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汉奸出身

江泽民的祖父是江石溪，父亲江世俊，母亲吴月卿。江泽民无兄，有一姐江泽芬，妹妹江泽南（泽兰）、弟弟江泽宽，在江氏家族中江泽民是长房长孙。

1915年，中医师江石溪在45岁当口突然弃医从商，后来曾受聘大达内河轮船公司，为驻扬州协理，生活富裕后迁居到有钱人居住的城内琼观街田家巷。

江石溪有子女七人，其中两人早年夭折；老六江世侯（即江上青）1928年参加了共产党闹革命的行列，1939年被乱枪打死时才28岁，留下同岁的遗孀王者兰和两个年幼的女儿江泽玲、江泽慧；老五江世雄文革六十年代末中风而死；老七江树峰是扬州大学教师，1993年11月在北京去世；老大江世俊日军侵华时堕落为卖国汉奸，成为江氏家族的耻辱。

不论谁当政，汉奸卖国贼都为人所痛恨。因而江世俊的儿子江泽民对父亲避之犹恐不及。江不但绝口不提亲生父亲，甚至在自己当中共总书记时，把情妇亲信都提拔成了高官，任他们大贪大腐，也不肯拉亲生兄弟姐妹一把，不与他们往来，几乎到了不承认他们的地步。

这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到邓小平去世后才被揭示出来。邓去世后，江泽民三权在握，他迫不及待的组织了一个专门写作班子为自己写传记。这个写作班子在走访搜集资料时费尽心思、不辞辛苦也找不到江能服人的政绩，反而了解到其大量鲜为人知的不光彩一面，其中就包括伪造出身的问题。江泽民对这个写作班子非常恼火，命其立即解散。但人的嘴巴不上封条总有缝隙，江的丑事还是被陆续传了出来。

江泽民的父亲是江世俊。1940年11月汉奸汪精卫的日伪政府成立后，江世俊投奔南京，改名江冠千，担任南京汪伪政府宣传部副部长兼社论委员会主任委员，为《中华日报》主笔胡兰成（张爱玲的前夫）手下一员大将。胡兰成与周作人并称当时国内最著名的两大汉奸作家。胡兰成离开中国后在日本出了本《历史的漩涡》，书中特意提及江世俊（江冠千）和他共事的历史。

为了让长子将来出人头地，江世俊不但送江泽民去学费不菲的扬州中学，还送他去汪精卫伪政府办的伪中央大学读书，而且从小就送他去学弹钢琴。那个年代正是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受苦受难之时，一般人连生计都难以维持，而这位阔少的父亲挣的大钱却是做汉奸换来的。江泽民没有辜负父亲的苦心栽培，不但弹拉跳唱，又歌又舞，还会京戏、越剧。

江泽民当政后曾回扬州祭祖，重修祖坟就动用了国库150万元。但记者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江泽民喋喋不休的只谈在他七岁时就死去的祖父江石溪，却小心翼翼的避免谈到为他苦心经营的汉奸父亲江世俊。

2﹒“烈士遗孤”

共产党讲究出身，动不动就问“阶级成份”。为了能够往上爬，从建立档案的那一刻起，江泽民就把比自己大15岁的六叔江上青的名字偷偷填在了“父亲”的栏目中，一来江上青闹过革命，二来已成“烈士”，盖棺不再犯错，所以保险系数达到了极限。江泽民就这么壮着胆把出身从“汉奸狗崽子”变成了“革命烈士子弟”。为此他往穷困的寡妇六婶王者兰家走动的勤了，手里总不忘拎着点礼物。

江泽民小学毕业后没考上著名的扬州中学，只考进江都县立初级中学，心中闷闷不乐。第二年，他凭藉着父亲的关系转入扬州中学就读。后来又在父亲的周旋下，伪中央大学送给他一个名额。江泽民耳濡目染，已经开始熟悉官场后门的权钱交易了。不过让他扫兴的是，最终取得抗战胜利的是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不承认汪精卫伪政权，所以也不承认伪中央大学，对江泽民在那里的学历也不予承认。因为尽管美国人库恩在《江泽民传》中把江泽民就读的南京伪中央大学称为“江苏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但实际上那个真正最负盛名的中央大学，早已随国民政府迁到西南的抗日大后方去了，而南京这个所谓“中央大学”是汪伪汉奸政府后来拼凑起来的。

