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标示应是公共性,犹其应彰显其在公共领域的自由身影，并在公共政治、经济和社会语言方面创出自己的有效空间，并保持自己的独立思想，捍卫自己的人格价值时，知识人方才可称为知识分子。

不仅北京知识界为房子而奋斗从而退出公共领域,那些无此忧虑地方的知识分子,也基本丧失了其在公共方向上的自觉性,而转入各种商业利益，在价值取向上不再由真理凝聚和发动。

这是社会的政治生态与文明价值相悖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实际影响,而中国知识分子对此做出的是生存性反应和互动,其中有无奈的也有主动式的,但都在实践中加剧了所谓资本话语的强势,并促使它变出了攻击性,使它轻易攻占无人坚守的公共话语阵地，从而使它得以大面积的将自己的利益观念在社会中设置成主流价值，继而操控并有效降低了全民的道德标准。

面对阵地丧失知识界不仅不能组织起反击，反而为一些知识分子为退出公共领域时掀掉了道德约束，知识界自己为自己进行道德宽恕,还只是改革中期之事，到现，在中国大陆知识界许多人或成为权力附庸，或干脆沦为资本奴隶。

公共领域先失声，继而公共精神荒芜失地，社会人民面对选择时，发现无人再坚持公平正义或良知道义时，社会便无可选择地倒向了真理被肆意扭曲，谎言标准去四处通行的现状，此危机之产生虽有制度体制架构制约，主要一个原因还在于知识界丧失了基本气节和勇气，使得自己这一道文明社会中的防火墙基本失效。

所以，探讨中国大陆知识界如何轻易就丢掉了自己的公共属性，如何自我异化，就是一个彼有学术价值的研究项目。

我认为,中国大陆知识界中的道德架构已经拆零，很快,知识分子将不存在,只存在学人,文化人,科学家（文理工）而已。知识分子不存在,公民社会也不会产生,只会有中产人,公共领域中将只有体制之声或寡头之声,资本之声和民粹之声。此举，不仅使民族智力无法提升，更让国民气质缺陷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