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地區的抗議浪潮源於國內積怨，但這並非全部真相。多年來，印度始終秉持“世界最大民主國家”的定位，倡導自由主義價值觀，並接受美國賦予的“印太地區民主支柱”角色。然而在處理周邊事務時，印度卻屢屢展現出明顯的非自由行徑：扶持專制政權、干涉其他主權國家內政。每當自身戰略利益受到威脅，新德里便會將民主理想和人權視為可犧牲的代價。

美國因擔心疏遠印度這一關鍵印太夥伴，極少質疑其對周邊事務的處置方式。1979年，美國總統卡特（Jimmy Carter）宣布，在涉及南亞的多數事務上，美國將“尊重印度的主導地位”。此後歷屆美國政府均延續了這一政策。新德里通過資金援助、代表鄰國遊說西方，或部署安全部隊等方式扶持周邊政府。作為回報，華盛頓對其目睹的印度種種不當行徑往往保持沉默——一旦推動民主的努力可能與印度的意願相悖，美國便會擱置相關舉措。

結果，南亞小國將印度視為區域霸權，認為其在美國的默許下操縱他國內政。這種認知助長了各國對印度的怨恨和對美國的猜疑，成為近年來南亞次大陸頻發民眾推翻政權事件的催化劑。值得注意的是，尼泊爾9月起義中的抗議者曾憤怒圍堵印度電視台的採訪團隊，將他們與本國政治危機關聯起來。這種怨恨不僅對印度構成威脅，也為中國影響力的擴張創造了有利條件。隨着南亞民眾紛紛反抗與印度深度綁定的本國政府，中國順勢發力，通過提供貸款、軍事裝備援助，着重強調尊重各國主權，積極爭取新政權的支持與合作。

南亞向中國靠攏的趨勢對美國產生了切實影響。隨着失望的各國政府與中國走近，美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公信力均面臨喪失風險。這一動盪時期要求美國重新評估與印度的關係，並採取更平衡的南亞政策——將區域內中小國家視為獨立夥伴，而非印度的附屬品。

印度表面宣揚的民主原則，與其對獨裁者的支持形成鮮明矛盾，這一矛盾在孟加拉國體現得最為尖銳。十多年來，即便哈西娜的統治癒發專制，且通過2014年、2018年及2024年三次爭議性選舉維繫政權，印度仍始終堅定支持哈西娜及其領導的人民聯盟。正是新德里的支持，讓哈西娜得以肆意破壞民主體制、將司法機構與選舉委員會政治化，並推行《數字安全法》等壓制性法律——該法不僅限制網絡言論自由，更賦予當局任意逮捕、拘留政權反對者的權力。

哈西娜政府協助印度實現其關鍵安全目標，尤其是瓦解了以孟加拉國為基地的反印叛亂分子網絡。作為回報，印度強化了孟加拉國的wei權安全體系。新德里為孟加拉國精銳反恐部隊“快速行動營（RAB）”提供外交庇護，該部隊長期針對反對黨政客、活動人士和記者實施打壓。根據“人權觀察”組織2023年的報告，哈西娜執政期間，數百萬孟加拉國人遭受政治迫害，包括無端逮捕、惡意起訴和暴力侵害。印度官員頻頻為哈西娜政府的行為辯解，堅稱其是地區穩定支柱與反恐防線，但對於孟國內的鎮壓行徑，新德里卻始終保持着引人注目的沉默。

民眾對印度的憤慨情緒隨之高漲。2024年初，“印度滾出去”運動（the India Out movement）爆發，引發多輪示威，印度商品遭到抵制，社交媒體上掀起聲勢浩大的反印浪潮。同年年中，孟政府殘酷鎮壓了學生主導的抗議運動，據聯合國統計造成多達1400人死亡，這進一步激化了公眾憤怒。這些示威活動如滾雪球般演變為大規模抗議，促使孟軍方放棄對哈西娜的支持，最終推翻其政權，迫使她倉皇出逃。而哈西娜流亡印度的舉動，進一步加劇了印度與孟臨時政府的緊張關係，此後該政府始終與新德里保持着疏遠姿態。

