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真是光陰似箭，日月如梭，雖然國步艱難，不知不覺間辛亥革命到現在已經九十周年了。

　　辛亥革命是值得中國人永遠紀念的，因為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頭一聲炮響, 推翻了中國延續了兩千年的帝制，催生了中華民國，它不但是中國的第一個民國，也是亞洲的第一個民國。

　　武昌起義的時候，它的精神領袖孫中山1866－1925還在海外，但在此以前，他已在國內發動了十次起義。雖然都歸於失敗，然而革命思想已深入人心，震撼了滿清的統治，因此他是辛亥革命事實上的領袖與發動者。武昌首義成功以後，中國各省紛紛獨立。十一月，孫中山返抵上海，各省代表在南京開會，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12年元旦，孫中山在南京就職視事，中華民國正式成立。

　　九十年來，民國已經在亞洲國家中占絕大多數。亞洲國家追歐趕美也有了不小的成績。前十幾年，還有“亞洲價值”之說，亞洲價值不但要與西方價值分庭抗禮，而且駸駸然竟有取而代之，奪“全球價值”之席之勢，推源其始，都導源於辛亥革命，導源於辛亥革命的策劃人孫中山及其思想。

　　就憑這一點，孫中山就是中國的，甚至是亞洲的民主化與現代化的不祧之祖。

　　孫中山的思想是什麼？孫中山是一個勤勤懇懇、孜孜兀兀、不折不撓、探究救國救民道理的人。他的思想經過幾十年的錘鍊，已經系統地表述在他在逝世前一年發表的三民主義一系列講話中。儘管孫中山或者思慮未精，或者知行違忤，中國要完成現代化與民主化，還是超不出孫中山所概括的三民主義，亦即民族主義、民生主義、民權主義的範圍以外。

　　隨着現代化的進程,三民主義在中國實現得怎麼樣了�煯敶司攀�年紀念之際,理應盤點一下。

　　首先說民族主義。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原來的範圍是十分狹窄的，只是要“驅逐韃虜，光復中華”，這一點是經過辛亥革命就達到了。而且還應當說，作為中國主體民族的漢族在這方面的表現可稱“優異”。雖然勝利以前言辭激烈，對滿洲人大有食其肉而寢其皮之慨，勝利以後倒是寬宏大量，平等相待，並沒有出現世界上常見的多數民族歧視少數民族的情況。這是中華民族值得自豪的一項成就。

　　但是在推翻滿清統治後，中國的民族主義還有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欺侮與統治這個任務。因此孫中山逝世時的遺囑，開頭第一句話就是“余致力於國民革命凡四十年, 其目的在求得中國之自由平等”。以後，戰場上的浴血抗爭，外交上的折衝樽俎，都是為了這個目的。應該說，由於中國軍民的英勇抗戰，也由於中國外交政策的選擇正確，這個目的在1945年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時候已經達到了。敵人已經被趕出中國國土,租界已經收回，不平等條約已經廢除，領事裁判權已經撤銷。不但如此，中國還成為聯合國的發起國，而且成為手中握有否決權的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中國到此，已可說是不但國恥盡雪，而且揚眉吐氣，中國百年來的民族大願已經實現了。

　　不料，到二十世紀下半期，中國的民族主義卻有了一個新的轉向。由在世界的東方四征不庭、萬國來朝的天朝上國情結髮展出一個“世界革命的情結”，具體也可以說是“第三世界情結”。舉世周知，發動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動因是“反修防修”，而所以要反修防修則是因為“蘇聯反帝不力，只顧自己而忘了天下的窮哥們兒”。而我們中國則是永遠恪守馬克思主義“解放全人類”的承諾，相信"只有人類解放，我才能解放"的。

　　由民族主義(Nationalism)到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不論在邏輯上還是人情上，都是順理成章，勢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不見當今西方的大國不也是把保障別國人民的人權，當作自己的神聖義務，因而成為新干涉主義的口實的麼�熀螞r中國還有一個“天下主義”的傳統，“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也是中國聖人的古訓。

