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抗美援朝战争，是让中国人民乃至整个亚洲人民在西方国家面前赢得尊严的一场战争，湖南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除了参战人数最多，５位湘籍高级将领彭德怀, 陈赓, 邓华, 杨得志, 杨勇 还 先 后 担 任 或 代 理 过 中国 人 民 志 愿 军 的历任司令员，为战争的胜利立下了卓著功勋。

一、彭德怀：临危受命肩大任

（1950年10月至1952年4月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干涉，朝鲜人民军防线一溃千里，战火很快向北燃烧到了鸭绿江边。美军司令麦克阿瑟甚至计划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打到鸭绿江，并狂妄地宣称：“鸭绿江并不是把中朝两国截然分开的不可逾越的障碍。”10月1日，朝鲜首相金日成也发来求援电，请求中国政府予以援助。经过反复讨论，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援朝，但派谁来挂帅出征却让中央领导层一时难以决断。

毛泽东最初的考虑让粟裕去，但这位在在解放战争时期叱咤风云的战将此时重病在身，正在青岛休养，无力承担指挥职责。而熟悉东北情况的四野主帅林彪则强调怕光、怕风、怕水、怕声音等病情为托辞，声称需要疗养。

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最后想到了敢于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横刀立马的彭德怀。所以，当10月2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到援朝志愿军的司令员人选时，毛泽东这样说：“出兵援朝已是万分火急。既然林彪说他有病不能去，我的意见还是彭老总最合适了。” 于是，常委会作出了彭德怀出任志愿军司令员的重要决定，并派专人专机赴西安接他赴北京。

10月4日上午，毫不知情的彭德怀以为是一次常规的工作汇报，急急忙忙地带着有关西北地区三年经济恢复建设的各种报告、计划和图表乘专机赶到怀仁堂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当他走进会议室时，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都站起来和他握手，毛泽东还意味深长地说：“老彭，辛苦了，你来得正好！美帝国主义军队已越过三八线了，现在政治局正在讨论我国准备出兵援朝的有关问题，大家正在发表意见，请你也准备谈谈你的观点。”彭德怀坐定之后，猛然发现会议气氛很严肃，包括平日健谈的朱老总见了他也没说几句话，有的同志更是只握手不说话，使他立刻感到这是一次不寻常的政治局会议。由于他来京前，满脑子里装的是如何建设开发大西北的经济问题，对中央召开这样的紧急会议，思想上并无准备，所以他只好侧耳静听。从几个同志的发言中，他才知道对出兵支援朝鲜有些不同意见，有的主张不出兵，有的主张暂不出兵。总之，绝大多数的人意见都倾向“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毛泽东听完与会者的讨论后，对中国是否应该出兵援朝问题，在会议的最后讲道：“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因为没有准备，彭德怀在这次会议上没有轻易表态发言。回到住处后，彭德怀整个晚上没有睡觉，反复思考这个重大问题。

第二天上午，当他应召到中南海毛泽东办公室谈话时，说出自已的想法：“如果我们只强调困难的一面，不同美军正向鸭绿江进犯的危急后果联系起来考虑，不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难保，就连我国东北边防也直接受到威胁。出兵有利还是不利？经过反复考虑后，我拥护毛主席出兵援朝的英明决策。”

听了彭德怀的表态，毛泽东才郑重地把政治局的决议向他作了传达。尽管对这个任命有些突然，彭德怀还是不假思索地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当年10月19日，彭德怀身率部奔赴朝鲜作战。在接下的三年里，他指挥几十万军队经历了条件之恶劣、困难之众多、战斗之频繁与激烈、任务之艰巨、运筹之艰难的严峻考验，最终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实现了朝鲜的军事停战。

对于彭德怀的高超指挥艺术和战略眼光，“联合国军”的第三任总司令克拉克也不得不说：“我必须承认：彭德怀是一个资质很高的敌人，我们不是在和一个容易被打倒的对手作战。”

为了表彰彭德怀的卓越功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授予他“朝鲜民主主的人民共和国英雄”的称号和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奖章。

