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相：《河殇》与《走出延安精神》

（纪念“六四民运”十五周年和“延安精神的祖国苏联”解体十三周年）

赵建国

今天，面对九一一事件开启的“恐怖战争时代”，健忘的世人好像淡忘了冷战和苏联帝国的垮台那一段历史。其实这相当短视。

由于中共政权的存在，冷战实际上没有彻底结束，搜集了国际共产主义残馀势力如越南共、高丽共、古巴共之散兵游勇的中共政权，正企图结合苏共残馀势力，先掌握住俄国，再徐图恢复，如破坏国际反恐战争，施展国际阴谋等。因为说到底，国际共产主义就是国际恐怖主义的一种，支持国际恐怖主义，就是支持国际共产主义事业。

在这一特别的时刻，我们纪念“延安精神”的祖国苏联死亡十二周年，是很有现实意义和未来意义的。回顾是为了展望。知道了苏联所哺育的“延安精神”对中华民族的危害，也就明白了延安精神所主导的中共改革，到底能走多远，到底能不能走出它自己挖掘的致命陷阱。

一，六四、《河殇》与《走出延安精神》

一九八九年在北京爆发的六四运动，其有像其象徵符号胡耀邦一样属于中共体制内部的力量参与，但是六四屠城的血腥却警醒了东欧的人民，七月八月九月直到十二月，一九八九年下半年，每个月至少有一个共产党政权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应声倒地！六四的鲜血没有白流──它汇入了消除社会专制主义的世界洪流，它必将在消除中国社会专制主义的民主运动中，警醒世人。

东欧和苏联极权统治的崩溃，是从六四屠城的坦克轰鸣中开始的。

那麽，一九八九年六四屠城的坦克轰鸣又是怎样埋下伏笔的呢？原来是出于一九八八年播出的电视政论片《河殇》的呐喊。《河殇》激发了整个中国争取自由的全民激情；而镇压和平抗议的“六四大屠杀事件”，激起全世界人民的愤慨，冲倒了柏林墙，触发了东欧和苏联阵营的土崩瓦解。无怪中共喉舌《人民日报》要宣布，“《河殇》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反革命暴乱的蓝图”。

电视政论片《河殇》是一九八八年六月间在北京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有些读者可能还不知道，以前流行的《河殇解说词》，实际上只是《河殇解说词分镜头稿》。在这之前还有一个更早的版本《走出黄河心理》（原名《走出延安精神》），作为《河殇解说词第一稿》。《河殇解说词第一稿》是《河殇解说词分镜头稿》的共同作者谢选骏先生，一九八八年一月单独为《河殇》摄制组写作的，共有六集。其主要内容后来纳入《河殇解说词分镜头稿》（也是六集），尤其其中的有关黄河、龙、蔚蓝色的着名论述，被称为“《河殇》的象征符号”。而《河殇解说词分镜头稿》中有关长城的内容，则来源于谢选骏先生在一九八六年出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山东文艺出版社）和一九八七年出版的《空寂的神殿》（四川人民出版社）。

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由于电视形式的局限，《河殇解说词分镜头稿》中的一些史学争议和政治争议，在《河殇解说词第一稿》（见《向东方》文集，一九九六年敦煌文艺出版社）是基本没有的。相对来说，《河殇解说词第一稿》侧重于学术性和文化性。

对比阅读《河殇解说词第一稿》和《河殇分镜头解说词》，是很有意思的。它提供了那个时代的思想演变过程以及《河殇》创造经过的具体轨迹。《河殇解说词第一稿》的第三集黄河心理的透析》曾经单独发表在《学术百家》杂志一九八九年第一期并收入《龙年的悲怆》一书（三联书店一九八八年版）。而《河殇解说词第一稿》全文则收入谢选骏先生的文集《向东方》（参见（参见www.cn.geocities.com/xiexuanjun/2）。

《向东方》文集原名《为历史送行：走出“黄河心理”》，原定一九八八年冬季出版。“六四”事件以后，辽宁人民出版社单方面中止出版过程。

一九九六年，该文集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当代思想者文库”出版，改名《向东方》。由于谢选骏先生依然名列禁书名单，无法直接署名，只得匿名“疏野”出版。“疏野”取意为谢选骏先生一九八七年至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前在《光明日报》的书评专栏《疏野书评》。

