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３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署三十周年。以目前中國大陸年輕人反日情緒之激烈，中日曾經訂立友好條約，似乎有點難以想像。而且，條約簽訂以來，宣傳部門只是強調“中日友好”，從來沒有詳細講解過條約具體內容，中國民間存在着大量違反條約的“愛國”言論。比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明確規定，“根據上述各項原則〔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者注〕和聯合國憲章的原則，締約雙方確認，在相互關係中，用和平手段解決一切爭端，而不訴諸武力和武力威脅。”這裡，依據聯合國憲章，不但排除了武力解決，就是武力威脅也是不允許的。但是中國民間卻有着要求政府派遣艦艇為“保釣船”護航的不小聲浪。筆者主張言論自由，民間人士當然可以有他們自己的想法，問題在於這是法外奇談，看來說話者根本不知道中日間存在一個和平友好條約。符合法理的做法是：先提出廢除該條約，在條約規定的一年期之後，再出兵釣魚島（雖然這還是違背聯合國憲章的，但中國可以使安理會無法通過正式結論）。

《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正是一個正式結束中日敵對狀態、並不讓敵對狀態再度出現的終戰條約。

大陸和台灣都被排除在１９５１年９月４日開幕的舊金山對日和平會議之外，自然也沒有在《舊金山和約》（９月８日簽署）上簽字。和約要求日本自己選擇與大陸或台灣談判，只有在日本與一個代表中國的政權締和之後，《舊金山和約》方算正式生效。這時，毛澤東早已宣布向蘇聯“一面倒”，中美兩軍正鏖戰朝鮮。舊金山會議之前，美國就要求日本選擇與國民黨媾和，否則，在１９５１年的麥卡錫主義（Joseph Raymond McCarthy） 顛峰時期，美國參議院不可能批准和約。當時的日本首相吉田茂並不象五十年代後期的岸信介那麼反共，更不願因此失去中國大陸的龐大市場，但是，簽訂和約後從美國占領軍手裡收回主權，顯然是日本更重要的國家目標。１９５２年４月２８日，日本同“中華民國”簽訂了和約；同日，二戰同盟國與日本間的戰爭狀態正式終止。

三十年後，１９７０年９月２９日，中日建交。中國的復交三條件之一是“日蔣和約是非法的、無效的，必須廢除”。沒有哪個國家會簡單地承認自己簽署的條約是“非法的”，日本也不會，何況這牽涉到《舊金山和約》本身的法律效力。中國這一條件的實際要求是制訂一個新和約。由於中方堅持要寫入針對蘇聯的“反霸”條款，和約的談判竟拖了六年。直到卡特（Jimmy Carter）當了美國總統，在他那位極端反蘇、極力主張聯華抗蘇的國家安全助理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 的推動下，日本才默認了和約條文的反蘇影射。這時中國也換了領導人，鄧小平同意把條文改得比建交聲明中的“反霸”語句更含糊一些，方便日本接受。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２日，該條約在北京簽署。

雖然《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談判並不順利，但是，在一個結束戰爭狀態的和平條約里加入“友好”兩字，固然有避開《舊金山和約》的意思，卻也足以說明，當時兩國間的氣氛還是很友善的。

隨後，同年１０月２２日至２９日，鄧小平（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去日本訪問了一星期，一路參觀工廠、商市和風景區。翌年１月，中美建交後鄧小平訪問美國，當面向卡特提出了中國大陸的貿易最惠國待遇問題。後來有人問他，為什麼如此重視和美國的關係？老鄧回答道：他發現二戰後跟着美國跑的國家都富起來了。顯然，這話背後有着訪問日本的深刻印象。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２３日，在日本首相官邸舉行了和約批准書互換儀式。老鄧和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出席，外交部部長黃華和日本外相園田直分別代表本國政府在批准書上簽字，《中日和平友好條約》自這一天起正式生效。

鄧小平在互換儀式上發表了講話。他說：中日友好源遠流長，我們兩國之間雖然有過一段不幸的往事，但是，在中日兩千多年友好交往的歷史長河中，這畢竟只是短暫的一瞬。當天中午，日本天皇裕仁和皇太后良子，在皇室會見了鄧小平和夫人卓琳。天皇說：日中兩國有着漫長的友好歷史，雖然一時有過不幸的事情，但已經成為過去。鄧小平說：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今後我們要以向前看的態度建立兩國和平的關係。