　　但是，在這樣以前一定要問一問：自己是不是確實已經立了，已經達了�熑绻�答案是肯定的，那也得再問一下自己的力量夠不夠像四十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宣布的那樣："中國不惜承擔民族犧牲來實行自己的國際義務。"如果不量力而行就要包打天下，則不但自誤，而且誤人。國門打開已經二十多年，中國與外界的交流已大大擴大了，中國人對自己、對外界都應該有進一步的了解與認識了。

　　不過，中國歷史上是東亞的大帝國，就人口論，則幾千年來一直是世界第一大國。這一點不知怎麼就形成了中國人一有點條件就不甘屈居人下的心理，我稱之為一種虛驕之氣。由於這個原因，中國往往叫人害怕，不但在統一鼎盛的時期是如此，在分裂戰亂的時候也是如此。最近幾十年來，隨着交通的發達，世界人口移動遷徙的能力大大增強以後更是如此。鄧小平1989年對斯考克羅夫特說的話――不要希望中國亂，中國亂了，對世界沒有好處――是知己知彼而十分深刻的。

　　總而言之，原來意義上的民族主義，在中國已經實現了。中國切忌讓失去理智的虛驕之氣把自己引向民族災難。鄧小平的遺訓——“韜光養晦, 決不當頭”, 還有“不要想扛大旗，要扛你也扛不動”, 值得中國至少記取一百年。

　　在今天的世界上，一個民族最大的光榮就是在隨着全球化的進程不斷加速而正在形成的全球價值中增加自己的貢獻，擴大自己的份額，而這隻有中國在解決尚未解決的民生主義和民族主義兩方面有優異的表現才能做到。

　　第二個方面是民生主義, 孫中山曾把它解釋為即是馬克思說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但是他又一再表示對蘇聯的實際不甚了解, 經過百年滄桑, 我們不妨把它理解為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這不但無背於孫中山當初的設想, 也符合世界各族人民同有的要求。

　　餘生也晚, 清末民初中國人窮困流離、輾轉溝壑的慘象我沒有能趕得上“親眼見”。但是到了抗戰時期，我已經懂事了，也走了大半個中國，“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的體會是不少的。中國人真是窮，真是苦！解決民生問題實在有十分迫切的需要。解放以後，原以為中國從此就走上安定團結、繁榮富強的道路了。但是由大躍進與“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帶來的餓殍遍野的景況是親自經歷了的。文化大革命中，帽子橫飛，生趣索然的生活更是眼見身受。日日盼，夜夜盼，好容易盼到了近二十年改革開放的好時光。從此才算懂得了發展經濟必由其“道”，也就是必須按照經濟規律辦事，不由其“道”，光憑意志，蠻幹苦幹，只能南其轅而北其轍。在這方面，要特別感謝安徽鳳陽縣小崗村18戶農民，從求生的願望出發，冒着“犯罪”的危險，按血手印，交保證書，分田單幹。是他們的勇敢行動向中國人證明了經濟學上一條古老的原理：“自由創造是人的本質，也是一切財富的來源”。也多虧鄧小平以其政治家的魄力，在1992年推翻了一條束縛了十億人口求發展的本能的教條，明確宣布：“資本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從根本上解放了中國人民的生產力。

　　關於民生主義，孫中山只是提出了一個正確的命題，其實他對經濟學是並不太內行的。說來說去只有“平均地權，節制資本” 八個字，再就是要築鐵路二十萬里這樣的大話空話。中國近代以來實行的本來是十分原始的市場經濟，清末實行對外開放以後總算也有相當的發展。孫中山不是大力提倡在解決農村土地問題的基礎上，順勢追趕世界經濟發展的主流，反而受世界非主流思潮的影響，橫生枝節。不過對一個政治家來說，本來沒有必要深通經濟學。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勝利以後就說什麼“民族，民權兩主義俱已達到，唯有民生主義尚未着手”，一心一意研究起築多少里鐵路、公路這樣的問題來，所幸他畢竟不懂經濟學，又始終未取得全國政權，至少對中國經濟的發展還沒有造成多少阻礙與破壞。而留下了民生主義這個至少可以照耀中國前進的道路二百年�熞话倌赆崾澜绺鲊�發展經濟的目的與方向，暫時不敢妄論的響噹噹、光閃閃的口號。

