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台灣問題，一直是中國的心頭傷口，一直流血的傷口。在扎著台獨的頭巾的遊行隊伍漫過來的時候，在台北的政客和報紙在謠言和喧囂中自鳴得意的時候，這傷口是在鹽海中浸透著，讓你回想自己屈辱羞恥的長夜還沒有盡頭。

毫無疑問，台灣是美國人的大棋盤上的一顆棋，一隻馬前卒，站在界河的最前沿。目前這大棋盤上，右側在調兵征戰－－美國人在反恐，所以左方偃旗息鼓－－中美關係現在甚至好於風平浪靜。雖然中國還是那個“撞機”時候的中國，美國人卻開始使用“我們的中國朋友”的字眼了。與之相配合，現在西方的電視上再也看不到赤色中國的威脅和麻煩的報導了，原來不斷播放的長安街上的火光，現在被薩達姆·侯賽因面無表情地朝天開槍的姿勢代替了。但是，只有對“美國利益”和美國的“使命感”不了解的人，才會對這平靜的“朋友”關係抱有真情實意的寄託。

　　同樣毫無疑問，美國對中國的軟硬兩手戰略沒有變化。遏制和交往，目前對美國是合理及唯一可行的道路。在這個前提下，台灣的棋子地位，沒有變化的可能性。美國的防範需要，就是台灣卒子一要聽話，二要強大。台灣要服從美國的大局，要保持站姿，要在需要的時候能頂用。所以美國要給台灣輸血，不能讓它自卑自棄自亂。軍事上不用說了，經濟上美台的聯繫緊密也是不言而喻的，將台灣看作“第五十一州”的談言，並非只是某一方的三、兩個人的酒後詩興。

　　所以，在美國擺的棋盤上，山姆盯著坐在對面的中國，再看看河這邊的自己人台灣，顯得躊躇滿志，瀟灑自如。既不能讓台灣隨便過河和中國大陸交火，也不能讓它們統一，這是基本的戰略需要，對美國對每個人再清楚不過了。

　　在美國的棋盤的另一邊，中國大陸，自然希望台灣是自己的，成為自己的戰略要地。所以和美國的戰略博弈而求發展壯大的一個必要前提是台灣的回歸，統一既是目標也是手段，是和美國的兵家必爭之處，中國越早統一越好。這是人們一直的思路。

　　應該指出，相當一段時間裡中國大陸的台灣政策的困境，正來自於這個思路。中國大陸如果在無力迅速統一的情況下尋求迅速統一，把轉變台灣成自己的力量作為其他政策和戰略進退的前提，只能使自己在美國棋盤上不斷窮於應付陷入被動。所以，我們需要新的思路來突破被動。

　　任何事情都有兩面，美國憑藉台灣所獲得的戰略優勢和儲備，也可以成為它的弱點或包袱，這就是新的思路的根據。高明的棋手可以接過對手的下法反客為主，借用對手的棋子搭山開路來獲得優勢，讓對方的棋子成為它自己的障礙或者對手的通道。

　　其實，現在的台海形勢，已經在向這個方向發展著。

　　美國軟硬兩手戰略，和對台灣作用的盤算，都是清楚的，但軟硬兩手之間如何相輔相成，和台灣如何為未來做好準備等等更關鍵的問題，則是不清楚的，這也是不可能清楚的。接觸、交往的政策如何能做到幫助遏制的目的，而遏制的手段如何能將交往的作用規範在美國的利益之中，又不削弱交往的正面效益？答案是美國人很難做到。美國的兩隻手，長期給人的印象是不屬於一個身體，且不說是在互搏的話。歷史上美國從來沒有把這兩手玩到相互配合的完美境地，接受美元的國家常常是最恨美國的，這主要是硬的一手總是更代表美國利益的原因。在對華政策上，大家都看到了，美國的硬手腕不但從來沒有讓人信服，而且還使另一手上的紅胡蘿蔔變成了和大棒一樣的鐵青色。