中國實際上的最高領袖和日本名義上的最高領袖見了面，同意“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不管是按國際慣例還是按亞洲特色，今後兩國都應該“向前看”了。後來戈爾巴喬夫訪華，鄧小平當時在名義上只是“一個普通共產黨員”，但他對總書記趙紫陽說：他要會見戈爾巴喬夫，他們見過面，中蘇間的事情就算過去了。確實，現在中國報紙不再提“反對蘇聯修正主義”或“珍寶島事件”；除了台灣蒙族詩人席慕容，現在也很少有人記得“薩彥嶺下是我們失落了的”唐努烏梁海：“被別人輕易取走了的唐努烏梁海啊／怎麼從來沒聽說有哪一個子孫曾經／為她流下過一滴淚來？”（席慕容《唐努烏梁海》）但是，對於日本，國人的態度迥然不同。

今年紀念《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署三十周年時，《人民日報》派記者重遊了鄧小平的訪問之處，但是，筆者沒有見到任何中國報刊提到鄧小平會見日本天皇時的談話。江澤民主席１９９８年訪問日本時發表的《中日關於建立致力於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夥伴關係的聯合宣言》（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２６日）中說：“雙方認為，正視過去以及正確認識歷史，是發展中日關係的重要基礎。”

為了尊重歷史，筆者願意在這裡為黨報記者給出黨報資料：鄧小平和天皇的對話摘要，刊登在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２４日《人民日報》第５版。

（１）

國人對日本的心結，可以歸納為兩大訴求：八年抗戰的死對頭日本，第一必須賠償，第二必須賠罪。如果將目前的中日關係比作一支“嘔啞嘲哳難為聽”的曲子，這兩大訴求是基調。平日裡時起時伏的那些事件，諸如參拜靖國神社、日本人在中國嫖妓、商業衝突、日軍遺留在中國的化學武器等等，比起基調來，可以算是臨時變奏。臨時變奏，如有必要，可以處之以臨時變通。例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署後三日，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５日，福田糾夫首次以首相身分參拜靖國神社，鄧小平依然如期訪問日本，這在當時不是那麼嚴重的問題。但是賠償、陪罪作為基調，已在中國大陸形成主流民意，將在很長一段時期內繼續影響中日關係的進程。

關於國家賠償，中國已經在建交聲明中宣布放棄了，不可能再翻悔。民間的賠償要求，主要通過法庭訴訟而爭取，政府只能間接支持。要求日本政府正式道歉，卻在九十年代成為對日政策的國家目標。本文主要就是回顧這一政策的現實有效性。

說到要求道歉，人們往往將日本與德國相比，特別是勃蘭特（Willy Brandt）的榜樣。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７日，西德總理勃蘭特在訪問華沙時，突然跪在猶太區的華沙起義死難者紀念碑之前，喃喃說道：“一個民族不能忘記自己的過去。”世界為之震撼。第二年，勃蘭特榮獲諾貝爾和平獎。

表面上看，下跪是道義行為。但是，勃蘭特作為一個政治家，即使是出於道義，也不可能沒有政治動因，或全然不顧政治環境對他的限制。讓我們來具體考慮這些政治因素。

（一）　勃蘭特是德國的左派。勃蘭特屬於社會民主黨，是恩格斯協助建立的第二國際內的老牌社會主義政黨，他辭去西德總理職務後，還擔任過第二國際的主席。

１９３３年希特勒上台，勃蘭特被迫亡命挪威，並於１９３８年被納粹剝奪德國國籍，直到４８年才恢復。１９４０年德國占領挪威後，他又被迫逃到瑞典。勃蘭特雙手乾乾勁淨，他沒有也不可能參與在德國和東歐發生的種種納粹迫害活動，他本人就受過納粹長期迫害。比起沒有反抗過希特勒或與舊德國有所淵源的右派政治家，勃蘭特在心理上更容易作出賠罪的決定，也更容易為自己的政黨所接受。

（二）　勃蘭特當時正在推行他所提出的外交新政策。勃蘭特在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２１日當選為西德總理後，立即開始落實他的“新東方”的政策，試圖打破冷戰和柏林牆的阻隔，與東德建立新的聯繫——為此他必須取得蘇聯和東歐各國的一定信任。