二，《河殇》的原意是批判“延安精神”

电视政论片《河殇》在一九八八年播出之后，许多当事人不解，为什麽三十年代的常败将军、鸦片旅（龟缩在延安地区专门种植鸦片贩卖到国统区和沦陷区坑害同胞、谋取暴利的八路军三五九旅，被中共宣传为“大生产运动”的样板）旅长、五十年代的新疆军垦首领、八十年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王震，突然对《河殇》大感兴趣，但是却用极为下等的语言四处辱骂《河殇》，直至指控“《河殇》的作者和我们共产党有杀父之仇”。 这种指控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的中国，都足以致人于死地。

原来，一九八八年五六月间在中共“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政论片《河殇》，其第一稿原来叫做《走出“延安精神”》，是谢选骏先生在一九八七年底到八八年一月间单独一人执笔完成的。后来考虑到政治敏感性，改名为《走出“黄河心理”》。

尽管该稿用文化批判的“黄河心理”取代了政治批判的“延安精神”，但是老狐狸王震还是凭借他多年来在新疆开办劳改农场、残酷迫害“思想犯”的看家本领，嗅出了电视片《河殇》依据《走出“延安精神”》的分镜头稿拍摄而成的异己味道。

一九八九年“六四”大屠杀之后，中共更把《河殇》定为“反革命暴乱的蓝图”，同时组织大批判班子，炮制《河殇百谬》等大批判文稿予以文革式批判。

但是，历史的车轮是不可阻挡的。

“六四”大屠杀虽然使中国的和平抗议者倒在血泊之中，但其残暴性却揭开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合理性。于是，正在开始解冻的东欧各国的人民纷纷走上街头，抗议共产党的暴行。六月、七月、八月……十二月，从匈牙利到罗马尼亚，各国共产党政权纷纷倒台，着名的柏林墙也垮掉了，东西德国的重新统一，成为冷战结束的标志！再过了两年，现代专制政权万恶之源苏联，也在类似“六四”的连夜巷战中被起义的人民一举摧毁！暴君毛泽东的爷爷“列宁同志”以及毛的干爹斯大林的铜像，也终于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箱。

“六四”的鲜血没有白流！在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第二次用自己的鲜血，帮助其他国家的人民获得了解放和自由（第一次是在二战中帮助东南亚人民从日寇获得解放）！

六四的烈士们，你们可以安息了！你们的英灵已经化合在世界历史的波涛中，滚滚向前！……

王维林只身挡坦克的肖像，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的不屈服精神，是不朽的。

三，《河殇解说词第一稿》的故事

历史经常是充满偶然性的。

在电视政论片《河殇》于一九八八年六月播放之前半年，在谢选骏先生单独为河殇摄制组撰写的《河殇解说词第一稿.第二集.二元归一》（参见《向东方》文集，www.cn.geocities.com/xiexuanjun/2）中这样写道：

“中国，这是一个濒临西太平洋的国家，它雄踞欧亚大陆的东部，一举囊括了绵长的海岸线和广袤的腹地。这个无法选择的命运，使它注定受到两股力量的竞相吸引：它在内陆的安详与稳定，和海洋的奇异与激情之间，踯躅徘徊。”

“远在地中海的航海文明兴起以前，太平洋上就活跃着一个古老而有活力的航海文明。”

