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空軍B-21塗裝概念圖

這一構想打破了傳統空戰體系中“戰鬥機負責制空、轟炸機負責對地”的概念邊界，可能促使B-21實現從“核威懾平台”到“空戰導彈載機”的轉向。根據該報道，美空軍可能試圖通過B-21的隱身性能與載荷能力，構建“超視距導彈發射平台”，破解美空軍“導彈庫存耗盡”與“航程不足”的雙重困局。

那麼，這一設想究竟是對空對空作戰體系的“顛覆性創新”，還是緩解美軍焦慮的“應急補丁”？

戰略動因：美空軍的雙重焦慮

作為美空軍新一代隱身轟炸機，B-21的初始定位是核威懾與遠程打擊。但近年來，美空軍高層不斷設想、推演未來可能發生的地區戰事，表示按照美軍戰機目前在亞太地區的布局，在遭遇地區戰事時存在反應周期過長、航程有限，且容易遭遇非對稱消耗等情況，單純依賴F-22、F-35或協同作戰飛機（CCA）難以實現“價格合理的大規模”應對方案。

此外，美軍目前存在的導彈庫存危機進一步加劇了這一焦慮。一些前空軍高級官員表示，在近期太平洋方向的軍事演習中，美軍“7至9天就會用完AIM-120導彈”，而且其供應商“根本沒有能力快速重建彈藥庫”。

美國空軍與太空軍協會（AFA）未來航空航天概念研究所負責人馬克·岡辛格表示：“我們面臨的是武器短缺，而非運送武器的平台短缺。”

9月初，第二架小批量生產的B-21抵達美國空軍加利福尼亞州愛德華茲空軍基地。

在這樣的背景下，B-21的大載荷能力（內置彈艙可攜帶20—30枚空對空導彈）成為緩解美空軍焦慮困局的潛在方案——其“超視距打擊+隱身突防”能力既能彌補戰機數量劣勢，又能減少對前線基地的依賴。

技術設想：“混合載荷”與“協同作戰”

根據《空軍與太空軍》雜誌網站的信息，美空軍改造B-21的核心邏輯是重構“探測-引導-打擊”的作戰鏈路：首先由F-22、F-35或CCA前出探測目標，通過數據鏈引導B-21發射導彈。

該設想融合了多重技術創新：超視距打擊方面，B-21可攜帶AIM-260“聯合先進戰術導彈”（射程超200千米），在假想敵防空系統覆蓋範圍外實施攻擊；載荷靈活性方面，其內置彈艙可兼容“游隼”小型空空導彈（每艙8—12枚），實現“遠近搭配”火力覆蓋；戰術迷惑性方面，敵方雷達難以區分執行對地任務的B-21與空戰型號，增加了空防難度。

抵達美空軍埃德華茲空軍基地的第二架小批量生產的B-21。

儘管該設想看似完美，但技術可行性仍存疑。文章指出，要對B-21實施設想中的改造，至少需要解決三大難題：一是加裝有源相控陣雷達與紅外搜索跟蹤系統（IRST）可能破壞其隱身外形；二是與B-21必須與F-35的多功能高級數據鏈（MADL）實現“無縫協同”，才能避免指揮延遲；三是B-21的轟炸機氣動布局限制了其機動性，只能依賴“先敵發現、先敵發射”，無法參與近距格鬥。

此外，文章還提到，美空軍近期還對美國國防部預先研究計劃局（DARPA）的可消耗式空射無人機項目（LongShot）進行了驗證，但有官員認為其“僅是一次性導彈載體，無法重複使用”。相比之下，B-21可多次部署，長期使用成本更低——這種“高價值復用”思路，體現了美軍在“低成本消耗”與“技術壓制”之間的權衡。

爭議焦點：“資源分配”與“核心任務”

圍繞這一B-21空戰化構想，美空軍內部發生了爭議，這些爭議的本質是“核心任務”與“資源分配”的博弈。

美國空軍作戰司令部（AFGSC）明確反對這一設想，認為B-21的首要任務是核威懾與遠程打擊，改裝為空戰版本將“稀釋轟炸機部隊的核心使命”。

文章提到，B-21目前年產量為7—8架（21世紀30年代或提升至10架）。如果部分飛機被改裝為空戰版本，將導致“轟炸機部隊規模低於最低需求”，原因是“用轟炸機執行防禦性反空襲任務，就像讓坦克去當偵察機——功能可行，但資源錯配”。

與此相對，智庫則主張突破傳統作戰概念。馬克·岡辛格提出“混合載荷”理念：“B-21可同時攜帶聯合空面防區外導彈（JASSM對地導彈）與AIM-260空空導彈，可以同時壓制敵防空系統，並對敵機形成威懾。”岡辛格表示，根據智庫作出的推演，這樣的戰術能夠讓美軍在預想的戰事中將“導彈庫存消耗速度降低40%”。

此外，還有一些行業分析師表示，由於啟動全新空戰平台“在預算上不可行”，相比之下，B-21改裝“成本僅為新平台的1/3”，且可復用現有生產線，成本上更為實際可靠。

現實挑戰：技術、預算和戰略誤判

儘管將B-21改裝為戰術飛機的構想頗具吸引力，但是綜合來說，在技術和預算方面的現實困境是無法忽視的。在技術層面，隱身與火控系統的整合依然是瓶頸，例如，加裝IRST系統必須在機身表面開口，可能導致雷達反射截面增大；導彈發射時的尾焰也可能暴露位置，“一次齊射後必須立即撤離，無法持續作戰”。預算和產能方面同樣壓力很大：諾斯羅普·格魯門公司儘管獲得了45億美元的預算來提升產能，但消息人士稱“最多增至每年20架”，無法滿足“同時替換B-2與B-52”的需求。如果分流出30%的產能用於空戰改裝，將導致“2035年前轟炸機部隊規模缺口擴大至40%”。

第一架小批量生產的B-21

此外，美空軍這一構想中的更深層風險在於戰略誤判。從全球工業製造能力和航空科技水平來看，美國早已不是遙遙領先的獨立一極了，因此是否能僅通過對某一型飛機的空戰化改造，來達成其設想中的勝利，顯然是存疑的。美海軍戰爭學院教授詹姆斯·霍姆斯曾這樣說道：“美軍陷入了典型的‘安全困境’——美軍每增加一種優勢，都會觸發對手的抵消措施。”

總體來說，B-21空戰化構想折射出美軍在資源有限與戰略野心之間的艱難平衡：試圖通過“非對稱載荷”與“概念突破”破解其設想中的外部威脅，但又受制於技術瓶頸、預算壓力與軍種利益博弈。

從短期看，這一舉措可視為應對當前危機的“應急補丁”——在導彈庫存不足、戰機數量劣勢的背景下，通過現有平台改裝快速提升威懾能力。如果美空軍能突破技術瓶頸，或標誌着空戰體系從“平台中心戰”向“網絡中心戰”的“顛覆性創新”。

然而，正如美國前空軍高級官員所言：將空對空武器安裝在轟炸機或其他任何飛機上都沒有問題，但需要研究“看看是否從中獲得利益”，以確定是否需要將部分 B-21 改裝為導彈載機。“我沒有看到任何能促使我們這麼做的理由，但這一設想也並不荒謬。”美空軍最終是否推進這一構想，不僅取決於技術可行性，更取決於其戰略判斷：究竟是尋求“絕對優勢”還是接受“有限威懾”，是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