西德與他們的“東方”之間的問題，最棘手的是二戰後的新邊界。斯大林割去了德國和波蘭的戰前領土，作為補償，又讓波蘭去割德國的土地。海涅的著名詩作《西里西亞織工》，曾經是德國社會民主黨所發動的工人遊行的戰歌（西里西亞織工暴動是國際工人運動史早期重大事件），詩中說：“老德意志，我們在織你的屍布，我們織進去三重的詛咒！”如今，西里西亞這一普魯士的工業基地、自古以來就是老德意志不可分割的神聖領土，卻是波蘭的一部分。拿了別人東西自然心虛，雖然東德早就承認了新邊界，蘇聯和波蘭總是擔心西德“軍國主義復活”，借邊界問題挑起事端。勃蘭特以極大的勇氣，準備承認德國被強加的東部邊界，消除“東方”的疑心，然後和東德關係正常化，並把仍然遺留在失去領土上的德國人接回他們心中的真正祖國。

勃蘭特先和蘇聯簽訂了一個互不侵犯協定；接着承認了波蘭的新邊界，那一次下跪，就是去華沙簽協議的：西德在事實上放棄了四分之一的戰前領土；波蘭則允許德裔居民移居西德（或東德——文字上波蘭要照顧共產黨兄弟國家的面子），如果他們希望離去。

（三）　波蘭是一個歷史上災難深重的相對弱小的民族，曾被俄國和德意志國家（普魯士、奧地利、德國）多次瓜分占領。波蘭的命運在歐洲得到廣泛同情。

勃蘭特在他的兩本回憶錄《人和政治：１９６０－１９７５》（１９７６年出版）和《我的政治生涯》（１９９２年勃蘭特逝世前出版）里都提到，波蘭是更近的鄰居也涉及更多的領土，按理應該與波蘭先籤條約。但是，“東方”的政治現實是鑰匙握在莫斯科手裡，他不得不與蘇聯先談判，爭取蘇聯開出綠燈。波蘭人也充分理解，波蘭領導人告訴勃蘭特：任何看上去象是離間波蘭和蘇聯的行為都是不可接受的。僅僅兩年之前，蘇聯無端指責西德挑起１９６８年的“布拉格之春”，以此為藉口，武力鎮壓了捷克的改革。現在西德和波蘭必須特別小心行事。但是，有着強烈民族自尊心的波蘭人，也不願看到自己的國家被西德當作蘇聯的小跟班。勃蘭特說，在飛往華沙的飛機上，他一直在想，怎樣才能表達對于波蘭的複雜感情。下跪就是這一思考在行動上的延續。

（四）　從技術上講，勃蘭特所面對下跪的，是一群猶太人死難者。他不是向當時的波蘭政府賠罪，勃蘭特只是向死難者賠罪，而不是以民主政府首腦的身分在雙邊聲明中向專制政權賠禮道歉。

而且，這些猶太死難者是１９４４年８月１日至１０月２日的華沙反納粹起義的犧牲者。當時，波蘭地下抵抗人士試圖建立獨立的政權組織，希望自己的祖國得以避免被蘇聯紅軍強加以斯大林式專制的命運。起義發生時，蘇聯紅軍已經突入波蘭郊區，但是他們按兵不動，聽任德國援軍屠殺起義者和市民。蘇聯甚至拒絕了美英兩國從紅軍控制區向起義者空投軍火的要求。蘇軍直到起義被徹底鎮壓後，才進駐華沙空城。波蘭愛國義士既死於希特勒的殘暴，也死於斯大林的冷血。跪在這樣的犧牲者面前，哪怕是最死硬的冷戰專家，也無法指責勃蘭特“軟弱”。

（五）　即使面對這些死難者，勃蘭特所講的，也僅是“一個民族不能忘記自己的過去”。他當時只能講到這一程度。事後一家西德報紙的調查，４８％的被調查者認為勃蘭特做得過分了；相信是自發舉動、可以理解的比率要低一些，為４１％。德國政府首腦公開講出口的謝罪和請求寬恕，要到九十年代中期波蘭的民主制度穩定和鞏固之後。

筆者指出政治動因和政治限制，並不是以為勃蘭特的下跪是老謀深算的政治策劃。勃蘭特在回憶錄里強調，下跪沒有任何預先設計，是在言詞難以表達感情時的自然而然的行動。但是，他的經歷，他的立場，仍然為這一自發行動在潛意識裡設定了可能的範圍。我們就很難設想，勃蘭特會在禮節性獻花圈時向蘇聯紅軍烈士墓下跪，儘管他非常明白，蘇聯的合作是“新東方”政策的成敗關鍵。因為在１９６１年８月，東德和蘇聯開始建造“柏林牆”時，勃蘭特正是柏林市長，他曾經憤而要求西方盟國採取強硬行動。