“中国古代的统治文明起源于内陆，但中国文明的整体则包含着丰富的海洋生活成份。殷商时代通行于中国的货币，就是海洋生物的贝壳。早在仰韶时代，酋长的墓室就由拼组成龙虎图案的贝壳来装点。可以推测，为了保证这种货币供应，在当时的殷王朝统治中心，即现今的黄河中游一带与大海之间，已存在固定的商路。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到三世纪之间的中国哲学家庄周，曾经在一篇题为《秋水》的作品中表现了内陆文明和海洋文明性格上的差异。黄河的河神名叫河伯，秋天涨水的时候，他看到黄河之大与天下之美都包容于己了。狂喜之下，他尽情漂流直抵大海。等他看到大海的博大，茫然自失。随着他的叹息，大海的主宰北海若出来了，对他说：不能和井蛙谈论大海，因为它只知道自己的小小地盘；不能和夏天的虫子探讨冬天的冰雪，因为它除了自己的时代，便一无所知；也不能和专业学者去谈论真正的哲学，因为他受到知识与教育的局限。而今天，河伯你终于冲决了河道的壅塞，得见大海的宽宏博大。当你知道了自己的局限，就毅然进入了一个更高更宏伟的境界……”

所以当时中共的文丐们要据此批判说，古代哲学家庄子与他的河伯，也是“极端崇拜西方文明”、鼓吹“逆向种族主义”和让中国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就是极为荒谬的了。

再请看《河殇解说词第一稿.第二集.二元归一》：

“秦汉时代的中国龙，有五种基本的颜色：北方有黑龙，东方有青龙，南方有赤龙，西方有白龙，中央有黄龙。而明清以来的定式，使黄龙成了至高无上者。但黄色的历史性胜利，内陆文明因素对海洋文明因素的绝对控制──则是以整个民族的衰败，为代价的。……中国的躯体是黄色的，但心灵却受到蔚蓝色的召唤。千百年来，它正是时时想挣脱这矛盾的羁绊和纠缠，而建立了一个人类历史上绵延最悠久的内陆文明。”

中共文丐就此引申论断说，秦汉时代和更早的蓬莱文化、河姆渡文化的海洋因素活跃的中国，是数典忘祖的、“全盘西化的资产阶级附庸国”，显然是“文革逻辑”──那时，中共是把“封”“资”“修”拿来一起批判的，除了炫耀自己和“领袖”的无知以外，几乎一无所长。

《河殇解说词第一稿.第四集.两种选择》（参见《向东方》文集）则更为深入地讨论过中国自己的蔚蓝色文明（而不是什麽“西方的蔚蓝色”）的来龙去脉，并预言它的历史命运：

“距今五千年前，代表中国文化主体的华夏民族，从中国西北部迁徙而侵入中原，尔后再次第进入东部沿海地带，他们是大陆文化的代表。与此相对，原先居于中国大陆沿海地区的土着民族，因为生活在亚洲地中海沿岸，他们的文化，也就富于海洋文化特性。”

“中国大陆内部，自古以来就有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之争。这除了有许多考古资料可资证明外，在神话等古文化系统上亦有若干证明，其结果显为‘昆仑神话’与‘蓬莱神话’。相反力量的逐鹿，增进了早期文明的活力，并左右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例如，秦朝统一中国，也就结束了北部亚洲地中海（这以台湾岛为界，台湾以北的中国海叫‘北地中海’，台湾以南的海叫做‘南地中海’）区域的海洋文化和内陆文化的斗争：其结果，是以秦为代表的内陆文化的彻底胜利。”

“战国时代的楚国和齐国，曾是强于秦国的‘世界大国’：无论是齐文化还是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都带有中国海洋文化特点。但最终统一中国的是来自内陆腹地的骑马民族的力量。只是秦的统一，并未永远结束中国内部的海权与陆权之争，而是掀开了新的一页：亚洲地中海南部的海洋文化，和亚洲北部内陆强权的斗争。这时，形势从北中国的东(海洋文化)、西(内陆文化)之争，转为整个亚洲地中海区的南(海洋文化)、北(内陆文化)之争，其表现形式就是秦朝向楚国以南的百越地区伸展势力并最终殖民同化。”

“始皇的内外对调移民，隔绝海外交通，是大陆文化对于海洋文化所实行的消极海禁政策。秦的政策，在明清时代的海禁政策中，也得到了再度的认同和延续。”

“在中国的大地上，蔚蓝色并未从此完全消失，它不过是在黄色的强权重压下，暂时隐退了。中国的历史一再表明，固执于闭关自守的黄色，与主倡走问世界的蔚蓝色，是始终并存并互相角逐的。”

