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当陆战队拼命杀出中方埋伏圈时，朝鲜遭遇了其20世纪最严酷的冬天。战场上的人也随之遭殃。

    美国陆战队员李.伯奇二战时在菲律宾的湿热丛林中作战，并在战斗中负伤。他在1945年12月13日回国，圣诞节前夜回到衣阿华州家中，当地气温零下34度。他不知道五年后他要作为陆战步枪连的排级中士重返战场，在北朝鲜的严寒中战栗。
伯奇写过两本书。第一本书《在地狱中集合》1963年出版，描写朝鲜战争，包括釜山防御战，仁川登陆，重夺汉城，和长津水库战斗。他1987年的第二本书《天皇的客人》是前战俘弗兰克.普罗姆尼茨上士的故事，他在巴丹，克雷多尔，死亡行军，战俘营和日本“地狱之船”的恐怖中幸存。第二本书被新墨西哥州巴丹纪念馆图书馆收藏。

    关于长津水库战斗和其中英勇事迹的文章已有很多，但关于战士们的感觉的文章不多。伯奇接受一家杂志采访，讲述了所谓长津精英（Chosin Few）的故事。

    记者：里根在其总统就职典礼上称长津水库战斗是战争史上的经典战斗之一。我想你同意这种说法。

    伯奇：美军打过许多血腥残酷的战斗，但长津之战是一支小而纪律严明的军队战胜了有压倒性数量优势的顽强之敌和严酷天气的经典战例。严酷的天气以及我们击退了六个中国师这一点使得长津战斗与众不同。长津之战后，我遇到了一位随美陆军参加了二战凸出部战役（二战中德国最后一次战略进攻，美第101空降师被数个德军装甲师包围，101师死战不降，巴斯通是其战场）的陆战队员。他说他一直认为不会有比凸出部战斗更艰难之事，但长津战斗使他改变了想法。

    记者：你认为长津战斗在陆战队史上有独特地位吗？

    伯奇：在我参加陆战队时，陆战队员被称作“老布雷德”。现在长津生还者被称作“冷布雷德”。如果你与那样的战友一起有过那样的经历，你们会结下深厚的友谊。就天气而言，长津比美军其它战斗要糟糕得多，而在知道不会有部队救援我们（就像在巴斯通的情况一样）之后情况变得更糟。我们要想离开，全要靠自己。

    记者：有文章将长津战役与二战塔拉瓦战斗（美日太平洋诸岛争夺战之一）相提并论。那一仗也有大约15,000陆战队参战，伤亡大概也有7,000。你怎么看这两仗？

    伯奇：两者有可比之处，但在长津我们还要与天气做斗争，而且我们不是攻击一个岛，而是处在防御地位—被六个中共师完全包围。仅此一点，就使长津独树一帜。长津总是让我想起很久以前的斯巴达人的温泉关保卫战！

    记者：你对长津战役的最强烈的记忆是什么？

    伯奇：1965年，我去弗吉尼亚拜访路易斯 B.“胸脯”普勒中将，我们握手时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解冻了没有，中士？”事隔15年，他提到的第一件事是寒冷。我们都记得被杀的伙伴，敌军成群结队的进攻，漫长危险的徒步突围，但我相信在我们想到这一仗时，最先想到的是寒冷！在温度计降到约零下40度的战壕里的漫长夜晚是难忘的。当我撤出古土里，在日本的一所海军医院醒来时，我对自己说：“请再也不要让我去那样冷的地方了！”

    记者：很难想象在那种寒冷中的战斗。

    伯奇：当时我前胸的口袋里有一支自来水笔，墨水结冰，笔裂开了。我们水壶里的水都结冰了。我们必须不时拉动M-1步枪枪栓以防被冻住。站岗时要不停地跺脚扭动脚趾保持血液循环。风把脸吹得生疼，风雪抽打着双眼，寻找敌人时视线模糊。无论白天黑夜，冷极了！

    记者：最低气温是多少？

    伯奇：一个早晨有一个团指挥所中的温度计降到了零下54度。一天早晨吃麦片时，上面浇了热牛奶，我走了30英尺左右坐下来想吃的时候，牛奶已经在我的饭盒中冻硬了。我回国后读到资料称，北朝鲜1950-51年的冬天是1888年首次记录来最冷的。在夜晚的漆黑低温中待在战壕中等待敌人进攻真是恐怖。严寒像刀子一样刺骨。

    记者：你们如何生存?