哈西娜下台前，美國並未採取太多措施遏制孟加拉國的民主倒退。與以往一致，美國始終優先遷就印度的戰略訴求，其雖對2014年、2018年孟加拉國選舉中的違規行為表示關切，卻未採取實質行動，在支持哈西娜一事上對印度予以默許。拜登政府是歷屆美國政府中態度相對強硬的一屆，於2021年對“快速行動營”實施制裁，並在2023年針對其所認定破壞選舉的孟官員及政治人物，出台了相關簽證限制措施。即便如此，美國政府仍克制公開批評力度，未實施更廣泛的懲戒措施。出於對美印關繫緊張的顧慮，美國雖承認孟加拉國2024年選舉“既不自由也不公平（not free or fair）”，卻始終未作出更嚴厲的譴責。

孟加拉國民間社會對美國在民主問題上的口頭支持表示歡迎，但對美方不願採取果斷行動感到沮喪。哈西娜政府倒台後，中國迅速介入。2024年10月，中國軍艦訪問吉大港——這是孟臨時政府成立後首批到訪的外國海軍艦艇，標誌着地緣政治格局的重大轉變。此後，中孟兩國開展了一系列重要外交與軍事互訪，中國還支持孟與印度的長期對手——巴基斯坦共同參與海軍演習，推進國防技術轉讓，並投資基礎設施和經濟特區建設。

截至2025年年中，兩國已啟動國防和自由貿易談判，而在孟加拉國恢復與巴基斯坦的外交關係後，中孟巴三國又在2025年6月舉行三方峰會。這標誌着該國徹底脫離哈西娜時期的“印度優先”政策，轉向與北京建立更緊密的關係。孟臨時政府通過與中國和巴基斯坦接觸，重新平衡了本國外交選項，並在防務合作與經濟援助方面獲得實質收益。因此，中國在孟影響力的擴大並非純屬機會主義式的趁虛而入——而是美國長期習慣性順從印度的後果。美國未能對印度支持一系列wei權政權的做法加以制衡，反而在無意間為中國打開了大門。

類似的態勢也在馬爾代夫顯現。這個群島國家因其國內對印度影響力的普遍不滿引發政府更迭，此後，中國的參與度顯著提升。這一結果進一步印證：若將短期穩定置於民主價值觀與負責任治理之上，終將招致長期反噬——這一趨勢，華盛頓與新德里均需審慎正視。

2013年，阿卜杜拉·亞明（Abdulla Yameen）當選馬爾代夫總統後，即便其統治癒發專制，印度仍將其視為重要盟友，優先推進與其所領導政府的軍事與監控合作。到2016年，新德里已深化與亞明政府的防務關係，高規格接待其訪印，並簽署多項協議，使印度成為馬爾代夫的主要安全夥伴。與此同時，亞明在國內大肆破壞民主體制、操控司法機構，監禁包括前總統穆罕默德·納希德（Mohamed Nasheed）在內的反對黨領袖，並於2015年和2018年兩度宣布國家緊急狀態，藉此集中權力、壓制異見。2016年，當英聯邦準備譴責馬爾代夫時，新德里為其提供外交掩護——主張通過接觸而非制裁解決問題，並支持馬爾代夫搶先退出英聯邦。對許多馬民眾而言，這無異於證明印度默許亞明政權的鎮壓行徑。

2018年，亞明在選舉中失利下台。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亞明在敗給親印政客索利赫（Ibrahim Mohamed Solih）後，反而開始領導馬爾代夫的“印度滾出去”運動，將印度描繪為“新帝國主義勢力”。到2022年，亞明及其領導的進步黨聯盟的民族主義言論進一步升級，演變為要求驅逐駐紮在馬爾代夫的印度軍人。這場運動幫助反印政黨“人民國家大會黨（People’s National Congress）”候選人穆伊茲（Mohamed Muizzu）在2023年馬總統選舉中意外獲勝。

穆伊茲將勝選定義為“收復主權”，隨即驅逐印度軍隊，取消與新德里的防務協議，突然終止了印馬數十年的安全合作。2025年7月，印度總理莫迪訪問馬爾代夫，這是穆伊茲上台以來的首次印方高層訪問，雙方緊張關係有所緩和。兩國領導人啟動了貿易談判，印度為馬提供5.65億美元信貸額度，標誌着雙方向重建經濟夥伴關係邁出一步。但印馬之間的互信依然薄弱，兩國夥伴關係尚未恢復到以往的穩固程度。