　　上面說過，中國自從清末打開國門以後即由自然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但是受到專制官僚主義的束縛和限制，始終不能順暢發展，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工商業的規模還十分狹小，民生仍然十分困苦。解放以後，實行計劃經濟，在初期確實表現出強制工業化的威力, 人民生計也有相當的改善，但是後來就顯示出計劃經濟的限制, 又加上政治始終壓住經濟, 越來越顯得艱難竭蹶。一直到改革開放以後, 尤其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後, 才算走上了市場經濟的大路。近二十來年, 國民經濟一直以百分之十左右的速度發展, 在國際上已創下令人艷羨的記錄。雖然中國走市場經濟解決民生問題在二十世紀有過極不順暢甚至十分痛苦的經驗, 現在應該不會再走回頭路了。至少可以借用列寧的話說:“堅冰已經打破,航道已經開通”了。

　　儘管如此，跟世界上的發達國家比，中國現在的市場經濟是極不健全、極不軌範的。僅以目前而論：貪污成風，賄賂公行，貧富差距日益擴大，據說基尼係數已經超過發達國家。環境問題日趨嚴重，黑社會潛滋暗長，社會風氣之敗壞，屢創歷史新高。各種問題千奇百怪，要解決就必須立規矩，要立規矩就必須要建立法治社會，要建立法治社會，就必須實行民主，也就是孫中山倡導的民權主義。

　　然而在辛亥革命九十周年之際盤點中國的成就或者進步，最最令人失望的，正是民權主義。

　　上面說過孫中山在中華民國成立以後就說:“民族、民權兩主義俱已達到。”這是老先生十分糊塗的地方，他大概認為“五族共和，滿漢平等”就算中國已經實現了民權主義了。當時，他也許還沒有深入鑽研當時世界上的民主政治。以後他倒是下了不少功夫學習研究，而且還有不少心得發明，比如把政權稱之為“權”，治權稱之為“能”，把世界通行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加上他以為是中國特色的監察權與考試權從行政權中分立出來成為五權，由此定下了“五權憲法”的原則。他還認為瑞士實行真接民權, 是世界上民權最發達的國家, 但是人民只有選舉權, 他認為還不夠, 又發明了“罷免”,“創製”,“複決”三種民權, 認為人民有了這四權, 才算完全。九權“彼此保持平衡，民權問題才算是真解決，政治才算是有軌道”。經過這番研究與發明，孫中山在1924年作《三民主義》的演講時，才承認:“中國自有歷史以來沒有實行過民權, 就是民國建立十三年來, 也沒有實行過民權。”

　　在民族主義第二講中, 孫中山明確說:所謂“德謨克拉西”就是民權。但是孫中山對民權主義下的工夫雖然不小，知識也遠超過今天一般的中國人, 其實認識並不深刻,概念更不準確，與今天世界上通行的以自由、平等、人權、法治為核心的憲政民主思想相比, 可稱體系粗疏, 漏洞不少。“春秋責備賢者”, 對於以“革命導師”自命, 後來又有“國父”之稱的孫中山, 是可以提出更高的要求的。

　　就民權或民主的角度而言，孫中山對中國歷史的認識可稱是深刻的。例如, 他說:

　　秦始皇專制，人民都反對他，後來陳涉、吳廣起義，各省�煹兀牰柬憫�，那本是民權的風潮。……到劉邦、項羽出來……他們就是爭皇帝。

　　外國曾有為宗教而戰，�煘椋犠杂啥鴳鸬模�但中國幾千年以來所戰的都是為皇帝一個問題。

　　當我提倡革命之初, 來贊成革命的人,十人之中，差不多有六七人有一種帝王思想的……

　　歡迎保皇黨的人，多是海外華僑。後來看到革命思想過於盛行，那些華僑才漸漸變更宗旨來贊成革命。

　　現在雖然是推翻專制，成立共和政體，表面上固然是解放，但是人民的心目中，還有專制的觀念。

　　他又說：“中國人不知自由、只知發財”，也許正好從歷史背景和文化傳統上說中了中國人在經濟建設上易於上路，而在民主建設上十分艱難的原因。

　　儘管如此，孫中山也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薰陶培育出來的人，專制主義思想在他身上一樣根深蒂固。