    伯奇：雪很厚，风雪中常常很难看得清。寒风扑面。中国人占据地形优势，当我们碰到路障时，必须穿过他们精心布置的火力区。前进速度很慢，伤亡迅速减少我们本来就少的部队。道路两边的侧卫部队，在齐臀的雪中跋涉，疲惫不堪。遇到路障时，我们要想法攀越绕过阻挡我们的中方火力点。他们的轻武器很猛，自动武器从前方和道路两边的高地打来。当路障被清除时，我们必须站住或趴在路边，这时会真正感到严寒。好像在走路时没感到有多么冷，但停下来就会被冻僵。我在衣阿华的暴风雪中长大，但我从没见过长津那样的冬天。你能相信下雪时打闪吗？我就多次在雪中见到了闪电。我们总是盼望天晴。雪停天晴时，我们的“战场平衡器”F4U海盗战斗轰炸机会给我们支援。卡车上的伤员许多都有冻伤。一次我看着一辆卡车后部的伤员无奈的躺在那里；把他们带到安全之地的欲望使我们重新有了动力。

    记者：步行的伤员要参加战斗吗？

    伯奇：是的，我见过一个陆战队上尉，一只眼蒙绷带，一条裤腿破烂不堪，手拄一根迫击炮瞄准杆，走在部下的前面。我还记得一个年轻的陆战队员被弹片打在脸上，卫生员给他治疗时，一挺中国机枪开火，两人四周的积雪和泥土乱飞，这个伤员只是向山上挥了挥拳头，嚷道：“你们想杀我就杀，但是别想把我吓死！”

    记者：问个无聊问题，在这样的天气中你如何方便？

    伯奇：这不是荒唐问题，你也不是第一个这样问的。我们要一直等到下午3点左右“白天的热量”，然后尽力解决。

    记者：这么冷如何战斗？

    伯奇：不容易。有时用步枪射击时手指会疼痛。枪膛射空，要迅速再压进一个弹夹，成百上千的敌人正在冲过来。但手指太冷了，一次又一次地努力把弹夹压入步枪。太难了，而敌人正在靠近。这样的事夜复一夜。

    记者：你们用来战斗的全是步枪吗？

    伯奇：我们的自动武器许多都被卡住了。榴弹炮必须不时射击才能正常工作。所有车辆都要一直运转才不会冻住。一旦熄火可能就无法启动了。我见到我们的一辆坦克刹车被卡住，在冰冻的道路上打滑，连乘员一起摔下山。午夜，卡车或武器载运车在道路冰面上翻倒，伤员死去或再次受伤，看到这些时令人非常难过。中方的机枪子弹在四周乱飞，拼命扶起伤员在其他装伤员的车上给他们找个地方，这是我无法忘怀的噩梦。

    记者：你个人会因为你们在长津被困而责怪谁吗？

    伯奇：是的，我要为我们所处的困境，责备第十军的高层和麦克阿瑟的司令部。许多星期前，陆战1师就报告在山中发现中国军队。我们杀了一些也俘虏了一些，但那些“后方的家伙”不相信我们的报告。有一个团长要求第十军军长自己来看看。我们的临时俘虏营中就有几个俘虏。陆战1师师长史密斯将军对于让他的师散布在一条40多英里长的山区道路上表达过不满。应有一个步兵师及其补给部队随行增援。我们在一条山区道路上分散得太远，离最近的援兵有大约50英里。我们当时受陆军第十军指挥，因此我要为我们的苦难而责备其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及他的参谋部。他把由第7师一部所组成的第十军特遣队派到长津水库东岸，而没有适当支援或联系手段，这支部队实际上被消灭了。

    记者：在这次灾难中，麦克阿瑟将军起了什么作用？

    伯奇：日本高层官员之前已向麦克阿瑟讲过，不要在那片山区发起冬季作战。他们统治过朝鲜多年，了解让陆战1师和陆军第7师的一部孤军深入长津水库附近的著名“突出部”是多么危险。