批判“河殇的蔚蓝色”为“逆向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代言人”的人们，难道可以把楚国和齐国抵抗秦始皇的征服、甚至把项羽和陈胜吴广为代表的沿海地带起义反秦（反抗来自黄土高原的野蛮征服，不论它是西戎精神还是延安精神，不论它是秦始皇之法还是毛泽东思想）的抗暴活动，一概归结为“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急先锋”吗？

事实上，《河殇解说词第一稿》呼唤的蔚蓝色，是中国的蔚蓝色，而不是日寇走卒王小东和他的主子山本五十六的蔚蓝色，更不是西方殖民主义的蔚蓝色。 所以《河殇》日文版的翻译者曾经亲口告诉谢选骏先生，他认为“《河殇》有大中华主义的倾向”，也就是中华民族主义的倾向，他解读，《河殇》鼓动中国民族要放弃长城时代的防卫退缩、采取外向型的海上扩张政策。

正如谢选骏先生在《王小东在事件中扮演了什麽角色》（http://cn.geocities.com/xiexuanjun/LS/Dw.html）所说的，这就是王小东所崇拜的山本五十六的故国的汉学家的看法；这和所谓“民族虚无主义”的左帽，显然是风牛马不相及的。《河殇》有好几个日文版，为什麽？因为日本人已经对《河殇》号召中国人要走出黄河的局限、不要再躲在长城后面任人宰割的呼吁，深感不安了！ 日本人，显然比王小东们这些到日本去求学的中国人，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华民族勇敢走向海上扩张的那一天，就是永远结束日本对华威胁的的日子了！那一天，南京大屠杀的的血债，将被偿还。

虽然“蔚蓝色”的主题在谢选骏先生撰写的《河殇解说词第一稿》（以下简称《河殇第一稿》）中占有主要地位，但它本来不是压轴戏；原来第一稿的《第六集》谈的是环境保护和知识份子问题！

“知识是一个民族自新自强的有力手段，而知识份子往往就成了民族复兴运动的有力前锋。纳粹德国灭亡波兰的计划凸现出了一个手段：要毁灭一个民族，必先消灭它的知识份子。这正如要奴役一个人，必先麻痹他的思想意识。”──这难道不是在暗示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列主义的“木马计”，历来借用“政治运动”的名义，对中华民族所发动的歼灭战？

“有人把知识份子问题简单理解成‘知识份子脱离实际’或者‘知识份子打击知识份子’。这显然是不对的。但这也多少含有一点真情：知识界的骚动，实际上是整个社会动汤、混乱甚至最终解体的伴生现象。”──这难道不是对八九民主运动的准确预言吗？

“中国人的自信，就在他敢于吸取一切异己的力量，然后再使之同化于己。” ──这难道不是由衷期待中国民族即将摆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奴役吗？

既然听命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买办和思想买办们们没有力量“吸取异己的力量，然后再使之同化于己”，当然就只好走上“要毁灭一个民族，必先消灭它的知识份子。这正如要奴役一个人，必先麻痹他的思想意识”的宿命道路了。

四，故事背后的故事

《河殇》播出不久，一九八八年十月六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回归祖辈的文化──访谢选骏》一文，明确提出：

“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对西方文化，我们都是作材料性的吸入，而不是作结构性的模仿。我们回归祖辈文化，是作为‘现代人’的回归；我们吸入西方文化，是作为‘中国人’在吸入。材料可以利用，但结构却要我们自己创造。我们既独立于西方文化，又独立于传统文化，这样我们才有极大的自由。我提出回归祖辈的文化，只是想为重建现代中国文化找一个‘胎盘’，一个自由度和依托力结合得较适中的文化洞窟；至于‘婴儿’的成长，各种养份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的。回归传统只是一种工具和形式，目的和内容是让中国一百五十年以来的复兴之梦成为现实，其结果是传统文化这株老树在现代长出新枝、开出新花！以向世界其他社会提供某种他们所需要的但又无法生产出来的东西。”

