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毛泽东、卫立煌（中）、谢无量（曾任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国大代表）在一起。 　1955年3月17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刊登了一条醒目的消息：“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已在十五日返回人民祖国。”卫立煌和夫人韩权华自香港抵达广州时，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副书记林李明和统战部部长饶彰风等前往迎接。卫氏随即发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呼吁在台军政友人“及早醒悟，对于有助于解放台湾者，在有形无形中，各自乘机量力而为”。（卫立煌：《告台湾袍泽朋友书》，1955年3月15日，《新华月报》1955年第4号） 　　卫立煌1897年生于安徽合肥，出身行伍，是蒋介石中央军中最善于用兵的将领之一，曾因“围剿”红军时首先率部进入苏区中心金寨有功，得到褒奖，蒋介石专门将金寨及其周边地区划为一县，命名为“立煌县”。解放战争时期，卫立煌统领蒋介石嫡系几十万大军在东北战场上与解放军作战，因而被中共列为国民党战争要犯(其实是在保护他)。全国解放前夕，卫立煌逃往香港，但回归祖国后却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相继接见，并出任新中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6年，毛泽东在他的重要著作《论十大关系》中还专门提到：“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是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纵观卫立煌的人生历程，如果说，与卫立煌同任新中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傅作义是因为和平解放北平立下了大功，那么卫立煌的主要贡献则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战场上。 　　抗战期间，卫立煌率部转战山西、滇西等地，立下战功，但是蒋介石对卫立煌在山西作战时与八路军的密切关系有所觉察，所以抗战胜利后借口让他出国考察，解除了他的兵权。 　　1947年春，在巴黎的卫立煌收到蒋介石催其回国的急电。卫知道回国后就要参加内战，便设法通过留法左派学生领袖汪德昭(卫夫人韩权华姨侄婿)向中共中央发了一封电报，大意是：“为了尽快结束中国内战，我愿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力求与中共合作；因个人环境关系，希望绝对保守秘密。 　　1948年初，卫立煌一回国，旋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总”总司令，总揽东北党军政大权。这时，蒋介石正举棋不定，他考虑过放弃东北，保留实力，确保华北和华中，但又顾虑这样做会使局面一败而不可收拾，因而未敢贸然决策。他希望借重卫立煌的军事才能和威望，挽回东北战场的颓势。然而蒋介石根本没有料到，卫立煌已不是原来的卫立煌了。他在抗战中曾保证以后再也不打共产党，甚至曾秘密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考虑到抗战大局和国共两党的关系，当时中共中央婉转地告诉卫立煌，到哪里都能为人民做事，不一定非要加入共产党。 　　卫立煌到东北后，即集中兵力，固守要点。不管各地守军如何告急，不管蒋介石如何一再电令其派兵解围，他总是把主力集中于沈阳、锦州、长春附近，拒不出战。同时他加紧网罗旧属，收揽人心，开展部队的训练整顿，修筑工事。这些貌似积极的备战姿态，颇能掩人耳目。他常对周围的人说：“共军目前的战法是围城打援，我们绝不能轻举妄动，上其圈套，只有蓄聚力量，固守沈阳，以待时局的变化。”（彭杰如：《卫立煌到东北》，《辽沈战役亲历记》，第47－48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与此同时，卫密电汪德昭回国担任他的秘书处长，以便和解放军取得直接联系。（严如平：《民国著名人物传》，第649页） 　　蒋介石见战事吃紧，卫立煌又按兵不动，就急令卫打通沈锦线，将主力撤至锦州，阻止解放军入关，必要时可放弃吉林、长春，甚至将东北全部兵力退守华北。但卫立煌以解放军已占领锦州沈阳间的要隘沟帮子、国民党驻沈部队须经相当时期的整补方能投入战斗为由，拒绝了蒋的命令。 　　1948年5月初，蒋介石再次电令卫立煌打通沈锦线。他决心将主力撤到锦州，成立机动兵团以随时准备行动。但卫根本不同意，阳奉阴违使事情不了了之。（杜聿明：《辽沈战役概况》，《辽沈战役亲历记》第12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蒋介石对卫立煌逐渐失去信任，为了挽救东北主力，他费尽心思地在东北物色能不折不扣地执行他命令的将领，先后属意于廖耀湘和范汉杰，但此二人无论地位还是资历均无法与卫抗衡。卫立煌则坚持按兵不动，静待时机，这种僵持状况一直持续到辽沈战役开始。