    记者：战斗中医护人员表现如何？严寒肯定对他们有影响。

    伯奇：医务兵和医生一如既往地出色。那些海军医护人员不得不在恶劣条件下实施救护和动手术，被打死的可能性很大。好几次，中国士兵渗透进来，在医疗帐篷上撕开一条大缝，想要进来，杀死所有碰到的人。在古土里和下碣隅里之间的道路上，敌人的机枪猛扫了一辆救护车，我们团的一个牧师，他的副手和车上的伤员被杀。医护人员都是英雄。他们要冒不间断的射击。卫生员必须把注射器绑在腋下以免药水冻住。他们把吗啡安瓿瓶放在嘴中以防结冰。一个卫生员告诉我，“割破那些衣服暴露伤口时手会被冻僵”。我要提到一件事，因为天太冷，受伤时血不会流出来。血被冻住，救了许多陆战队员的命。

    记者：你对师以下指挥官怎么看？

    伯奇：我们的指挥极其有力。军官与士官是二战老兵，甚至预备军官和参谋士官也经过战斗考验。经过釜山防御，仁川登陆和重夺汉城的年轻人都已是老兵了，部队里还有预备役年轻士兵，他们许多人都没有战斗经验，但他们服从指挥，发扬了陆战队传统。不过疲劳还是逐渐影响我们。每当我们趴下再站起来时，花的时间越来越长。在长津战役后期，我非常疲劳，当我发出命令后，我要求部下重复，因为我不能肯定我是不是真的下了那条命令。陆战队二战老兵戴维.邓肯当时在长津做“生活”杂志的摄影师，他问一个士兵，若有愿望的话会是什么，那个人回答“给我明天。”这就是长津的生存之道。新的一天开始时活下来，然后祈祷明天也能活下去。

    记者：你们何时意识到陷入了埋伏圈？

    伯奇：当我们营的一辆邮递吉普闯入一个敌军路障，回来时满是弹孔之时。之前已经有人告诉我们，我们被六个中国师包围，但在那辆吉普回来前没人相信。

    记者：你曾有过打不下去的感觉吗？

    伯奇：我从未感到我参与的是一场无望的战斗。回国后我在报纸杂志上读到过受困的文章，但在长津我充满自信，我是美国陆战队员，和陆战队在一起。如果山谷下的陆战1团第1营，和陆军第3师无法突围与我们会合，我们就会突围去找他们。我当时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下来，但我知道中国军队困不住陆战1师。

    记者：陆战队员之间的关系很亲密吧？

    伯奇：是的，我们知道早上天亮时我们的伙伴会在我们身边—无论死活，他们都会在那里。陆战队的自豪感来自于自身的功绩而不是吹嘘。我们有兄弟情，要向陆战队那样跳出陷阱，否则我们根本无法离开。

    记者：听说陆战队甚至带走了多数死者。

    伯奇：没错。有些战死者我们无法接近，那里被敌军孤立层层包围，但我们带走了所有能找到的阵亡者。陆战队到达古土里后，那里是从柳潭里开始向南的大突围中的最后防线，我们埋葬了85名官兵。他们被埋在长津是因为车上要留出空间运重伤员。被我们埋葬的这些尸体在1953年根据朝鲜停战协定被交还美国。后来遗骸按其亲属要求重新安葬。愿上帝保佑他们！

    记者：能谈些陆战队在这一仗中的经历吗？

    伯奇：这些事能写满你的笔记本。我的一个枪炮士官朋友一天夜里带12个人勇敢面对人数众多的敌军的猛烈机枪，迫击炮，手榴弹和轻武器火力，赶去支援指挥部。为此被授予海军十字勋章。下碣隅里防线内，陆战队准备迎接预计的敌军夜间攻击。文书打字员，厨师，卡车司机，通信兵，后勤人员，工兵，每个人都成了步枪兵。防线上照明弹照亮了中国士兵，他们穿过积雪覆盖的土地一波又一波冲来。手榴弹扔向敌军，机枪开火，迫击炮射击带去毁灭。最后我们与敌人拼了刺刀。我总是在想第二年春天时，长津地区会是什么样子。有人说陆战1师每死1人就要杀死40名中国士兵。对我来说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可能性，因为我在天亮后战斗停止时见过堆积得象木料堆一样的中国士兵尸体。

    记者：这一定很残酷。

    伯奇：我见过一个陆战队员坐在吉普车轮子后，子弹从前额穿过。他在去下碣隅里的路上被打中；他的吉普冲下道路，越过路堤停在一条小河边。中国人拿走了他的钢盔武器冬衣，扒得他只剩下冬内衣。