具体来说：“我说回归祖辈的文化，中国是回归到秦以前的中国文化。那时中国的社会心态是年轻的、文化精神是朝气蓬勃的。这种文化精神概括起来就是‘日新其德’。战国时七雄并列，社会是多元化的，机会是均等的，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大家都想统一中国，谁能招揽人材，谁能给新的文化因子以丰润的土壤，谁就有强大的竞争力：人们的主体意识强，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义务与权力之间，都是双向交换的，‘士为知己者死’比‘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更能激发人的创造力。此地无法施展的才能，可以发挥到别处去；每个人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都很强烈，与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相伴生的就是‘献身精神’。先秦文化的这种特征与秦至清‘长城一统文化’是截然不同的，这就是我所说的祖辈文化。而秦至清的长城一统文化则相当于‘父辈的文化’，近代反传统主义的矛头所向即是父辈文化的僵化。代表先秦文化精神的《周易》上的那些精粹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今天读起来仍然使人感奋不已，这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财富。” （参见http://www.geocities.com/xuanjunxie/BJ/54.html）

据谢选骏先生《就王小东关于〈河殇〉的疑问谈〈河殇〉的内情》（http://cn.geocities.com/xiexuanjun/LS/Dw2.html）回忆，早先，谢选骏先生曾经考虑以“巨灵”来为电视片命名。因为“巨灵”是黄河转折处的一个着名典故。

相传，巨灵是巨神，是主导黄河的河神，他主导奔腾的黄河，在征途中劈开挡住道路的雄伟华山。（见《水经注.河水》）。《晋书.左贵嫔传》对此记载说“峨峨华岳，峻极泰清，巨灵导流，河渎是经。"古代诗人则赞叹他说"河看大禹凿，山见巨灵开。"（赵彦昭《登骊山》诗）

当时，谢选骏对《河殇分镜头稿》的另外一位合作者王鲁湘说，“巨灵”不仅象征了黄河那恣肆无情、吞没一切的性格，也传神地活画出了中国专制主义目空一切的血染的风采：黄河，很像《史记.秦始皇本纪》御前会议里飞扬跋扈的秦始皇：

“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诰’，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着‘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专制主义者十分注意创立新名词，认为“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参见谢选骏《就王小东关于〈河殇〉的疑问谈〈河殇〉的内情》，http://cn.geocities.com/xiexuanjun/LS/Dw2.html）

在秦始皇的这一片段身上，难道我们看不到文革毛泽东的影子吗？

“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等等对于秦始皇的描述，显然被借用来批判中国共产党残民以逞的专横跋扈。然而，这种伟大的横暴是以牺牲民族活力为代价的。所以在电视片《河殇》第一集，轮到谢选骏出场，他就专门批判了专制皇帝的黄河性格，其实是专门批判了中国共产党的延安精神。可惜中央电视台的政治嗅觉和王震一样灵敏，大笔一挥，成为虎头蛇尾。

谢选骏还指出，黄河皇帝（延安精神）的横暴性格，也是现代中国种种苦难之渊源。用“巨灵”作题，可以较好表达我们对黄河文明的反思，是积极面的画龙点睛。等到他说完之后，王鲁湘受到启发，突然由此想到，那麽用“河殇”来命名岂不更好？因为黄河的巨灵，千百年来已经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国人。（参见谢选骏《就王小东关于〈河殇〉的疑问谈〈河殇〉内情》，http://cn.geocities.com/xiexuanjun/LS/Dw2.html）

如《河殇第一稿－.第五集.历史、民族、“图腾物”》这样写道：

“黄河，既是中国历史的厄运，又是中国民族的幸运。在早期，黄河所培育的黄土地带，使中国古文明得以‘早熟’。因为它松软，宜于原始的木质工具进行农耕的开发。因此，早在新石器时代，那里便发展了农业文明。而进入青铜器时代之后，由于青铜大都用于兵器和礼器，原始的农民依然用木具耕作，因此培育中国早期文明的基础，仍是黄土地带。因此中华精神文明的水准之高，与当时生产工具技术水准之低，形成令人惊诧的反差。同时，精神文明的上层建筑早熟，又使得文明的基础设施(技术)的薄弱状态更为突出。这不仅有碍于基础文明的自然发展，还以沉重的负担，窒息了这一发展。

