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最早研究日本的国家，甚至曾比日本还了解日本。《汉书》、《后汉书》与《三国志》中均有日本记述，至今是世界研究日本的珍籍。虽然如此，但慢慢地，中国的研究能力落后了。

19世纪后半叶日本的崛起是东亚的大事，但清廷却无察觉。甲午之役前30年，日本频繁派人考察中国，既与高官交游，又深入市井。我们在日本面前，已然是裸体的巨人，而清廷对身边这个国家，却知之甚少，甚至无知。那时中国内乱频频，无暇瞩目周边动静。自此，历史上夷狄乘虚而入的历史重演。

日本社会学家中根千枝说，即使在两国未恢复关系前，日本投在中国研究的费用，也比在美国研究上的多。日本至今有世界最大的中国研究国的桂冠，中国问题研究者超万名，另还有数百万中文学习者。他们不仅研究历史文化，也调查研究当代中国产业。明治时代的一位日本汉学家自称十分鄙视中国，却跑了大半个中国，那种入木三分的观察让我们今天的中国人都感到惊心动魄。

日本学者间有默契，分担中国研究的各方面。反观中国日本问题研究学者，不知有什么样的默契？日本公司机构人员每访问中国，回去都撰写详尽的报告，而中国访日人员是否有此研究能力与热情呢？

中国的日本知识，在“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之母”、“日本文化属中国文化末流”这个判断下止步，放弃对日本的现实思考，不对日本民族特质深入考察，也忽视其中国观的流变。这种思考的怠惰值得反思。因为，文化是一种生长的东西，是生存方式与思维方式。中土文化传至日本，经异国风雨孵化早有嬗变而我们必须省察。

我们曾看轻日本，以为“蕞尔小国”无须认真研究。即使有些研究，也仅是皮毛，结果非常严重，近代中国外交失败、军事失败乃至文化失败就是证明。每念及此，不禁怵惕。今年，中日贸易将近2000亿美元，但我们却缺乏对日本产业与技术能力有精湛研究的学者。我们缺少日本经济、政治问题专家，这很大程度在于中国学者经费不足，无法获取日本资料，无法考察日本。一些中国日本研究者，为筹措研究经费，竟受日委托，搞中国研究。这是本末倒置。

日本研究者流失更是损失。旅日学人迫于生计，多治国学，这也加剧了危机。在日本讲中国学，在中国则讲日本学的人，很难把研究做精。如说中日友好是中国国策的话，那么中国怎样才能真正贯彻这项国策？我们500万日语学习者，是要成为日本研究的庞大后备军，或仅是跨国公司的廉价劳动力？

在今天，中日关系已经发展如此密切，日本研究已不是少数学者之事。我们必须改变中国的日本研究，要把日本研究从少数学者手中解放出来，交给所有对日本关心的中国研究者。我们的欧美研究已经向这方面努力了，大量欧美学术著作翻译到中国。而对日本的名著却很少有系统的译介。现在，该是我们做出努力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