1989年，江泽民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江苏的南京大学在整理旧学籍档案时，发现这位江泽民于1943年至1945年曾在南京大学前身之一的中央大学就读，并找到了他当年的成绩单和贴有照片的借书证。南京大学校方十分高兴，校友会赶紧给江泽民发了一封“认亲信”，但江泽民迟迟没有回信，令他们大失所望。看来江泽民不仅对自己的出身讳莫如深，对自己的学籍也唯恐避之不及。

上世纪90年代初，江泽民到江苏视察，特地访问了南京大学。南大校方在安排他的行程时，有意把江泽民过去住过的宿舍楼放在他的参观路线上。当江泽民走到这里时，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遥望当年的宿舍，若有所思。当时，所有的陪同者都停了下来，四周鸦雀无声。南大的领导没有胆量上前说一声，“这就是你当年在此求学的住处，现在仍完好无损”。江泽民也一改喜欢高谈阔论的习惯，只是出奇的沉默着……

江泽民出任国家主席后，出访时被称作“戏子”的本事都是当阔少时练就的，那时他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学弹钢琴、吉他等乐器。

而那时江上青的遗孀和女儿却过着非常贫困的生活。江上青次女江泽慧对《江泽民传》名义作者库恩回忆说：“在我11岁之前，我唯一记得的就是无尽的贫穷饥饿，家里没有多少粮食，有时根本连一点儿吃的都没有。”

江泽慧的话无疑把江泽民所有传记里的“过继”问题给否定了。1938年3月出生的江泽慧比江泽民小11岁，假定过继给死人也成立的话，那江泽慧在江泽民“过继”时才一岁。如果江世俊夫妇真如传记中所描绘的那样好心接济着弟弟的遗孀，为何江泽慧说11岁之前“有时根本连一点儿吃的都没有”？既然江世俊夫妇知道弟媳妇连孩子都养活不了，就应该收养那两个亲侄女，怎可能好事没做倒忍心把自己儿子送过去跟着一起“绝食”呢，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江泽民是江家的长子长孙，他还有一个姐姐江泽芬和一个弟弟江泽宽。在中国的社会伦理传统和子嗣继承规矩中，如果没有特别特殊的情况，长子长孙是不可以作过继的。

江泽民杜撰出的生动有加的过继仪式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除了那些穿帮的西方礼仪（比如13岁的江泽民起身拥抱比他只大十几的江上青遗孀什么的），库恩在其《江泽民传》中还有这样一段描写：“‘我希望这个孩子能够继承他父亲的遗志，’江世俊在过继仪式上说道，‘向万恶的敌人复仇。’那年，江泽民13岁。”

这当然只能是一个笑话。江世俊随后便效忠于汪精卫的日伪政府，而江上青是中共烈士，不知江上青的“万恶的敌人”包不包括汪精卫的卖国政府？江上青是1939年死的，那时共产党未成势力，还被叫做“共匪”，汉奸江世俊避之惟恐不及，怎么可能把儿子过继给死去的“共匪”？

江泽民的堂妹江泽慧接受库恩的采访，谈到江泽民所谓的“过继”时更是“精彩”：

“在以后的日子里，江主席一直叫他的生母‘妈妈’，叫他的养母‘娘’”，“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两个称谓都是‘母亲’的意思。不过，它们在亲密程度上还是有细微的不同。‘娘’要显得更亲一些，更像一个爱称。”库恩特地注释，这两个称谓之间的区别很像英语里面“Mother”和“Mom”的区别。

事实上，扬州人管妈妈叫“姆妈”（“姆”读第一声，“妈”读第四声）或“阿母”（ “阿”读第一声，“母”读第四声）。绝没有叫妈妈为“娘”的。扬州几十年前倒是还有人说到老婆时用“我娘子”，但无人管母亲叫“娘”的。这段描写更证明江泽民从来没有过继给江上青的遗孀做养子。

江泽慧还对库恩说，“要理解江泽民主席，就必须懂得他的养父，也就是我的生父，江上青。”这种肉麻的话，江泽慧也说得出口。江上青成天在外闹革命，同江泽民相处无多，江家其他人又素对江上青的革命不理解，江上青被捕后，江家营救江上青的法庭说辞就是 “上青仅仅是个被勾引而误入歧途的青年”，而且江泽民还只是个10来岁的小孩子，江上青能对他有什么影响?