这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国文化中那些引人注目的特殊性，如崇道崇德而抑器抑术的倾向。原先，黄河上游的黄土地是更适宜于游牧而不适宜于农耕的，因为那里的降雨量较低，而土质过于松软，易于发生水土流失。但是，农耕的西渐进程一旦开始，便不可阻挡了。人们必须得在这片不再适宜耕作的士地上(只有极小部分的例外)苦苦挣扎，以求得延续。从此，早期的财富成为一项摆脱不掉的负累。

黄河代表着一种自然力，但这绝不是一股普通的自然力。我们知道，人所创造的文明，具有一种抵御自然力、甚至驾驭自然力的基本；因此，随着文明的发展，随着人对自然力进行利用的不断提升、方法不断增多，一般说来，自然力对人所构成的危害，会发生递减现象。但是，黄河却是特殊的自然力，这突出表现在它对人类的危害是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而呈现相反的即递增趋向。如果我们把人的文明发展简化成‘游猎游牧方式’、‘定居农业’、‘工商业文明方式’等三段式，来检验黄河对人类危害递增异常现象，情势就甚为明晰。

在早期的游牧游猎生活中，原始人逐水草和动物群落而走，不断变化自己的生息之地。这时，黄河的洪灾对他造成的危害尚为有限。因为洪水来了，他可以逃走。到了中期即定居的农耕时代，人们已相对失去了自由迁移的机会，他对土地的投资和依附同时增加了，无法轻易离开自己的固定家园。因此在黄灾面前，他使失去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的通途。逃荒的农民，不可与游徙的猎人、牧民同日而语，因为他已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料，甚至失去了生活资料。但在黄河的压力下，农民的逃荒却几乎成为一种日课。

根据同样的理由，在近代工业文明造成的环境中，黄河的危险性也与工业投资的增加同比例地上涨。现代文明，还无法提供有效的根治黄河的万法，它最多只是把黄河决堤的危险延迟，但同时,却在无形中增大了危机总爆发时的破坏能量。”（参见《向东方文集.河殇第一稿》）

显然，这里对中共假借工业化大肆破坏环境和生态平衡的做法，提出了警告。

紧接下来，“与现代文明不能有效控制黄河的情况相反，工业却在黄河流域投入越来越大的资金，这无异于把黄河威胁的对象扩大化了。其结果是生活在黄河流域的现代工业人，比过去的农业祖先更脆弱。当他受到黄河泛滥的打击时便显现出来了。

一个证据是，人们常用人工决堤的方法，把黄水的泛滥从城市引向农村，或从发达的地区引向贫困地区，以此来减少总体损失。这一处治方法的施行，表明文明人类确实受到洪灾日益增长的威胁。所以，人们牺牲落后地区，保护发达地区。

黄河是‘缺乏自制力的怪龙’。确实，只要你见过黄河那狂放的水势、惊心动魄的呼啸，就会同意这一看法。会同意说，‘中国龙的原型就是奔腾不息的黄河！’

从形态上看，黄河与龙有许多近似，它们的性格都是不可预测的暴虐，它们的身姿都是蜿蜒曲折的，它们的态度都是盛气凌人的……现代学者们常常纵论古代中国文化是一种‘人文主义的精神表现’。但他们是否做过一些横向的比较呢？其实，中国人所崇拜的龙──占统治地位的精神象征──就大大否定了这种关于人文主义精神表现的假说。因为龙并不是人文精神的体现，而是一种自然力的超人象征，是一种与人对立却迫使人屈从于它的神秘势力。也就是说，崇拜这异己力量的人民，不可能是一种充满自信的人民。”（参见《向东方文集.河殇第一稿》）

这里则是以“龙”来指代“红太阳真龙主席”，以“崇拜这异己力量”来指代中共大力推行的个人崇拜。

下面这一段的隐喻性更为明显：

“民间节日，是很能体现民族精神的。节日庆典饱含了集体意识和传统思想，例如，流行我国各地的民间节日的庆祝活动中，舞龙和龙舞都是一项必不可少的保留节目。现在，随着华人向世界的流散，龙舞和舞龙也被带到天涯海角，成为华人社区生活的一项标志。不论海内外，舞龙和龙舞都成了中国民间文化的重要象征。这就透现了我们以上分析的‘黄河心理’。