　　　其實在美國的這盤棋上，最關鍵的，美國擔心的最根本的源由，是中國的國力的壯大。然而，正在這一根本點上，美國有其不可解脫的困境和焦慮，因為它的軟硬兩手戰略對此沒有什麼作用。這不僅是一個策略配合的技巧問題，因為在美國欲望和目的中，有著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這矛盾源自美國的這個戰略的出發點本身和美國本質之中。首先，幾年前我曾說過，美國遏制中國的不成功的原因，和它之所以要遏制中國的原因，兩者是同一的一個：擴大化的“美國利益”。美國的思路是，以往的歷史說明，任何大國的興起，必然要引起世界勢力的重組、挑戰現存霸主；對現在這個享有獨一無二的“領導”地位的美國，這就代表著直接的利益衝突，所以美國需要遏制這新的對手的生長；而恰恰由於這遏制又只是美國自己霸權利益的需要，所以美國不可能要求世界各國聯合起來保護美國的私利，遏制中國，所以美國的遏制要失敗。這一點在歐洲和世界對美國的單邊主義抗議四起的今天，已經是婦孺皆知了。

　　　其次，美國要遏制世界範圍的競爭對手的欲望，本質上來自於資本的帝國式擴張和壟斷的願望，然而又正由於資本主義本身的基本原則，又使得這樣的遏制不能成功。資本、人力和生產向能獲得最大利潤的地方流動，這是天經地義的資本主義；所以美國要遏制，不但不能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指揮企業的資本反向流動，而且最終是要遏制自己。這一點，在全球化和世界各國不會聽從美國指揮的現實里，顯得更為明確。

　　這是我們回頭再看台灣問題的大前提。是的，美國正在保存和扶持台灣作為遏制中國大陸的棋子，但是台灣現在不但沒有起到遏制大陸經濟發展的作用，反而成為大陸的助力，成為資本、技術和市場擴展的渠道。從這一角度講，作為美國戰略儲備的台灣，對美國的遏制中國的目的，已經有沉重和反作用的跡象了。

　　有的美國人現在已經指出，所謂台灣的安全，更關鍵的在於它的經濟。但是現在台灣正陷在和不和大陸經濟結合都會“邊緣化”的兩難之中。不管台灣當局怎麼說怎麼做，台灣經濟正在漂向大陸。最麻煩的是，這把美國的對台灣的幫助和扶持也浪費掉了，台灣成了大陸通向美國道路上的陳倉。只看一個現象就能說明問題：現在典型的、正在健康發展中的台灣經濟模式，是“台灣接單，大陸出貨”，也就是台灣在美國接單，使用美國自由經濟和盟友政策所給予的一切好處，然後在大陸生產，美國本來幫的是台灣經濟，但最後收益的是大陸。美國的遏制，即使要強行命令，其整齊劃一的難度也大大增加，為的就是“自己人”台灣也在那裡。現在美國和台獨的困難，就是如何能使台灣經濟繁榮，使之有錢賣軍火，繼續獨於大陸，而又保證從這努力中實際得益的沒有大陸。很明顯，當三十萬台灣居民住在上海的時候，這是很困難的保證。

　　美國《商業周刊》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９日文章“大中華”開頭就這樣說：

“１０年前，張江鎮當地的農民對上海市政府為什麼決定將地鐵２號線穿過黃浦江延伸到他們那裡還感到十分困惑。那時候，張江鎮有的還只是大片的稻田和魚蝦亂蹦的溝渠。不僅是當地農民，當時有許多電子專家也對官方預言這一地區將變成一個代表目前最先進科技水平的半導體工廠雲集的高科技園區感到荒唐可笑。因為當時最有可能來此投資的是中國台灣的大型芯片製造商，然而台灣當局嚴格禁止這些電子廠商把最尖端先進的設備和技術轉移到大陸。

