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冷戰結束以來，世界範圍內的核風險並未如人們所期待的那樣持續下降。相反，伴隨俄烏戰爭中的核威脅的再度出現，尤其是在當前大國戰略競爭相繼回歸的形勢下，“核優勢”這一似乎早已被理論否定的概念，重新回到各國政策與學界討論的中心：在相互確保摧毀（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簡稱MAD）機制與核僵局依然成立的條件下，追求核優勢究竟是理性的安全選擇，還是一條危險且自欺的道路？對於中國當前面臨的國家安全環境，是應該選擇提升核武器數量以謀求自身更大的核優勢？還是應在不對稱的前提下實現有效的核威懾？

本文基於系統化的博弈論研究，對“核優勢能否提升國家安全”這一問題進行了理論重構。文章的核心結論跳脫出有關“核革命理論（the Theory of the Nuclear Revolution，簡稱TNR）”的爭論，並指出：只有在極其有限且苛刻的條件下，核優勢才可能在不顯著提高核戰爭風險的前提下改善一國的安全處境；在大多數情境中，核優勢要麼無助於外交脅迫，要麼會顯著提升核災難發生的風險。

其中，表示國家在該情形下獲得的先發優勢，該優勢同樣取決於核力量對比變量。

同時，我們需要明確，情境中存在着 “危機機會”，即存在“非鴿派”，對於任意國家，國家，存在累積分布函數為、概率密度函數為的分布，是均勻分布的，此時存在（保持和平的可能性大於受到先發制人打擊所受的損失）；而滿足“相互確保摧毀”或是“核僵局穩定”的條件是：

（等式右邊為和平收益減去先發制人的優勢，即為最壞和平情況）

在基線模型（Baseline Model，即最基礎的假設情形，不採用任何特殊的脅迫策略）中，若不存在危機機會（即雙方國家均為鴿派），則均衡為國家1不挑戰，維持現狀。若核僵局穩定，且滿足特定條件：

這一式子表示的含義是，即代表在穩定核僵局中，若該條件成立，則危機不會升級為戰爭，施壓國也無法通過核威脅榨取對手的讓步。

從這個式子可以推出，先發制人博弈存在唯一和平均衡，也就是說，國家1的脅迫威脅失敗。本文進一步指出，在穩定核僵局下，任何脅迫性威脅均缺乏可信度且必然失敗，這意味着只要核僵局穩定，核平衡在外交上實踐便無關緊要。

具體而言，當國家1採取“破釜沉舟”策略（承諾在遭拒後必定升級攻擊）時，博弈簡化為一個最後通牒博弈。均衡下，國家1提出方案：

這一式子分別說明從鴿派、務實派、鷹派分別尋求的分配方案，共同揭示了一個冷酷的現實——在“破釜沉舟”的策略下，一國 能否通過核優勢獲益，高度依賴於其領導人的“決心”（h）。鴿派幾乎無法利用核優勢；務實派能穩步改善條件；而鷹派則可能利用核優勢進行危險的賭博，將整個國家推向核災難的邊緣。這完美印證了全文的核心警示：核優勢的價值並非絕對，它可能是一劑補藥，也可能是一劑毒藥，關鍵看它被誰使用、以及如何被使用。

其中、

國家2接受當且僅當 

這一結果表明：（1）若核優勢僅通過提高勝利概率實現，則國家1獲得更有利的和平條件，戰爭概率不變；（2）若核優勢僅通過增加先發制人優勢實現，則僅部分高決心類型（h′′ < h1）的和平條件改善，但戰爭概率增加。

若國家1採取邊緣政策（以概率ε升級），均衡形式與“破釜沉舟”類似，但國家2的接受門檻變為

此時，核平衡的影響與“破釜沉舟”情形相同。

在“非理性之合理性”策略下，假設核僵局不穩定，即國家1存在一定比例的“鷹派”類型。均衡下，國家1提出統一方案

該方案代表的含義是國家2接受當且僅當不低於其類型相關的最低要求。作者指出，在此設定下，無論核優勢通過（力量對比）還是（先發優勢） 實現，當核平衡對國家1更有利時，它總能獲得更有利的和平條件，但同時戰爭概率會增加。

總結而言，在穩定核僵局下，常規核脅迫難以成功，因此核優勢的外交效用有限。若施壓國採取“破釜沉舟”或邊緣政策，核優勢通過“勝利概率”渠道可改善和平條件而不必然增加戰爭風險，但通過“先發制人”優勢渠道則可能加劇危機不穩定性。若核僵局不穩定（存在非理性鷹派），核優勢雖能帶來更有利的和平條款，但會顯著提高戰爭爆發的風險。

以史為鑑：核優勢帶來的不穩定性

歷史記錄表明，美國核優勢曾顯著危及其戰略穩定。1969-1974年間，美國對核優勢的認知從“雙方均無先發制人能力”轉向自信己方獨有。1976年美國國務院備忘錄預測，到80年代中期，美國先發制人的核打擊能力可摧毀蘇聯近90%戰略彈頭，接近“解除武裝式打擊”的水平。蘇聯領導人安德羅波夫則在1983年警告，美國的新軍備競賽旨在準備“有限核戰爭”。至80年代末，蘇聯評估自身報復能力已不足以確保相互毀滅。這些證據表明，美國的核優勢可能誘發先發制人渠道的誘惑，從而動搖和平根基。

即便在認識到核優勢意義有限的背景下，美國仍長期堅持追求其核領先地位，在這背後是一套“政策表演”的邏輯。肯尼迪政府雖內部質疑核優勢的實際效用，並推動以“確保摧毀”為威懾標準，但出於應對國會壓力與維持國內政治形象的考慮，仍公開宣揚自身核力量優勢。尼克松時期提出的“充足論”，試圖淡化核彈頭數量對比，卻不得不繼續強調美國在核武器質量上的優勢，因為歐洲盟友已將“美國領先”等同於安全承諾的可信度。美國國防部長施萊辛格則在1974年轉向“有限核戰爭”學說，亦可視為通過展示強硬姿態來維持其政策連續性以安撫國內外觀眾。種種路徑依賴顯示，美國的核政策往往受制於既定的“合格標準”與聯盟政治，其決策者難以擺脫對優勢象徵意義的追求，即便其實際安全效益存疑。

結論與警示

本文構建的博弈模型釐清了核力量平衡（體現為戰爭勝率與先發制人優勢）影響國家安全的條件。結論表明：

（1）核優勢常為“無用之物”：若核僵局穩定且國家無法可靠承諾升級危機，則提升核優勢僅是資源浪費；

（2）核優勢可能成為“危險之源”：若核僵局不穩定，或核優勢顯著增強先發制人打擊能力，則會誘使冒險行為，升高戰爭風險；

（3）核優勢僅在有限情景下“有用”：唯有在核僵局穩定、國家能通過可靠承諾引發災難（如“破釜沉舟”），且核能力不強化先發制人優勢時，更有利的核力量平衡才能明確改善國家安全。

因此，TNR關於“核優勢無用甚至危險”的總體判斷，在更廣泛條件下依然成立，而其批評者所持的“核優勢必能增強安全”的觀點，僅在前述嚴格限定的情形下有效。概而論之，核優勢帶來的是更好的談判條件和更高的災難風險。

本研究對當下各國和政策具有現實警示意義。儘管核武器在烏克蘭危機中阻止了美俄直接衝突，但俄羅斯的核威脅並未達成其政治上使烏克蘭屈服的目標。與此同時，當前中國核力量建設，未必需要美國以擴充核武庫作為回應——若此類擴充增強的是先發制人能力，反而可能破壞穩定、誘發對抗，進一步危及局勢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