二、陈赓：以坑道战扭转战局

（1952年4月至7月代理志愿军司令员兼代政委）

1950年夏，陈赓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四兵团司令员，率部解放云南。不久，便奉命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赴越，协助越南共产党进行抗法战争，不久即取得了转折性的胜利。几个月之后，由于越南潮湿的环境引发严重的关节炎，他奉命回国向中央汇报援越抗法的情况。尽管满身伤痛，他仍积极请缨求战，要求到朝鲜打仗。毛泽东同意了他的请求：“你陈赓就是好战，刚听说跟美帝打，你就有了精神，病也好了一半。”4月25日，陈赓即以志愿军副司令员兼第三兵团司令员和政委的身份匆匆赶赴朝鲜战场。

当时，志愿军经过5次战役，已经进入战略防御阶段，整个战局在三八线附近呈现出僵持局面。经苏联提议，交战双方商定于1951年7月10日，开始举行停战谈判。从此，朝鲜战争便以军事斗争与外交斗争相交织的方式进行着。因为战争已从大规模的运动战转向两军相持的阵地防御战，志愿军能不能在阵地战中顶住火力上占有绝对优势的联合国军的进攻，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
    入朝后，陈赓在深入前沿阵地指挥时，接受并总结了下级提出的作战中坑道作业战术，认为在1951年秋季防御作战中开始出现的坑道工事，在敌强我弱的阵地战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的这一想法得到彭德怀的极力赞同，并以联合司令部的名义发出命令：鉴于战争已从大规模的运动战转向两军相持的阵地防御战，要求构筑坚固防线，严防敌之登陆反攻。

但志愿军总部内部及部分兵团首长对这个做法表示不解和怀疑，认为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之下这些坑道工事是自掘坟墓！针对这种错误思想，陈赓在会议上强调：“坑道作业不仅仅是为了保存自己，更重要的是为了更好地消灭敌人。今后我们的坑道作业，要向既能藏又能打的战术坑道方向发展。坑道必须与野战工事相结合，必须与防御兵力相适应，必须有作战与生活的设备，有统一的规格标准。”他在下达的命令中提出坑道工事必须达到“七防”，也就是防空、防炮、防毒疫、防雨、防潮、防火和防寒。为了减少伤亡，他要求工事的保障要足够坚固，能抵御四英寸大炮轰击不算，还必须设有伪装工事，使校正侦察机不敢接近。他还说，工事管理和保养也很重要，要求随时修补，让坑道工事就成为一个能打、能防、能机动、能生活的完整体系。

1952年4月，彭德怀因病回国手术，陈赓奉命代理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亲自到各部队督促坑道工事施工。到1952年夏季，一个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阵地防御体系已在全线基本构成。这些工事，有的近抵敌军几十米，既保障了攻击突然性，又使表面野战工事被占领，仍能坚持坑道配合预备队实施反冲击。坑道工事对付优势装备敌人的的效用，在上甘岭战役中得到雄辩地证明。在43天的争夺战中，6万美军在伤亡25500人，损失飞机300架，大口径火炮61门、坦克14辆后，仅仅占领了志愿军两个班的前沿阵地。坑道工事在扭转战局和稳定战线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

1952年6月，陈赓由毛泽东亲自点将，奉调回国创办军事工程学院。鉴于他为抗美援朝所出的重要贡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特授予他一级独立自由勋章。朝鲜首相、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设宴盛情款待了他，感谢他对朝鲜抗美战争的卓越贡献。

三、邓华：准确预见美军仁川登陆

（1953年7月起代理志愿军司令员兼代政委，1954年9月至10月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

邓华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首长中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全过程的惟一的一名首长。1951年初起任中朝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员，1952年6月任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在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邓华主持志愿军全面工作1年零1个月，在朝鲜战场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950年7月8日，中央军委任命邓华为东北边防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准备在备要时入朝支援人民军作战。深感责任重大的邓华在深入分析与思考朝鲜战局后，赴京前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指出：“鉴于朝鲜人民军战线南伸而延长，美军凭借其海空军优势．于朝鲜东、西海岸中腰部铤而走险的可能性大为增加。”毛泽东十分欣赏这一见解，在接见邓华时表扬说：“关于于美军可能在朝鲜东西海岸中腰部，实施陆海空三位一体的登陆作战，这个分析很有见地。”