儘管馬爾代夫地處關鍵海運通道，但長期以來，美國在其印太戰略中始終將這個國家視為無足輕重的存在。華盛頓將針對馬爾代夫的外交事務主導權交由印度負責，既未對該國國內民主倒退現象實施制裁，也未在亞明破壞民主體制時對其採取懲戒措施。隨着馬爾代夫反印運動勢頭漸長，中國利用美國的缺位，通過減免該國對華債務，迅速擴大地區影響力。2024年1月，穆伊茲訪問北京，雙方簽署了涵蓋基礎設施、貿易、漁業及數字互聯互通等領域的多項協議。

作為回應，拜登政府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試圖控制外交損害，2024年6月在華盛頓會見馬外長穆薩·扎米爾（Moosa Zameer），並提出在安全和海軍領域開展合作的提議。然而，這些與中國提供的支持相比實在相形見絀——中國以無償援助、裝備供應、人員培訓等形式提供軍援，還簽署了包含大型基礎設施項目的自由貿易協定。馬爾代夫對西方的冷漠印象已根深蒂固，認為美國的示好只是對中國地區影響力的被動回應，而非真心支持馬本國的自主權、民主與人權。美國未能為政治透明度、民主體制及公民社會提供令人信服的支持，其與馬爾代夫接觸的嘗試，在外界看來不過是單純的地緣政治算計。

孟加拉國和馬爾代夫呈現的“印度干預導致中國獲利”的不滿軌跡，在斯里蘭卡同樣存在。2009年斯里蘭卡內戰以反叛組織泰米爾猛虎組織戰敗告終後，印度成為該國的關鍵盟友。但與在孟加拉國和馬爾代夫的情況一樣，印度的支持以犧牲人權和問責制為代價。同年，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特別會議上，印度投票支持一項讚揚斯里蘭卡勝利的決議，阻撓西方要求調查所謂戰爭罪行的提案。

此後數年，新德里持續為斯里蘭卡轉移國際壓力，保護斯里蘭卡總統馬欣達・拉賈帕克薩免受實質性全球審查，允許其鞏固權力，同時將泰米爾人的訴求斥為西方宣傳。莫迪與拉賈帕克薩後續的會面聚焦安全和反恐戰略，迴避人權議題。新德里的刻意寬容傳遞出明確信號：只要斯里蘭卡政府在地區安全問題上與印度保持一致，印度就不會追究其過去的暴行或對少數族裔的迫害。

2022年，斯里蘭卡遭遇經濟崩潰。2019年當選總統的戈塔巴雅・拉賈帕克薩（馬欣達・拉賈帕克薩的弟弟）治理不善，引發大規模抗議。對此，新德里通過信貸額度、貨幣互換和緊急援助等方式，提供了近40億美元的無條件援助。印度成為斯里蘭卡事實上的“最後貸款人”，卻未要求斯政府解決引發政治危機的人權侵犯、軍事化或腐敗問題。但此次救助未能阻止結局到來——2022年7月，斯抗議者攻占總統府，迫使戈塔巴雅・拉賈帕克薩流亡。許多斯里蘭卡民眾認為印度是維護失敗政權的同謀，抗議者在總統府牆壁上噴塗了“印度滾出去”的標語。拉賈帕克薩的繼任者拉尼爾・維克拉馬辛哈轉向中國尋求支持。北京迅速回應，同意將債務償還延期兩年，並在斯政府批准下，推進漢班托塔45億美元的煉油廠項目——這是斯里蘭卡歷史上最大的外國投資項目之一。該煉油廠投產後，將成為中國在距離印度海岸僅180英里處的物流樞紐。

混亂發生期間，美國對斯里蘭卡的民主倒退表示關切，但在很大程度上遵循印度主導。儘管華盛頓支持聯合國調查戰時人權侵犯的努力，並在2022年經濟危機期間向斯里蘭卡提供人道主義援助，但並未通過包括與印度合作在內的任何方式，要求斯政府制定治理基準或反腐敗保障措施。美國官員讚揚印度的金融援助，卻對問責制的缺失保持沉默。許多斯里蘭卡人，尤其是年輕抗議者，認為新德里和華盛頓都應對腐敗舊政權持續存在負責。

