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国人纪念了“九一八”。75年前的9月18日，日本侵略军在沈阳发动了臭名昭著的“九一八”事变，从那天起中国陷入长达14年国破家亡的苦难，因此“九一八”被国人称为“国耻日”，年年纪念，永远不忘。但一个月后的今天，10月18日，恐怕没有多少国人记住它是什么日子。其实，“十·一八”也是个十足的“国耻日”，也应永远记住它。146年前的10月18日，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在将大量稀世国宝抢劫一空后，一把大火将清王朝花了150年时间兴建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皇家园林圆明园焚毁殆尽。帝国主义强盗在中国的土地上如此丧心病狂，作威作福，令泱泱中国颜面扫地。
从对国家和民族所造成的后患来说，这两个“国耻日”应该等量齐观。“十·一八”，不应因为时空离我们更久远而被忽视。
“九一八”事变后，不到两万日本关东军，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妥协政策下，横冲直撞，没有遭遇中国政府有组织的反抗，仅用4个月的时间就占领128 万平方公里的东北全境，使3000万东北同胞沦为亡国奴。经过几年的经营，富饶的东北成为日本侵略军发动全面对华战争和整个东亚战争的前进基地。那场战争直接导致3500万中国人伤亡。
“十·一八”后，英法联军以要攻打皇宫紫禁城相威胁，迫使清政府于1860年10月24日和25日分别与英国和法国签定《北京条约》。这两个不平等条约，各向清政府索赔800万两白银，清政府允许他们的使节和家属常驻京师，增开沿海沿江口岸，以及答应外国人享有许多治外法权等丧权辱国条款。更为严重的是，同年11月14日，俄国以调停有功为由，迫使清政府签定中俄《北京条约》，确认并执行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天津条约》有关边界条约，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约100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划归俄国所有，并将西部边界线从巴尔喀什湖大大向东推移，将约50万平方公里中国土地划归俄国所有。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大大扩大了西方列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获得的侵略利益，加速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至今仍堂而皇之陈列在大英博物馆和凡尔赛宫博物馆里的当年抢去的中国国宝和现在圆明园遗址里的断垣残壁，就是“国耻日”的见证。
今天，中国人记住这两个“国耻日”，不是要讨回什么国际公道，更不是要报仇雪恨，而是要以史为鉴。著名的经济学家帕累托说：“可以肯定地说，历史决不会真正重复的。但同样可以肯定地说，历史某些主要部分总是经常重复的。”今天，以至于在可见的未来，中国不再会是外国势力可以横行霸道的地方。但我们要有忧患意识，在胜利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曾经有过失败；在成功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曾经有过失误；并且很难说将来不会发生我们现在不能预料的情况。有了忧患意识，就能防患于未然，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这两个“国耻日”，从中国主观的角度总结，有很多教训，但笔者认为，集中到一点，就是政府意志薄弱。
古今中外，许多事实表明，如果政府意志坚强，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即使小国、弱国，也能同强国抗争、向霸权叫板，最后即使失败，也会让称霸者付出惨重代价。如果政府意志薄弱，当权者是软骨头，只知妥协，不敢斗争，又不愿去依靠人民，即使是大国，或并非弱国，最后也只能失败，屈辱投降。政府是国家和人民的代表，集中了国家一切权力。如果国难当头，政府第一个被吓破了胆，那全国还不成了一盘散沙？很不幸，晚清政府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外强入侵时，都是十足的意志薄弱的软骨头。
为了扩大鸦片战争的权益，英法于1856年又找借口发动了历史上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英法迫使清朝政府同他们分别签定《天津条约》。1860 年又寻衅攻打大沽口，僧格林沁率领的清兵作了一番抵抗后败溃逃散，英法联军很快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在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前，作为一国之君的咸丰皇帝，吓得魂不附体，跑到了承德，而交代恭亲王奕忻作为全权代表同英法俄谈判，准备接受帝国主义提出的一切条件。侵略者一看大清军队如此不堪一击，统治者又如此卑躬屈膝，于是个个狮子大开口。如果咸丰号令中国百姓反抗外侮，以当时皇帝在中国人心目中的神圣地位，是会有无数军民视死如归同敌人血战的，英法有限的兵力决不可能在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国那样轻易地得到便宜。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政府的态度和错误，更是不能原谅。晚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是辛亥革命的直接原因。蒋介石作为辛亥革命参加者，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和满清政府处理与西方列强关系方面的教训是了如指掌的。他作为留日学生，对日本要灭亡中国的野心是一清二楚的。蒋介石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和军事统帅，大权在握，拥有一切行政和军事决定权。“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方面的侵略图谋暴露无遗，但蒋介石不但不作抵抗准备，还一再电令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20万军队不作任何抵抗，任一万多日本关东军横扫东北全境。
腐败无能的政府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国际社会“主持公道”上。事实一次又一次证明，这只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正值国际联盟召开第十二届大会。会上，只有苏联等少数国家代表对日本发出口头谴责，美英等大国却采取姑息养奸的绥靖主义态度，不愿对日采取强硬的制裁。国联后来作出的决议，不分侵略者和被侵略者，要求双方撤兵，而且赋予日本自由“剿匪权”。
两次世界大战，中国都是名义上的战胜国，但每次战争后的利益分配国际会议上，西方大国都共谋逼使中国付出主权和领土的代价。
所谓“国耻”实际上是腐败无能的政府之耻。
晚清政府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命运说明，在外敌入侵的时候，一个不能坚决、勇敢地肩负起号召人民保卫国家领土主权、维护民族尊严历史使命的政权，必然被人民唾弃，很快走向垮台。这是历史和人民对它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