如果拿以上五點來對照日本的道歉問題，則第一，日本自民黨的高層人士和那些首相們，並不是為軍國主義唱輓歌的極右翼，但在日本的政治光譜中，相對於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他們屬於右派（通常的稱呼為“保守派”）。很多人出身於戰前就地位顯赫的政治家族。他們不象左派那樣毫無歷史包袱，可以輕裝上陣。

第二，中國不占有日本任何領土，更沒有和美國分占日本。地的方面，日本無求於中國。中國曾經有很多日本僑民，但是建國後，毛澤東執行鎖國政策，嫌外國人麻煩，在五十年代初期就把他們統統趕回日本了。其中甚至包括那些已經加入中共、在部隊裡提供醫療、技術服務的日籍軍人，為此還拆散了不少中日鴛鴦。中國曾經從蘇聯手裡接收了九百六十餘名日本關東軍軍官，但是，除了象徵性地判了幾個戰犯，全都在１９５６年遣返日本了。人的方面，日本同樣無求於中國。

文革時，曾有人問毛澤東，為什麼不審判這批日本軍官，毛澤東回答說：當時的司法機關能力不夠。確實，按國際標準審判這批軍官，工作量極大。這不是鬥地主或鎮壓國民黨軍官，發動群眾叫叫口號就可以拉出去槍斃。如果不能判下具體的戰犯罪行，國際上就會將這批軍官視作戰俘，按日內瓦公約，不可在戰爭結束後長期羈押。不過，這批軍官回國後，很多人成了日本民間推動中日友好的積極分子。

第三點，與波蘭不同，中國是大國，爭取國際同情要相對困難一些。中國現在要“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要“和平崛起”。這是方針，這是方向，要成為現實並使各國信服，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第四點比較微妙。１９９８年韓國總統金大中訪問日本時，兩國政府於１０月８日發布了《日韓面向二十一世紀新夥伴關係聯合宣言》，日本在宣言中向韓國道歉。探知日本準備向韓國道歉的信息後，有人覺得機會來了，鄧小平沒強求的東西，現在可以到手了，從此紅史留名。於是中國提出要日本重新認識歷史問題，意圖迫使日本在中日聯合宣言中道歉。並把原定８月份進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二十周年紀念之旅，藉故延期到１１月，讓韓國人先走一步，順便也給日本人一點臉色。

外交專家心中明白，卻是苦在說不出口：在韓國的朴正熙和全斗煥軍事獨裁時期，日本並沒有道歉；直到金永三之後，韓國人民選出了坐過牢的反對派人士金大中，韓國的民主制度顯得相當穩定和鞏固了，日本才向按西方民主觀點確實是“身受選民委託”、有權代表人民的金大中表示：向韓國人民“由衷道歉”。如果向朴正熙或全斗煥道歉，民主改革後肯定要重新來過，還落個支持獨裁者的壞名聲，日本政府何苦來着？

果然，貌似軟善的日本首相小淵惠三拒不讓步，他只肯在聯合宣言中寫入“深刻反省”——這是日本向自己做的事；卻無論如何不肯答應象日韓聯合宣言那樣，在“深刻反省”後面再加上“由衷道歉”——這是日本向對方做的事。大講歷史問題並沒有帶來想要的成果。最令日本官員和民眾感到難以理解的是，在天皇——明仁天皇，二戰結束時十二歲；不是鄧小平會見的從二戰中過來的裕仁天皇——的禮節性晚宴上，也要回溯並強調歷史問題，這不能不讓他們想起鄧小平的前瞻眼光。壓力成了阻力，會談談成僵局。中方畢竟不能空手而歸，後來訪問日本各地時，閉口不談歷史問題，轉而強調中日友好。

錢其琛也是出訪團成員，遺憾的是，他在《外交十記》中隻字不提這次中日最高層會談。而筆者正是為了等他的回憶資料，把本文的寫作，從８月份一直推遲到年底。

至於第五點，日本表示的“深刻反省”，在英文版本中是 deep remorse 。Remorse 是為自己所做的壞事心中不安。深刻反省過去的壞事，國際上按英語這一國際外交語言來理解，和勃蘭特的“一個民族不能忘記自己的過去”，是很接近的意思。

如果將勃蘭特下跪作為國與國道歉的範本，對照之後的合理結論是：讓日本的保守派政府就歷史問題道歉，是極度困難的政治要求，除非中國以其他方面的重大利益作交換——例如，在道歉之後，支持日本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２）

