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问题
一
西藏问题勿容置疑是一个已存在上千年的民族问题。远可追溯到唐代以前， 其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也举不胜举。但是主要还是以中原地区为主的中央执政王朝和西藏王族以及宗教中心之间的矛盾和征斗。从历史整体看，逾千年来西藏从没有过一次稳固称帝建国的时候，但却有着相当长时期的称王或被封王的事实。藏族宗教领袖的册封更是跨越内地中央政权的更迭变换。从民间角度来看这个民族问题一直表现为汉族和藏族之间的矛盾为主。哪怕是在元朝和清朝也是如此。在清王朝，民族排序是以满蒙回藏在前，汉族反屈居末尾而已。

千年以来，统治者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大体可分为两种：亲和政策或者征伐政策。但无论哪一种都是以大对小，以强压弱的方式来实现的。 过往以来还没有哪一种方式可以被认为是最终解决了问题。最近的一次大的征讨应是五九年的”平息西藏叛乱”。半个世纪过去了，历史已无情地证明还是没能从根本上“平乱”。其实世界上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都存在少数民族中有人要求独立的现象。加拿大和美国均有这种情况。不同的是人家是通过宪法的角度去解决问题。最为不幸的是在中国，千古不变的封建“宗主国” 摸式至今仍是一些政治人物们津津乐道的方式。在中国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今天我们不得不问一声：能不能变一个角度，从世界的，全球性的方位来审视当今的藏独问题，汉藏问题，以及整个国家的民族问题？从中找到更为有效的办法来。

藏独问题，说到底还是民族问题。只有认识到这点才会有探讨解决问题的基本点。请注意民族问题是一个涉及双方乃至多方面的问题。解决民族问题执政者切忌纵容任何一方的单一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否则会适得其反甚至导致新一代的民族矛盾。没有任何理由说中国政府不能和以达赖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谈这个问题。谈，是给诉求方一个表达目的的机会，同时更是给当政者一个显示其执政能力和智慧的舞台。这原本应是宪法赋予各方的权利而不是权力。在宪法赋予的权利范围内，不仅应该谈，而且应该公开地谈。这才是寻求解答的爱国之举。民族问题不再是一个少数人，尤其是皇权拥有者的家事或者说皇帝一人的旨意。解决民族问题必须要囊括各方相关民族利益在内。现代社会中大汉族主义式的民族主义只会帮倒忙。在解决多数民族对少数民族的问题时，执政当局尤其要注意。

西藏出现少数人闹事，这原本是一个法律范畴的问题。正当诉求与非正当行为有一个十分清楚的法定界线，过头了，你动用法律就足以解决问题，为什么非要“欲擒故纵”让事态发展扩大呢？是地方当局失职，还是上方指导失误？明智的办法不应把这两个问题搅在一块。更不要以少数人闹事作为镇压藏独的法理依据。重复五十年代的办法只会是又一次更严重的失误。

总之，希望西藏问题向一个较为理性的方向发展。希望执政当局不要重复历代帝王的处理方法。前瞻地，更负历史责任地面对和处理好这个问题。为所有的民族，为子孙后代做一个能经受起历史检验的答案。希望中央政府和达赖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都回到解决问题的立场上来，寻求民族和解。

二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任何一个重要问题和事件都可能引发民间或国际上的关注。试想一下五十年代的任何一个人能够象今天这样了解和讨论西藏问题吗？就象世界上发生的所有重大问题一样，国人，尤其是“网民”们不也同样热衷于其中吗？没有必要为别的国家说三道四而发起三十年代式的抵制运动。自己解决好自己的问题才是抵制任何外来干涉的最有效法宝。否则“外来干涉”是挡也挡不了的。恰如当今社会处邻居关系一样，那种“我们家的事不用旁人管”的时代再也不存在了。家事闹起来也会惊动四邻，引来周围的旁观和评论。处理家务也不能再是“老子说了算”，即使是对的一方，也要让四邻理解你对在哪里。这就是现代生活不同于以往之处。

这两天内地出现反法国和抗议家乐福的游行示威，其势凶涌，大有蔓延开来的可能性。对一些人来说好象很过瘾，很解气。等到冷静下来你会发现这不仅无助与西藏问题的解决，更让原本并不坏的中法关系蒙上一层阴影。千万不要引发“多数人” 闹事。这会把执政者逼入一种更尴尬的角度上。清醒些吧，同胞们！

中国是一个走入世界的大国，一个打开了国门的中国正在努力成为国际大家庭中杰出的一员。国民已不再是关在四合院里由家长说了算的百姓。执政者也不应是守在紫禁城里发号司令的帝王将相。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不也越来越多地介入国际事务？能说那是干涉别国内政吗？开放外国记者对西藏的访问是执政方的一大进步。半个世纪前谁能而且谁敢这样做？从宪法和法律两个方面去着手处理西藏的问题应是当局的首选。其中有很多问题值得思考。尤其是半个多世纪乃至上千年一成不变的僵化模式以及老祖宗的皇权思维方法也该反思反思了。作为积极参与的老百姓或“网民”们更不必以皇家口气来表达意见。多些建设性意见和讨论，少些泄愤和瞎搀和。以一代新民风督促问题的解决，那会有更多可想可干的事情等着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