　　首先，孫中山以先知先覺自況，以天生的革命家自居，擺脫不了古來聖王明君的格局。1914國民黨改組為中華革命黨之際，就規定了“誓言”。黨員必須發誓：“願犧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權利。服從孫先生……如有二心，甘受極刑。”1914年孫中山就任國民黨總理以後，黨章公然規定“總理對於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決議有最後決定之權”。這些都給中國以後的獨裁不絕、民主難成，留下了極其惡劣的榜樣。

　　同時，孫中山革命依靠的力量基本上是遊民組成的會黨，辛亥以前的十次革命，實際上不過是少數敢死隊攻打官衙的“舉事”,大似今天所謂恐怖主義行動。事實上，1904年1月孫中山自己在檀香山加入洪門致公黨時，就在五祖像前發三十六誓。這就決定了他在以後領導革命的時候不能不把這種會黨習氣帶到革命內部。

　　所以研究孫中山在辛亥以後的歷次重大行動，便可以發現他很少是從原則出發，而往往是從奪權出發，好像只要他勝利了就是革命勝利了。然而即使勝利了也並不一定是原則的勝利，更說不上使民主與法治的原則確立成為民國不可更易的軌範。他還相信只要目的正確，就可以不擇手段，甚至不惜借用收買，暗殺等等陰謀權術，從而使政治上的正氣始終無由建立，使中國離民主與法治越來越遠。

　　自從清末以來, 中國的民族要求就是要趕上或者用孫中山的話來說，要“迎頭趕上”世界的主流思潮，也就是“先進文化”。不幸的是, 大概因為中國專制主義的思潮實在是源遠流長, 根深蒂固的緣故, 不但老是趕不上, 反而老是受反主流思潮的誤導。最明顯的就是相信布爾什維克黨的先進性而確立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事實上, 孫中山生前,國民黨還沒有奪得全國政權。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是他死後他的學生蔣介石北伐成功以後才實現的, 但是其思想則確實是導源於孫中山, 導源於孫中山的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論。蔣介石統一中國以後, 訓政就訓了二十來年, 國民黨只講黨權, 蔑視人權, 決不考慮如何培養人民的民主精神和法治習慣, 而只是在“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口號下獨霸政權, 直到失盡民心, 自己被逐出大陸, 為中國政治開了極壞的惡例。

　　對於這位首倡革命，建立民國，而且又手定三民主義指明了中國發展道路的歷史人物，在提高中國的民權方面實在是乏善可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繼承的就是從秦始皇到孫中山蔣介石這樣一份專制主義的遺產，因此它在建立民主政治方面的艱難竭蹶，也就可以想見了。

　　在當今世界各國爭相實現現代化過程中, 其實第一個最重要的指標就是政治民主化。近幾百年的歷史證明, 最先進的國家都是政治上實現了民主化之後經濟才得到穩定可靠的發展, 不論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有什麼變動, 它都能適應。後進國家則往往要先發展經濟以後再推動政治現代化, 但是如果民主建設過於滯後，就往往有發生嚴重危機的危險。在十九世紀, 人們看到的局面是一頂頂王冠落地; 而在二十世紀, 一個個把持政權的所謂新型政黨, 實際上都是專政政黨。他們中許多在長期把持政權以後都被剝奪政權, 恰恰是世界民主潮流發展的證明。

　　給中國指出了現代化的方向的孫中山到晚年的時候，心裡有一點還是比別人清楚：他的目標始終沒有達到，所以向後人發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告誡。我們這一代人就一輩子都是在革命與戰爭中過來的。但是到現在這個新世紀開始的年頭，撫今追昔，覺得在付出了這麼多血與火的代價以後，社會還是應該算是有些進步的。最簡單地說就是，如果說在我們青年時似乎只有用“革命”才能推動中國前進的話，現在也許改良的效果會更好更大些，更切合實際一些。七十六年以前，這位中國近代革命的第一位領袖，在北平逝世前的最後一句話是“和平奮鬥救中國”。現在“救”的任務應該已同“亡國滅種”的危險一樣過去了。把這句話改一個字，改為“和平奮鬥興中國”，也許可以更貼切地反映今日中國人民的任務和目標。

[原刊於《戰略與管理》2001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