然而，這一預言現在正以驚人的速度變成現實。去年，主要由原台灣芯片工廠高層管理人員領導的中芯國際集成電路製造有限公司（ＳＭＩＣ）在張江投資１５億美元建立了一個硅晶片加工工廠。目前，該公司準備擴大生產規模，再建一個晶片加工工廠。緊跟中芯國際的投資腳步，台灣電子產業界大亨王永慶旗下的一個合資子公司也已經在這裡開設了先進的芯片製造工廠。世界領先的外包芯片製造企業－－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台積電ＴＳＭ）也計劃在張江建立一個芯片工廠。目前，在張江工業園區方圓９．７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已經集中了７０家擁生產工廠的電子公司，不僅如此，像美國太陽微系統公司、韓國ＬＧ公司和日本索尼公司這樣的跨國電子巨頭還在張江工業園區內設置了研究實驗室。美國通用電氣公司很快也要在這裡建一個擁有４００多名研究人員的實驗室。確實，關於張江總有一天會成為台灣著名的新竹科技園區的競爭對手的預言似乎不再讓人覺得荒唐。”

“張江只是中國這次有史以來最大的經濟整合行動的一個焦點，這一經濟整合運動的深遠意義可以同歐洲以及北美經濟的融合相媲美。‘大中華’的概念是自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才開始逐漸發展起來的。當時，北京開始改革開放不久，香港廠商紛紛湧入中國大陸南部沿海地區，後來，台灣製造商們也紛至沓來。但是，在過去一年裡，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大陸、香港、台灣所構成的‘大中華經濟圈’的產業融合正以極高的速度滲入中國大陸的內陸地區。”

文章意識到了這種融合的意義是“使多變的、衝突頻仍的海峽兩岸關係的政治似乎變成次要的事物。”它引述說：“‘目前，大陸對台灣的總政策是充滿了自信和耐心’，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經濟研究中心的執行主任王永（音）說道：‘我們應當讓經濟融合的力量在決定海峽兩岸關係的輪廓時發揮更大的作用。’”

文章指出：“以下幾個方面可以說明大中華經濟的快速融合：

在過去兩年裡，到大陸正式居住的台灣人數量從３０萬增加到５０萬。而且據估計，實際人數可能大大高出５０萬。此外，數千名台灣學生在大陸攻讀學位，而不是去美國大學留學。

今年，大陸將超過美國成為台灣最大的出口市場。在今後的一兩年裡，如果還向兩岸能實現‘三通’，建立直接的海運和航空聯繫的話，海峽兩岸的貿易額還會有大幅的增加。中國大陸已經超過台灣成為世界信息技術產品的第三大製造產地。但是，台灣公司占據了信息技術產品７０％的產量，這使得很大一部份產品的利潤都流向了這些台灣公司。中國大陸的台式電腦、光盤和液晶顯示器的產量也超過了中國台灣。在中國大陸生產的台灣筆記本電腦份額也已經從２００１年初的７％躍升到目前的３０％。”

文章指出了“台灣人在中國大陸複製他們的高科技帝國”的趨勢的必然性：“‘政治關係可能影響兩岸經濟融合的速度’，宏基（上其下石）董事長施正榮如是說道：‘但是，經濟領域的融合卻是不可阻擋的。’”“中國大陸難以抗拒的吸引力引起了台灣的元件工業向大陸的大量轉移。‘廣東省擁有世界上最發達的元件供應基地’，台灣啟基公司的總經理傑夫·曹說。里昂證券新興市場公司駐北京的經濟學家安迪·羅斯曼評價指出，僅在兩年前，在中國南方的台資公司使用的元件８０％以上要從台灣島內運來，而如今超過一半的元件已經實現了本地化，不僅如此，這一比例還在不斷的快速擴大中。即便是那些頻繁造訪這一地區的海外公司管理人員也常常為中國大陸的發展速度感到異常驚訝。詹姆斯·Ｅ·薩舍曼是承包製造業巨頭偉創力國際有限公司的市場部主管，在近期訪問了公司設在深圳的工廠後表示，他曾向公司員工詢問能否在當地購買一種電纜。人們告訴他，現在僅在附近地區就能找到３００家這種電纜的供應商。‘在這裡我遇到的都是和我在台灣時相同的面孔’，他即驚奇又感嘆地說道，‘而他們的朋友和合作夥伴也都在這裡。’”