8月31日，在丹东举行的第十三兵团党委会上，邓华再次准确地判断美军主力会“在人民军侧后(平壤或汉城地区)大举登陆，前后夹击，如此人民军的处境会很困难的。”会后，他立即执笔把意见上报中央。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转告给了朝鲜方面。遗憾的是，朝鲜人民军由于战争爆发初期的攻势过于顺利，对中国方面提供的这份至关重要的情报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最终导致美军于9月15日以极小的代价在仁川登陆，把朝鲜人民军主力截断在半岛南部，使战争局势直转急下。

1950年10月8日，东北边防军全部宣誓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邓华就任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于当月19日率十三兵团首批入朝，与兄弟部队一道，迅速取得了第一、二次战役的胜利。1951年7月，他作为志愿军谈判代表，参加朝鲜停战谈判，提出改变第六次战役计划的建议，被毛泽东、彭德怀采纳。1952年彭德怀回国后，他任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亲自指挥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1953年12月，他回国参加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作了题为《抗美援朝战争经验介绍》的专题发言，他在会上明确表示：“固然战争性质、军队政治素质对现代战争仍起到重大作用，但物质基础与技术条件对战争是极为重要的，这是我对朝鲜战争经验总的看法。”这是由鲜血和生命凝结而成的宝贵经验，是对志愿军参加2年零9个月现代化作战的科学概括。

1954年9月，他受命正式担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但这项任命礼仪上的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为他已于当年４月被中央任命东北军区（即后来的沈阳军区）党委书记，并准备接任军区令员。同年10月，他出任解放军副总谋长。

鉴于邓华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而建立的卓越功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授予他朝鲜一级国旗勋章和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四、杨得志：创造朝鲜战场的“地道战”

（1954年10月至1955年4月任志愿军司令员）

1951年2月，杨得志率第十九兵团作为第三批参战部队，分四路跨过鸭绿江，奔赴抗美援朝的第一线。入朝后，第十九兵团作为右翼突击集团参加了1951年4月22日开始的第五次战役。经过50多天的浴血奋战，中朝军队粉碎了敌人在志愿军侧后登陆、夹击志愿军的战略企图，迫使敌人转入战略防御，并于不久接受了停战谈判。

五次战役结束后，杨得志深入兵团所辖第六十五军的前线，总结对敌作战经验。他在一八七师了解到，在战役发起前，该部利用工程作业伪装，预先将部队部署到敌人的鼻子底下，战役一发起，就迅速接近敌人，一举突破临津江防线，率先从西线打开战役缺口。他马上联想到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地道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石家庄攻坚战进攻出发工事，认为在美军强大的火力面前，我军可以依靠坑道工事、以劣势装备抗击现代化技术装备之敌重兵进攻，进行积极防御，既保存自己又消灭敌人。彭德怀充分肯定这一战术设想，称赞说：“这是革命军队优良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相结合的表现，为持久的阵地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志愿军总部的倡导和推广下，广大志愿军指战员在战场上轰轰烈烈地掀起了构筑坑道工事的热潮，短短的三年时间里挖的坑道长1250公里，各种堑壕、交通壕长达6240公里，修了20万多个地堡。经过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的斗争，形成了横贯朝鲜半岛230公里， 20至30公里纵深的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毛泽东对此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一次讲话中说：“能不能守，这个问题去年也解决了。办法就是钻洞子。我们挖两层工事，敌人攻上来，我们就进坑道，有时敌人占领了上面，但下面还是属于我们的。等敌人进入阵地，我们就反攻，给他极大的杀伤。我们就用这种土办法捡洋炮。敌人对我们毫无办法。”

杨得志调志愿军总部任副司令员后，协助彭德怀专门负责作战方面的工作。他不负众望，先后组织了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和1953年夏季的战役反击，有力地配合了停战谈判的斗争，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1953年，他作为志愿军国庆观礼代表团团长率代表团回国。10月1日，他参加了新中国建立四周年国庆观礼，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毛泽东向其他领导人介绍说：“此人大名叫杨得志，当年强渡大渡河的红一团团长，如今志愿军的副司令，德怀的助手。湖南人氏，我的乡里呀！”并戏称“此人一直是志愿军，上井冈山就是志愿去的，就是志愿军！”1954年11月，他任志愿军司令员，肩负起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保卫朝鲜人民和平建设的光荣责任。1955年4月，他从军事学院毕业后任济南军区司令员。