那麼，日本的左派肯不肯道歉呢？

至少在從前，他們是願意的。社會黨（其實英文為“社會主義黨”，蘇東巨變後於１９９１年改名為社會民主黨）長期是日本最大的左派政黨，與勃蘭特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同屬第二國際。１９６４年社會黨委員長佐佐木更三率團訪問北京，７月１０日，毛澤東接見了他們。佐佐木一開始就道歉了，他說：過去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給你們帶來了很大的損害，我們大家感到很抱歉。老毛答道：沒有什麼抱歉的，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帶來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國人民奪取了政權，沒有你們的皇軍，我們不可能奪取政權。眾人都笑了。

老毛的這段話，海外有人稱之為暴露了“毛澤東的漢奸面目”。抗日戰爭時，除了手下將領主動，象林彪的平型關戰役和彭德懷的百團大戰，毛澤東確實游而不擊，讓日本人放手攻打正面戰場的國民黨軍隊。不妨翻翻鄧榕寫的《鄧小平傳》：解放戰爭打中國人，真是威武雄壯；抗日戰爭打日本人，實在乏善可陳。但是，老毛對佐佐木更三說的話，只是他一貫喜歡的“壞事變好事”的辯證遊戲，把這視為“漢奸”言論，就跟現在那些民族主義“熱頭”（hot-head）怒斥馬立誠和時殷弘為“漢奸”一樣荒唐。（馬立誠為前《人民日報》資深評論員，《對日關係新思維——中日民間之憂》的作者；時殷弘為人大國際關係學院美國研究中心主任，《中日接近與“外交革命”》的作者。）

對於道歉，日本左派似乎既無心理障礙，也沒有政治體制上的憋扭，但是，他們跨不過中國的等級森嚴。鄧小平訪問日本時，官銜只是副總理，他那最關鍵的幾句話，卻是見了福康首相都不肯講，一定要對着天皇講。毛澤東是熟讀《資治通鑑》、滿腦袋帝王思想的人。如果天皇向他道歉，筆者相信，他會欣然接受。但佐佐木並未當選為首相，在中國人眼裡僅是民間人士。毛澤東以千古一帝之尊，喜納蕞爾東夷草野布衣之道歉，則上國天朝威儀何在？按大中華帝國的傳統，這種時候，不妨“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鹽鐵論》）。佐佐木得聆天唾，果然心悅臣服，事後，他暢談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感想：到底是大國領袖，才說得出這樣寬宏大量的話。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西歐各國的社會民主黨先後成為輪流執政的主要政黨。在有些國家，象是瑞典，基本是社會黨連續組閣。雖然日本社會黨人也曾出任首相，但都時間短暫。社會黨和他們的盟友共產黨，也有過很有希望的時候，但從未成長為可以和自民黨抗衡的力量。為什麼左派在日本始終不成氣候？這可算當代日本的一大神秘。

美國占領日本後，畢竟無法穿越文化壁障直接統治日本社會，他們保留了天皇和很多舊官員。而且德國的紐倫堡審判和日本的東京審判有一點很不同。紐倫堡審判宣布納粹（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蓋世太保（秘密警察）和黨衛軍為犯罪組織。犯罪組織成員不得擔任公職，這就不但在中、高層，甚至在基層，把很大一部分人清除出了政府機構。但是日本不存在相應組織，東京審判僅是判決內閣和軍部高層人員。對高級軍官的審判是有爭議的。一些日本人認為是“種族歧視”，他們問：為什麼德軍參謀總部的軍官不進入紐倫堡審判？另外，蘇聯未廢除日蘇中立條約（德國進攻蘇聯前兩個月，１９４１年４月１３日簽署）即突然宣戰，現在卻坐在法官席上審判遵守條約的日本，令很多日本人覺得這是“誰拳頭大誰有理”的“勝利者司法”。五十年代初，美國對蘇冷戰對華熱戰（朝鮮戰爭），日本是遠東的兩戰基地。為了收買人心，緩和對“種族歧視”和“勝利者司法”的不滿，東京審判不久，美國就開始陸續假釋戰犯。甲級嫌犯岸信介，甚至在１９５７年當上了日本首相。（我國報刊書籍稱岸信介為“甲級戰犯”，從技術上講，他仍是嫌犯，並未被定罪。）日本的舊官僚階層基本保存下來了，保守勢力一直相當強大。