自从江泽民成立的写作组调查出他篡改出身后，江惊恐万状，利用手中的权力急着出各种各样的回忆录、传记等等，利用一切机会大篇幅的反复述说自己在13岁时过继给了已成“烈士”的江上青。

2002 年10月，在江泽民的授意下，由其亲信、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李长春在省委组织部管辖的刊物《广东支部生活》上刊出了一篇文章，大谈江泽民的“过继”问题。令人捧腹的是文章的第三部份：“烈士夫人誓育遗孤”──由生父江世俊悉心栽培的江泽民转眼成了“遗孤”！别小看这期杂志，发行量竟高达近两百万册，远远超过当时发行最红火的《南方都市报》两倍，其重点旨在告诉读者“江泽民是烈士遗孤”。

一个月后，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上，为江泽民漂白出身有功的李长春就被提拔进了政治局常委会。一年后，2003年11月29日，《中记传媒网》发表消息，根据《中央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意见，《广东支部生活》被宣布停刊。

李长春为了升官真下了大工夫，而库恩那本中文版的《江泽民传》里居然说“过继”是有法律手续的。但遗憾的是三十年代还是宗族长手握决定权，过继儿子不需要法律证书。

3﹒顺藤攀爬

当然，江泽民自己偷偷篡改出身还不行，其出身还必须得到王者兰一家的认可。江泽民知道物质投资是必要的，就开始到六婶娘那里去走动，但绝不空着手，总是拿着些让母女都惊喜的礼物。人是有感情的，感情培养起来，看见什么事就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何况江泽民谎报出身也只能使王者兰一家有收获而无损失。

对于江泽民来说，只在档案材料里有一个“烈士子弟”出身远远不够，并不是所有的“烈士子弟”都能飞黄腾达，没人提拔也不行。于是江泽民便时常搜寻、打听哪位高层干部曾和江上青认识。

1982年，任国家进出口管委会副主任的江泽民有一次无意中听到，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张爱萍有一段在皖东北特委工作的经历，这让他欣喜若狂。自那天起，江泽民开始搜集张爱萍的爱好、特长。当他发现张爱萍爱好书法时，就有了一个投其所好的主意。

一次会议结束，张爱萍忽听身后有人喊道：“张副总理！”他回头一看，原来是国家进出口管委会副主任江泽民。此前，因工作关系，他们曾有多次接触。江泽民匆匆几步走到他的身边，紧张地问道：“您还记得江上青吗？”张说：“当然记得，我们是好朋友。很可惜，他英年早逝。”江泽民脸上顿时露出耐人寻味的表情，声调提高了八度，说：“他是我的养父！……”张爱萍震惊得半天没回过神儿来。

张爱萍和江上青（原名江世侯）的相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江上青曾受中共党委派至皖东北特委与张爱萍一起工作过，遂成朋友。1939年江上青28岁遇难时，张爱萍正好29岁。江泽民知道张爱萍喜好书法，就找了一个“为江上青墓立新碑”的理由向将军求字。这一举动既让王者兰母女三人感动，又在张爱萍面前坐实了江上青“养子”的名份。

众所周知，因汪道涵的竭力推荐，江泽民当上了上海市长，这当然与江泽民自称是江上青的“养子”有直接关系。抗战初期，也就是所谓的“国共合作”时期，江上青曾经是汪道涵的顶头上司。那时共产党员江上青负责安徽国民党的地方政府及地方武装统战工作，取得了国民党安徽省第六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盛子瑾的赏识。江上青将中共派的一批上海、江苏等地的地下共产党员安排到盛子瑾下属的各个县里担任行政职务，汪道涵就是其中的一个。

当江泽民得知汪道涵和江上青的关系后抓住不放，一口一个“恩师”，在汪的提携下，江泽民仕途极顺，一路攀升。但在江手握党、政、军大权之后，去上海接见这个、会见那个，就是不理汪道涵，被上海人大骂“良心被狗吃了”。

和汪道涵、张爱萍建立了关系之后，江还不满足，他决不肯放过任何一块能够铺垫通往官场高层的垫脚石。

在赵紫阳担任总书记期间，江泽民直接讨好赵紫阳的机会不多，只能用迂回战术，先讨好赵的秘书。于是，江曾经拉住赵氏的一个秘书强认“老乡”的丑事一度在中南海里传为笑谈。中共前中央军委领导人之一洪学智上将是安徽金寨人，江泽民在他面前主动谈及自己的祖籍是安徽，借此与洪学智攀上了“老乡”。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下什么菜碟，这已经成为江泽民闯荡官场的最大特点。