首先，舞龙和龙舞是一种原始的集体活动。在这种活动里，个人的性灵被淹没了，你必须按照一-律的节奏和姿态去活动。甚至连欢乐也必须一致，不得有半点差池。其次，随着个性的压制，人凝固为某种异已力量、异化象征──龙的从属。随着龙舞达到高潮，在鼓乐齐鸣中，在万众欢腾的假面下，人也就消失了。一个巨型的，与人对立的怪物，取代了人。而耸立在地平线上，并化人每个人的血液中，成了我们文化的样板甚至社会理想的‘图腾标志’。就这样，几千年以前的原始象征，至今受到文明人的祀拜。” （参见《向东方文集.河殇第一稿》）

这里的“舞龙和龙舞”，是暗示中共土八路进城狂欢的“扭秧歌”。“黄河心理”是暗示“延安精神”，“龙的从属”是暗示“广大革命群众”，而“一个巨型的，与人对立的怪物”，则是暗示“血淋淋的大救星毛泽东”。确实，在中国大陆的具体环境下，那时和现在都是只能走这麽远了。如有更为大胆的突破，肯定锒铛入狱，哪里会有发表出来的可能！

下面就是具体的说明了：

“受到崇拜的龙，不是个死摆设，而是统治力量的符号，也是奴隶心理的象征。就前者而言，它代表一个无限的威灵;就后者而言，它倾注一片无言的顺从。” （参见《向东方文集.河殇第一稿》）

既然不是死摆设，就是迄今依然在统治中国大陆人民的红色恐怖的无限威灵了！

下面一段，更是奇妙的、对于六四以后直到今日的中国大陆的人民精神具有预言性的描述：

“黄河的不可制服的存在，对人是一项灾雅。但人是奇妙的，他从来就不是被动地承受灾难的生物。他会奋起反抗，甚至在反抗无济于事而只能招致更大不幸时，他也不会停止作为。他的努力转向了：奴隶状态把抵抗行为解释成了一桩愚笨的事，而把屈从化为一项美德，以此来安抚自己受到彻底伤害而无法复原的心灵。于是，‘自尊心’被发明出来了。人，是个体的人。因此集体主义的终极含义，最多也只能是：‘在集体中寻求自我’。与此相应，人是有尊严的人。因此，人类彻底的、由衷的屈从形式，也只能终极地体现为‘在受到崇拜的对象中，寻求被迫崇拜的自我’。也就是说，崇拜和信仰，成了人类自尊心的最后防线。凡是有崇拜和信仰的地方，就说明人的自尊心已经无法再行退避了──在这防线后边，绵延着那良心崩解的荒芜状态。对一个彻底的非信仰者（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识，需要强盛的体魄作为后盾)来说，任何信仰和崇拜（哪怕是唯物主义形式的）无异于软弱的表现，是失却自信后的托庇。对一群需要一起合成某个组织机体的人来说，情况恰恰相反，‘他们在组织与教条中，找到了安慰。’也就是说，受到此种慰问的人，是在组织化信仰加崇拜仪式中，捡回了变形的自我！” （参见《向东方文集.河殇第一稿》）

这里所说的“自尊心”不就十分类似现今人们所说的“爱国贼”吗？

这种批判是所谓“民族虚无主义”吗？当然不是。这是在批判民族的奴性，因而说是“奴性虚无主义”更为恰当。它等于宣告，中华民族，是不可能永远屈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所规定的奴性框架之下的！

五，中华民族要突破长城的限制，进击全球

正如一位《河殇解说词分镜头稿》的合作撰写人说的，“《河殇》中关于黄河、长城和龙的议论，都出自谢选骏的手笔。”（《〈河殇〉创作群今何在》，多维周刊2000年6月9日，总第 2 期）凡此都见于一九八六年出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山东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的《空寂的神殿》（四川人民出版社）。而“蔚蓝色”的提法则赫然见于“河殇解说词第一稿”《走出“延安精神”》中。如此就构成了“河殇的四大象征”──龙、长城、黄河、蔚蓝色。《河殇分镜头稿》的合作者远志明先生和苏晓康先生都在他们的文章中多次提到过。