與其他南亞國家一樣，尼泊爾數十年來目睹印度將地區影響力置於促進當地民主之上——這一政策加劇了該國的政治動盪，過去17年間尼泊爾已更換14屆政府。儘管尼泊爾的不穩定在很大程度上源於內部派系紛爭以及從君主制向共和制民主的艱難轉型，但許多尼泊爾人認為，印度的干涉加劇了其長期存在的政治危機。

例如，2015年末至2016年初，因尼泊爾憲法修改影響印度邊境地區的印度社群，新德里對其實施封鎖。當時，封鎖導致交通線路和醫院服務陷入癱瘓，引發國際社會警告尼泊爾陷入人道主義危機——該國當時正因地震遭受毀滅性重創。印度與尼泊爾的緊張關係進一步惡化。2020年，“印度退出”（#BackOffIndia）社交媒體運動興起，反映出尼泊爾年輕人日益不滿新德里的霸道影響力以及所謂“同情尼泊爾政治中的保皇派陣營”。2025年，抗議者不僅反對寡頭政治腐敗，也重申了對印度維持該體制的長期憤懣。

華盛頓長期將尼泊爾視為印度“後院”的一部分，因此僅將參與局限於援助項目和救災，避免採取可能惹惱新德里的深入外交舉措。美國與尼泊爾唯一的重要合作是5億美元的“千年挑戰公司”協議，該協議資助了大型輸電線路和道路升級項目。然而，在許多尼泊爾人看來，該協議似乎是新德里策劃的安排，旨在鞏固印度和美國在南亞的權威。2022年2月，協議反對者聚集在議會大廈外抗議，焚燒美國和印度國旗。

這種緊張關係以及尼泊爾的國內不穩定，為中國擴大在該國影響力打開了大門。2017年，尼泊爾加入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此後，尼泊爾啟動了多個中資支持的項目：加德滿都-吉隆鐵路、代萊克縣油氣勘探，以及作為“一帶一路”組成部分的跨境經濟走廊“跨喜馬拉雅多維互聯互通網絡”。中尼貿易迅速增長，北京宣揚其向加德滿都提供“無附加條件貸款”。即便在奧利被迫下台前，他已開始向中國靠攏——2024年，奧利打破外交慣例，先訪問北京再訪問新德里，重啟停滯的鐵路談判和安全協調。迄今為止，臨時政府已表示將維持對華友好態度，同時謹慎回應國內對問責制和自治的訴求。

縱觀南亞，規律顯而易見：印度將狹隘的戰略利益置於維護民主和自由價值觀之上，而華盛頓因擔心與新德里關繫緊張而視而不見。當地民眾將這種動態視為“美國支持的印度霸權”的象徵，不滿情緒為中國擴大投資和影響力鋪平了道路。這些並非孤立結果，而是結構性問題的體現——南亞民主國家已成為大國競爭的戰場。印度對民主進程的干涉越多、對不受歡迎強權人物的扶持越甚，中國的介入空間就越大。只要華盛頓繼續奉行順從且不加思考地認可印度偏好的地區政策，就可能將南亞拱手讓給北京。

解決之道並非讓華盛頓微觀管理印度的周邊政策，而是建立合作性質的共同民主基準。如果世界上兩個最大的民主國家不能使其地緣政治戰略與其宣稱秉持的民主價值觀相協調，中國將繼續在印度和美國政策造成的混亂中獲得戰略利益。

當前正是華盛頓重新評估其南亞政策的關鍵時刻。川普第二任期內，美印夥伴關係遭受衝擊——華盛頓以印度從購買俄油為由，對其徵收高額關稅。美國官員在確定與印度的合作模式時，應改變對整個地區的看法：南亞並非單純的印度“後院”，而是由數億人口組成的多個獨立夥伴國的集合。傾聽當地聲音、制定明確的透明度和人權標準、並對違反這些標準的行為（包括印度的行為）作出堅定回應，是在南亞達成持久協議的關鍵。如果華盛頓不願看到中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不可逆轉地擴大，就必須停止順從印度，轉而認真對待所有南亞國家的民主訴求，並記住：這些國家的公民絕不容忍壓迫與惡政——尤其當這些行為是由世界最大民主國家支持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