    记者：长津有许多死里逃生的故事。你见过吗？

    伯奇：我的一个手下的钢盔被打到了一边，子弹从另一边穿了出来。一天早上我看到一个陆战队员正吸烟，一颗子弹正好把香烟从他的嘴上打飞。我突然感到我左脚长统靴松了，一颗子弹打断了鞋带，我低头看时，我的水壶从腰带上被打掉。一天深夜我从睡袋中出来，刚走两步，一支冲锋枪开火，大约在我的睡袋上射了20枪。羽绒乱飞！

    记者：怎么看中国士兵？他们是好战士吗？

    伯奇：与日本士兵比起来，他们不是。他们试图纯粹靠人多取胜。我个人不认为他们是优秀战士，但他们特别守纪律且能吃苦。我们杀了如此多的进攻我们的中国士兵，使他们失去了战斗力。那支部队后来再未参加朝鲜战争。（实际上志愿军9兵团休整数月后重返朝鲜）他们受命消灭陆战1师，却被消灭。当然中国士兵有许多个人英雄举动，但总的来说他们靠人多优势。我无法忘记许多个夜晚的大规模敌军进攻。寒冷夜空中的喇叭声，中国士兵向我们的阵地一波波涌来时的叫喊声—这些场面和声音我永难忘记。放眼四望全是中国士兵在冲锋。这让我想到踢倒一个蚁丘，然后看着蚂蚁四处乱爬的场面。

    记者：激战多数发生在夜晚，对吗？

    伯奇：对，白天我们的部队沿道路南行，可以看到中国士兵云集在道路两边的山上。不时有狙击手打死一个陆战队员，然后我们会向山上还击，但大多数时间，敌军会等到天黑向我们进攻。中国军队的战术是在夜里最冷最黑时突然出现。以庞大的数量呐喊着冲击我们的阵地。我们总是听到在周围的山上传来一声喇叭，然后是我们右边的山上又一声，接着是左边再一声。真是吓人！一个漆黑无月的夜晚，我的一个手下叫道：“中士，这里有中国人！”我知道除非我们得到空投补给，我们的弹药很快就会用光。我大声回答：“如果你没有弹药了，就向他们扔雪球，但要在里边放块石头。”

    记者：你自己遇到过肉搏战吗？

    伯奇：啊，天哪，有过！我记得那个中国士兵一拳打在我冻僵的鼻子上。真把我气疯了，我抓住他咬掉了他的耳朵。真的，我咬掉了他的一只耳朵，然后杀了他。

    记者：肉搏战很多吗？

    伯奇：上帝，是的！中国士兵总是成群进攻，我们无法把他们全杀死。他们会越过一些阵地，我们必须要人对人地和他们打。这是最危险的战斗。在两星期中我们面对几乎无法打败的敌人拼命地日夜战斗。11天里有11人获得荣誉勋章。你能从中看出战斗的激烈。对陆战队员来说，获得荣誉勋章极其困难。

    记者：空中支援情况如何？

    伯奇：多数时间下雪，没有空中掩护。天晴时海盗型飞机干得很出色。他们一遍遍扫射轰炸敌军阵地，扔下汽油弹。有些海盗飞机在扫射时飞得非常低，我想它们在飞回航母和机场时在起落架上会带着积雪。我见过一个被我们的飞机扫射打死的中国士兵。可以看见子弹穿过原野在雪地上留下的道道平行的弹孔。他的夹衣里鼓鼓囊囊的露出两包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和一双崭新的美国陆战队手套。我不知道那家伙扒了哪个陆战队员的尸体偷了这些东西。我走过去的时候踢了他一脚。

    记者：你们有空投吗？

    伯奇：美国空军使用费尔柴尔德 c119空投我们最需要的物资，包括巨大的桥梁组件，以重建一座在古土里以南被毁坏的桥梁。敌人炸毁了那座横跨在突围必经道路上的桥梁。建桥设备必须空投到古土里。空投后，工兵在敌人火力下重建了桥梁。如果那座桥没被修好，满载着伤员尸体和设备的车辆一辆也出不去。这座桥横跨一座深谷，道路一边是数千英尺的悬崖，另一边是数百英尺的绝壁。空投是天赐之物。在下碣隅里和古土里，天晴时飞机可以起降运走重伤员和冻伤者。几乎每个人都用补给品降落伞的绸子做了条彩色围巾。

