势，一些核心成员已经回到国民党，基层支持者绝大部分转向国民党。从力量对比上，出现了越来越有利于国民党的整合。三是合作监督执政党，利用控制的立法权，有效监督“台独”的错误施政，阻止陈水扁当局滥用职权、恶化两岸关系、挑拨族群的各类提案，同时提出有利于台湾经济、社会和民众利益的诸如“直航”条款、修订“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提案，在制衡泛绿的实践中，泛蓝军体会到协作的重要性。只要处于上升态势下的泛蓝军能够一致对“独”，陈水扁就不会有第四次“奇迹”。

其次，泛绿军执政危机，陈水扁孤注一掷难以得逞。根据现今的力量对比和发展趋势看，陈水扁的处境，要比前“三次奇迹”时情形更严重，民进党的执政危机全面加剧。在因陈水扁执政失误造成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问题继续恶化的情况下，又增添了“贪污腐败”和“内部恶斗”两项：贪污腐败引起天怒人怨，人们开始思考民进党应该与陈水扁切割、断头求生的问题；在陈水扁一家因经济犯罪而陷入困境之际，“四大天王”开始自找出路，在抬高自己的同时压低别人，图谋在“后扁时期”的政治结构中占据有利于再上一层楼的战略地位。无论是贪污腐败还是内部恶斗，严重干扰和影响民进党的选举安排，在台北市长选举中，党内有意参选的人，陈水扁不同意；陈水扁看中的人，又被当事人拒绝，造成无人敢战的局面。高雄市更是几派角逐，弄出一个最不适合参选的人参选。选情至今不振，要想出现奇迹，陈水扁只有仿效“两颗子弹”，制造极端事件捞取选票一条路。问题是他作为“总统”、民进党作为“执政党”，具有“选举捆绑公投、策划恐怖事件、制造紧张状态”的便利条件，但陈水扁和“台独”势力已有前科，且在泛蓝军、社会各界以及海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下，像“３·１９枪击案”那样冒天下之大不韪，制造极端事件，将会把民进党送上民意的审判台。

陈水扁的“三次奇迹”，并非是执政业绩带来的效应，也不是实力胜人一筹的结果，更不是多数民意支持的结果，第四次“奇迹”也就没有必然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