最後，文章作出了最自然而然的結論和展望：

“隨著有越來越多的台灣、香港和中國大陸人一起生活、一起工作甚至一起學習，他們會越來越把自己看成是屬於一個整體的一部份。顯然，這種態度在選擇到大陸高等學府學習的台灣學生中是非常明顯的。在上海復旦大學攻讀法學碩士學位的２８歲台灣學生王紀康（音）表示，他之所以決定不去美國大學而是選擇到大陸高校學習，是因為中國大陸有著更加光明的前景。他表示，他的大多數台灣學生都有同感。‘如果離開大陸，台灣不會有經濟前景’，他坦言道。而在台灣和香港的幫助下，中國大陸的也會有一個更加光明的未來。如果中國大陸、香港、台灣能夠通力合作，互相補充，‘大中華’經濟圈的美好未來也將日益成形，展現在人們面前。”

　　這個趨勢對美國的遏制戰略打算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如果美國為了保持這個棋子而讓它源源不斷地從美國輸血話，那麼美國的這些糧草許多都源源不斷地被運到了大陸。所以，美國為了遏制中國大陸成長的努力，正在以這樣的方式，給大陸的成長澆水施肥。這是最有諷刺意味的惡夢。

　　台灣成為大陸的正面的幫手不僅僅是這一個方面的。很明顯，台灣這個傷口，也是中國勵精圖治的動力。二十紀九十年代以來，前蘇聯的解體和後來的困境，美國對華政策的失敗，和台灣獨立的威脅，是中國政局趨於穩定的三大外部因素。這三大因素，一方面形成了對中共的壓力，使得其雖然不是民主制，但還是受到了很大的牽制，所以中共在存亡關頭，講求內部團結，下決心改革開發。相應地，中國大陸的思想界，從過去的對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的關係、道路以及對美國的不切實際的幻想中退了出來，在經濟優先的問題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認同，空談和泛政治化的激情已經過去了。再就是民間，問題、努力、抗議、鬥爭、解決，都圍繞著經濟和生活本身而形成、展開。雖然問題依然堆集如山，幾乎沒有人再提議把一切推倒重來的方案了。

　　所以台灣問題，不僅對中共形成了壓力，也對它形成了促進，不僅是中國的痛，也是中國的推動。中國民間居然有“航空母艦熱”、“殲十熱”等等軍備呼聲，代表的社會和精神內容很重要很深遠，而其線索可以從台灣身上找。沒有台灣，中國大陸還不會有這樣的發憤圖強的動力，還不會這樣緊迫地感到要把自己的軍備提升到和大國相應的地位上來。所以台灣，在多方面的意義上，是中國走向富強路上的一個重要的正面因素。

由此可見，台灣，從美國的棋變成中國大陸的棋，或者說中國人自己的棋的可能性，已經顯露出來了。台灣甚至比美國其他盟友還能更有效地幫助中國大陸發展壯大。這恰恰來自於台灣現在是美國的棋子的地位。想想看，如果台灣是大陸的海南省，那麼它能自由地在美國得到資金、經驗、技術嗎？這些資金、技術流入到中國大陸還會這麼容易嗎？目前這樣的日子長一天，中國大陸的發展就多得益一天，所以我們為什麼一定要台灣早日回歸大陸呢？它“在黨外比在黨內好”呢。

換一個角度，加上耐心，我們可以成為高明的棋手，天地將霍然開朗。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不得不放棄這個“吃裡扒外”的棋子的可能性將越來越真實。到“瓜熟”的時候，雖然台獨原教旨主義者依然會頑抗，完全的平和過程的可能性依然不高，但最後水到時，再加上幾鋤頭的人工，渠還是會成的。

《西線觀察》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