    记者：对这一战的回忆总会困扰你吗？

    伯奇：不总是，但还是会回忆。我能忍受糟糕的往事，也珍视美好的回忆。我还记得一个陆战队员一只眼被打出来挂在脸上，他还是带领手下对敌人做了一次反击。这种英勇事迹在长津战斗很常见。我现在相信我对未来负有责任，让年轻人有机会了解过去的光荣。这很重要，不是对我，而是对未来的人们。

    记者：你希望年轻一代知道并记住你们在长津的经历吗？

    伯奇：绝对希望，我希望下一代不要忘记他们的父辈在北朝鲜的经历。不是我们的那些英雄事迹，而是要了解一群弟兄并肩与数量远超我们的敌军和严酷的天气战斗，作为一支战斗部队冲出长津。中国军队受命消灭陆战1师，但他们失败了。他们失败是因为我们是一个一流的整体，在我们内心有一些他们没有的东西，那就是陆战队精神。

    记者：这次访谈让你忆起往事，你是否希望我不要探访某些细节？

    伯奇：不，我不介意。那次战斗是对陆战队的考验。我们做了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事，突围时带走了我们完整的旗帜，多数阵亡者，伤员，最重要的是，作为准备再战的战斗部队突围出来！

    记者：你如何评价自己？

    伯奇：我是幸存者。回忆那些没能生还的战友令我悲伤，知道我们做了正确的事也让我满足，自豪与哀伤交织在一起。我很高兴活了下来，但我失去了许多亲密的伙伴。我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些衣衫破烂，被冻伤的陆战队员长途跋涉离开长津。参加过长津之战令我自豪。

    记者：讲讲掩护侧翼的任务。

    伯奇：任务艰难。离开主力部队走在山坡上，那里有中国士兵在黑暗中等待我们。可以不时听到汉语喊叫！这令人分泌肾上腺素。知道敌军就在身边令人精神抖擞头脑清醒。疲倦一扫而空。突然之间变得脚步坚定，警觉。然后又一句尖厉的中国话传来—可能是询问口令或是传令。这肯定是敌人。看不见敌人。然后他们向我们开火。一连串美军的咒骂，然后是还击。一次我们碰上了敌人一个班在山坡上一大块突出岩石上睡觉。短暂战斗后，多数敌人被杀；其中一个被刺刀解决在散兵坑里。有一两个人逃入了黑夜中。那些黑色的人影则继续在山路上行走。这就是长津的侧卫任务。

    记者：你看到的哪些行为你认为是杰出的英雄行为？

    伯奇：我们当时很少有人能说清英雄行为的特点。只有在事情过去后，在文明社会的舒适生活和自己安全的家中回忆时，目睹过的，有时是亲身参与的那些事迹，才有了英雄主义的特征。我们那时忙于为生存而战不能评估英雄行为。这是长津精英（Chosin Few）的特点—身为英雄时却不自知。懦弱行为很容易分别，因为很少见；英雄行为因为太普通而不易区别。我总是心怀敬畏的回忆长津和在那里战斗并死去的人们。我记得一个勇敢的迫击炮手。连队正在受到自动武器的扫射。那个人站起来暴露在敌军面前，以便让他身后35码远的迫击炮手把他当作瞄准杆。他在两个多小时里不停地站起来。迫击炮摧毁了许多目标。他的英雄行为使我们那天早晨能够突围。那个人没有得到勋章和嘉奖。另一次，一支巡逻队遇到敌军的凶猛火力从俯瞰道路的前方斜坡上射来。无法架设机枪，因为山坡太陡没有足够的射角射向敌人。我们的一个人躺在三脚架的前脚下面，抬起三脚架使机枪能够还击。机枪手只打了几个点射就吸引来了敌军火力。这个垫在三脚架下的年轻陆战队员太阳穴上被直接命中。这能证明一个年轻人的勇气。他也未获勇敢嘉奖。拖着冻僵的双脚一路杀回去本身也是勇敢行为，但无人因此授勋。把战争浪漫化是愚蠢的。我不同意战争伟大的说法。但是，必须要有一些自由的人，有信仰的人愿意为自由和那些信仰而战斗，并在必要时牺牲于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