4﹒“一荣俱荣”

随着江泽民的官职不断提升，他愈发恐惧出身被揭穿，不仅从不提及自己的生父，甚至还故意冷落自己的亲姐亲弟，掩饰与他们的关系。江的亲姐被划为右派，遭遣送回家，不得不靠每月8块钱艰难度日。只因怕汉奸出身曝光，江泽民对亲姐姐竟伸不出亲情之手。而据库恩在《江泽民传》中透露，那时候江泽民每个月都分别寄10多块钱给他的两个堂妹。堂妹江泽慧自己也说“那个时候，这可是一大笔钱了”。

江泽民住进中南海后，两个堂妹更是“鸡犬升天”。“扬州世明双语学校”，是扬州目前最大的也是条件最好的学校之一，该校不但有幼稚园部而且还有中小学部。该校名义上挂靠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名下，但幕后老板是江上青的大女儿江泽玲，该校的官方网站上有江泽民的题字。同时，江让银行给江泽玲的儿子邰展无抵押贷款做生意。

江泽民更毫无顾忌的提升江上青的二女儿江泽慧。据官方报导，江泽慧从安徽农业大学一个普通教师窜升到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安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校长，不久火箭般升任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长，成为国家林业局党组成员。现有头衔还有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常委、科普工作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际竹藤组织董事会联合主席、中国花卉协会会长、中国竹产业协会会长、中国林学会理事长等职。

江上青去世时，大女儿江泽玲才三岁，小女儿江泽慧一岁零四个月，对“父亲”只是有概念而形像模糊。江泽慧姐妹俩心里明白，中共的“革命烈士”多了，并不是哪个烈士子女都能高升。父亲江上青没有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父亲死后自己连饭都没得吃，而江泽民利用了父亲拼命钻营，攀上了汪道涵那根高枝儿，抱牢了张爱萍这条粗腿，顺藤往上爬。如果没有堂哥篡改出身，江泽慧姐妹连想都不敢想会有今天这样显赫的地位。父亲这块“革命烈士”招牌也只有在堂哥江泽民的手里才最大限度的赚出利益来。所以她们自觉自愿的“自律”，在任何情况下都和江泽民的说辞保持一致。

不过人被捧晕的时候也会失口爆大料。有一次，几个知己和江泽慧侃大山，有人说：“你真好命，摊上江泽民这么个好哥哥，你才有今天。”江泽慧撇撇嘴说：“你说反了，是他好命，摊上我们这个好家庭，他才有今天。没有我们家给他撑着，他还不是黑五类？”有人小心地问：“他不是过继给你妈做儿子了吗？”“那个时候我们多困难啊，我妈还盼着有亲戚把我们给收留了呢？怎么可能过继别人的孩子，而且那时候他们家有钱，我们家没钱，他们那时候理也不理我们，后来用得着我们了，……谁沾谁的光啊！我们心里都有数。”

看看江泽民编的成长历程，实在是自相矛盾。为了淡化汉奸色彩，他说在中小学就很革命，热衷爱国运动，其实他大部份时间是在父亲的培育下拨弄琴棋书画；到了上大学时，号称爱“革命”的他并没有真正“爱国”，去追随南下的中央大学，而是去了日伪政府的南京中央大学，江泽民说是他要走“科学救国”之路；要“科学救国不理政治”吧，但现在出的传记里又说在校期间是积极参与共产党的地下活动，还入了党，而且还是当时上海中共活动的积极份子。库恩在江的传记中，描写了很多江泽民在校期间参与的所谓“革命活动”，这些都无从考证。但是，那时发生过一个众所周知的中共领导的“6.23”反蒋大示威。1946年6月23日在上海由中共的周恩来、吴学谦、乔石、钱其琛等领导发动了一场300多家单位的5万多人参与的大游行。可是到现在也没有任何文字史料和当事人可以证明江泽民以地下党员身份参加了“6.23”游行和接受执行了地下党分配的什么具体任务。

江泽民的“革命经历”，不过是怎么样对自己有利，就怎么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