同時，美國也在日本進行了很徹底的民主改革。農民分到了土地，工人獲得了罷工和組織工會的權利，私有小企業有了公平競爭的天地，等等。左派的很多傳統奮鬥目標，短短幾年之內，被美國人極有效率地送進了勞動人民的千家萬戶。於是左派把精力轉到與民眾生活關係不大的外交和安全領域。對日本５２年之後的“舊金山體制”，左派的反對主要有兩條：一是自衛隊必須解散，這實際上是一支軍隊，違反日本不得擁有軍隊的憲法規定；二是日美安全條約必須廢除，這是把日本綁在美國侵略亞洲的戰車上。毛澤東接見佐佐木更三時，後者主要就是匯報日本社會黨反對美日安全條約的鬥爭。

從社會黨的這兩個鬥爭目標，就可以看出中國的影響。但社會黨顯然無法回答一個簡單問題：既不要自衛隊又不要日美安全條約，如果受到入侵，比如說蘇聯占領了北海某個島嶼，誰來保衛日本？待到七十年代中期，中國已把蘇聯當作最危險的敵人，為了聯美抗蘇，不再公開反對美國在日本駐軍。日本社會黨也開始轉向，在這兩個問題上，逐步朝日本社會主流觀點靠攏。這時候，新的社會趨勢出現了。社會黨是傳統的勞工政黨，他們的鐵票是工會。八十年代，服務行業在日本開始興起；隨後是九十年代的經濟衰退，工人人數收縮，工會影響下降，捐款減少，社會黨的處境日益困難。而且在議會裡坐久了，難免受到日本“金元政治”的腐蝕。有些社會黨議員，暗中收受自民黨賄賂，幫助執政黨通過大有爭議的法案，頗鬧了幾次醜聞，更降低了社會黨的威望。

１９９４年６月，自民黨、社會黨和新黨聯合組閣，社會黨委員長村山富市被推舉為首相。在紀念二戰結束五十周年時，村山首相代表日本政府發表談話，首次承認日本對亞洲的“殖民統治和侵略”，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道歉”（就是後來寫入日韓聯合宣言的語句）。但中國並不滿意，因為沒有指明具體受害國。

日本的道歉，到底還是要由左派啟動。可惜村山內閣的壽命只有一年半。

九十年代末，日本政壇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１９９８年，社會黨和自民黨的一些議員合組民主黨，社會黨元氣大傷，從大黨降為小黨。今年１１月９日的日本眾議院選舉，左派被邊緣化。４８０個席位中，社會黨從原來的１８席降為６席，主席土井多賀子引咎辭職。共產黨也從２０席降為９席。如果在明年７月的參議院選舉中遭到類似失敗，左派政黨至少暫時將顯得無足輕重。民主黨雖然上升為第一反對黨，占了１７７席，但是，來自社會黨的老人馬正在淡出，民主黨的立場變得越來越保守。他們反對小泉內閣出兵伊拉克，但和自民黨一樣，支持修改和平憲法，讓日本成為可以正式擁有軍隊的“正常國家”。即使民主黨今後單獨組閣，新首相也不會輕易向中國道歉。

（３）

上面從國內政治的角度分析了西德勃蘭特和日本左、右政黨的道歉動向。其實，外交是內政的延續，這本是常識。中國同樣如此。從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中期的近十年對日友善，變到今日的要求日本重新認識歷史問題、抓住“道歉”不放，就中國方面來講，也是因為國內政治氣氛的改變。

（此處略去三段）

道歉，現在已經成了一種 hip-hop（美國城市貧民區黑人青少年創造的一種街頭舞蹈）般的國際性政治流行文化。日本政府最終還是要向中國人民道歉的，畢竟他們已經向韓國人民道歉了。只是道歉早已沒有了勃蘭特下跪時的那種自發性誠摯和多義性微妙，不再有那樣的 elegence 和 sophistication ；如今，道歉成了談判的一種計較，成了政客撈取印象分的手段。

另一方面，以日本目前保守勢力之強，這一“道歉”決不會輕易到來。繼續將要求日本道歉當作外交目標，兩國政府勢必長期頂牛。不過，外交折衝常常是耐心的比賽，總要時機要了問題才會解決。我們現在考察中日關係，其實最緊迫的還不是日本政府如何認識“歷史”，他們的立場移向何處；最緊迫的是當“歷史問題”成了時時可以點爆民眾情緒的引信時，中國政府準備如何應付已經嚴重威脅到社會穩定的民族主義動亂可能性。進入新世紀以來，特別是今年，青年一代民族主義情緒的爆發，越來越頻繁。這些隔兩、三個月就要來一次的小震。在領導同志令人信服地顯示了自己的系鈴能力之後，現在，歷史要考考他們的解鈴本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