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首先在北宁路山海关、唐山段打响，解放军以迅猛动作切断北宁路，占领了辽西走廊，将国民党军队压缩在锦州、锦西两个孤立的据点。蒋介石见势不妙，急飞北平亲自指挥，他命令卫立煌立刻出辽西解锦州之围。卫却借口“沈阳只能固守以自保”而不执行蒋的命令。（《郭汝瑰回忆录》第30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9月24日，驻守锦州的范汉杰连电告急。同日，蒋介石急召卫立煌到南京，迫令卫由沈阳出兵西进锦州。卫表示沈阳兵力不足，不能西进，要蒋就近从关内调援军解锦州之围。蒋坚持原命，并派参谋总长顾祝同监督卫立煌执行命令。卫立煌回沈后，在军事会议上仍坚持己见，多数将领唯唯诺诺，无所适从。无奈，顾祝同只得溜回南京复命。 　　10月2日，蒋介石亲飞沈阳，撇开卫立煌直接授命廖耀湘组织机动兵团，以南下解锦州之围。同时命令葫芦岛的侯镜如指挥东进兵团强攻塔山。其间，卫立煌曾亲上葫芦岛，据侯镜如回忆，卫说：“你这个兵团解锦州之围，并率部与廖兵团会师是不容易办到的。”卫再三嘱咐他，要稳扎稳打，不要强行攻坚，徒作无益的牺牲。（侯镜如：《第十七兵团援锦失败经过》，《辽沈战役亲历记》第248页） 　　在锦州危急之际，蒋介石命令范汉杰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守锦西。但卫立煌却指示：“锦州坚守不动，以免影响全军。”（范汉杰：《锦州战役经过》，《辽沈战役亲历记》第74页）等到最后锦州难以维持，范汉杰再向锦西撤退时，已走投无路了。（彭杰如：《卫立煌到东北》，《辽沈战役亲历记》，第55页）10月14日，锦州解放。 　　15日，蒋介石再飞沈阳，严令廖耀湘加速西进，否则军法从事，然而还是无济于事。 　　18日，蒋介石三飞沈阳，名义上是与卫立煌“商决规复锦州之计”，实则决心临阵换将，（参见蒋介石1948年10月15日日记，《蒋总统密录》，第14册，第82页）彻底撇开卫立煌，任命杜聿明为东北“剿总”副司令兼冀辽热边区司令官，指挥侯镜如兵团和廖耀湘兵团东西对进，收复锦州。卫立煌则命令廖耀湘必须谨慎，部队如有闪失将惟他是问，并暗中命令，供应廖耀湘装甲兵团的燃料弹药不准超过一星期，使其无法快速推进。据卫夫人韩权华回忆，当时卫立煌告诉她：“看他盲人瞎马怎么走。”更可怕的是：由于卫立煌的暗中作梗，使得廖耀湘9兵团出发锦州时,14门155榴弹炮仅仅携带了158发炮弹! 新六军的11门105榴弹炮也只携带了不足1500发炮弹。而后来解放军在沈阳一地就缴获了120万发炮弹! (相比之下，四野打锦州用近千门火炮，发射十余万发炮弹。) 此外，卫立煌还做了一些保护城市的工作，他叮嘱沈阳市长董文琦，对市辖各单位的粮食分配要从宽发放，同时通知沈阳城防司令胡家骥、第一三○师师长王理寰，要他们尽一切力量维持治安，使两百万市民免遭侵扰。（赵朝：《朱德与卫立煌》，第299页，华文出版社1999年版）卫还制止了联勤总司令郭忏破坏沈阳兵工厂和城市设施的计划，并暗中命人将炸药投入河中，以防不测。 　　10月28日，行动迟缓的廖耀湘兵团被全部歼灭，廖耀湘及所部将领悉数被俘。坐镇北平指挥的蒋介石发出了无可奈何的哀叹：“东北全军，拟陷于尽墨之命运。寸土焦虑，诚不知所止矣！”（参见蒋介石1948年10月26日日记，《蒋总统密录》，第14册，第83页） 　　11月2日，沈阳守军王理寰一三○师起义。至此，东北全境解放。 　　12月26日，蒋介石发布命令：“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戎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一集，第62－6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蒋介石担心立刻审判卫立煌将使军心大乱，就将卫软禁在南京寓所。不久，趁李宗仁上台放松看管之机，卫立煌经上海逃往香港。 　　战后国民党方面在谈及辽沈战役失利的原因时，认为“东北之失陷，基于锦州之失守，由于沈阳援兵久而不至。沈援之不能速达，在于卫立煌之不能即时奉行命令”，卫立煌“贻误戎机达十三日之久”，“古今中外，除非作乱造反，否则，断未见有此种不受节制之将领”。（陈孝威：《为什么失去大陆》，第497－503页）美国方面亦认为“卫立煌于9月25日奉命解锦州之围，迟至10月9日始率其一部兵力离沈，途中与敌遭遇，被其各个击破，遂不能达目的地”。（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7辑，《美国与中国之关系》，文海出版社，第503页） 　　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辽沈战役时期卫立煌的良苦用心。他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一切可能按兵不动，并利用他的地位造成影响，既使东北的国军高级将领们无所适从，也使蒋介石的战略计划化为泡影，从而在中国革命战争最为关键的时刻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他不仅保护了东北重镇沈阳，还有效破坏了蒋介石要把东北几十万主力撤回关内，以便在华北、中原战场再与解放军一决雌雄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