因为在朝鲜战争中贡献突出，杨得志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的一级国旗勋章和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五、杨勇：为抗美援朝画上圆满局号

（1955年4月至1958年10月任志愿军司令员）

1953年4月，杨勇被任命为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率部入朝参战，在三八线金城北侧担任防御。

此时，中朝两国与“联合国军”的谈判在边谈边打中有了重大进展。正当双方达成全部协议，准备签字时，韩国总统李承晚竟公然破坏协议，扣留朝鲜人民军大批被俘人员，并叫嚣“要单独向鸭绿江进行一次全面的军事进攻”。此举不仅会拖延朝鲜停战，而且将影响朝鲜半岛的战后和平。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建议给李韩军以严重打击，再歼敌1.5万人。毛泽东回电同意，表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宜，要看情况发展才能做决定，再歼灭李韩军万余人极为必要。6月21日，志愿军总部立即下达命令，决定以二十兵团为主发起金城反击战。

杨勇接受任务后，深入前沿了解敌形、敌情。经过反复策划，他决心利用这个机会打一次大仗，一次性上3个军的兵力参加作战，狠狠痛击李承晚集团。这个作战计划一开始有些高级指挥员并不理解，说朝鲜这情况行吗？没把握。也有人说你初来乍到，这么个组织法，搞3个集团军？有些人干脆反对。连以大胆著称的三兵团司令员许世友都说要慎重，说根据解放战争的经验，歼敌一万，自损三千，我们一定要慎重。

在志愿军总部主持工作的邓华和杨得志支持这个大胆的方案，并再调3个军配属二十兵团作战。这样，杨勇手上可以掌握的兵力达5个军15个师，同时还配有7个炮兵团和20辆坦克，而面对敌人是李承晚的精锐部队首都师和第3、第6、第8师，志愿军在武器和兵力上都占有优势。

1953年7月13日深夜10点，杨勇一声令下，志愿军炮兵1000门大炮一起怒吼，几平方公里的敌人阵地在大雨中燃烧起来。炮火刚刚延伸，二十兵团的3个突击集团在友邻部队的配合下，向韩国军队4个师25公里的防御正面开始突击。1小时后，敌人的前沿阵地全面突破。至23日战役结束时，二十兵团共歼敌52783人，超过预定计划的5倍。击落敌机85架，缴获飞机1架，坦克34辆，汽车231台，以及各种火炮245门和大量弹药等战利品。志愿军通过抗美援朝中的这最后一战，向前推进了192.6公里。

在志愿军军的重重打击之下，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国务卿杜勒斯和李承晚相继发表声明，同意接受停战。美国谈判首席代表哈利逊也保证不以任何方式阻挠停战协定草案的实施。7月27日，中朝首席代表南日和对方首席代表哈利逊在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议。

1954年4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国防部长彭德怀发布命令，任命杨勇为志愿军司令员兼党委第一书记。这样，杨勇成为继彭德怀、陈赓、邓华、杨得志之后的第五任志愿军司令员，也是最后一任司令员。在朝鲜主持志愿军工作期间，杨勇带领志愿军指战员为朝鲜战后重建家园立下了汗马功劳，在短短3个月的时间里就修复所有被炸毁的铁路线，此后又参与平壤的建设工作，并在农村修筑了大量水利工程。志愿军军回国前，又将大量营具营房和物资，甚至连炊事班养的鸡鸭猪都无偿移交给朝鲜。杨勇还和金日成结下深厚的友谊。金日成到北京访问期间，曾向毛泽东夸奖杨勇道：“杨勇是个难得的好同志。”在杨勇离朝前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专门在平壤召开隆重的授勋仪式，授予他一级国旗勋章。

1958年10月28日，周恩来亲自到北京火车站迎接由杨勇率领的最后一批回国的志愿军，紧握着他的手说：你为抗美援朝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这既是对杨勇指挥金城反击战取得辉煌战果的赞扬，也是对志愿军在朝鲜模范执行停战后各项政策的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