查考一九八六年出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第八章.反思的余论之六：〈坊记〉、〈大禹谟〉与“长城精神”》一节（也是全书最后的话），谢选骏先生写到：

“在遍布全球的内陆式伦理社会中，中国古代文化具有最为彻底世俗伦理的形式。它采取了直接的人文形式，而非间接的神权形式。尽管它在本质上限制和压抑人的欲望和个性，与希腊式的人文主义、现世主义有方向上的不同──但却摈弃了古代世界通行的神权政治形式。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文化心理分裂的结果之一。

中国古代的‘礼教’文明，是‘内陆防范型文明’社会的典型产物。礼的根本作用，即在于‘防’。《礼记·坊记》开篇明义地写道：‘君子之道，辟(譬)则坊欤？坊(动词，同防，意为提防)民之所不足者也。大为之坊，民犹逾之。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防淫，命以坊欲。’作者用‘坊’来比喻自己心目里民族传统中人类的防范心理。‘坊’作动词解，有规范、遏制、固定的意思，但无引伸、刺激、变更之义。

从精神实质上说，‘坊’是消极的，是防范型社会的理想。它把‘防范恶’置于‘开拓善’之上。它认为：‘恶’是不能用‘善’来抵消的。‘恶’一经铸下，便无可挽回。因此‘防范恶’成为最高的理想。至于善，相形之下反倒显得可有可无了。善，仅仅被理解为无恶之境。‘坊’，把‘不足’当作最大弱点，是求稳妥、怕冒险的心态在作祟。而当旧心理看见新事物时，首先是注意到它的‘不足’。因为新事物的‘不足’总使更多的人们对它感到更不习惯。‘不足’之外，最大的毛病被认为是‘逾’，即超越既定的规范、方针。干份外事是‘逾’，走新路也是‘逾’，凡此种种，都属‘恶’，都在防范、抑制、杜绝之列。”（参见http://www.geocities.com/xuanjunxie/SJshenhua)

这里所指控的，其实是毛派份子的清教主义。

正如谢选骏先生在《光明日报》一九八八年十月六日发表的《回归祖辈的文化》所言：

“问：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存在腐败现象，意识形态也有陈腐观念，它们阻碍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程。很多人把这些腐败现象和陈腐观念说成反封建不彻底的结果。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答：我对这种看法持保留态度。在中国传统中，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是一致的；而我们现实中的不合理现象却是实际做法和意识形态相矛盾的表现。比如，我们在思想理论上提倡高度民主，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常常搞官僚主义和家长制；我们在思想理论上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在制度中却又给以权谋私留下不少可乘之机；传统中国社会搞乡绅自治，追求稳定，而我们是运动接连不断。最典型的是‘文化大革命’，人人斗争，人人自危，父子分裂，夫妻反目。西方有学者把我国建国以来的许多极左做法，归结为清教主义和战时共产主义的影响。我则认为这是人欲的恶性膨胀和‘反文化综合症’，它们和封建主义的联系并不密切。 ……问：长期以来，‘民族主义’似乎已成了贬义词。您说‘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和秦以后的‘天下意识’以及现在人们常挂在口头上的‘世界公民意识、球籍意识’有何区别和联系。

答：‘天下意识’是秦实行长城大一统的产物。做‘天下之民’，在国家强盛时唯我独尊，不思进取;而在国家衰弱时，便流于‘阿Q心理’，它的核心是荣辱不惊、反应迟钝，缺乏日新精神。而民族主义和做‘国家之民’，则是锱铢必计，争强好胜。当前，我们要当好世界公民，保持球籍，要在国际交往和国家事务中有地位，必须先具备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通过竞争和献身，使国家富强起来。不错，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有狂热和非理性的一面，但在一个国家和民族起飞时，这种狂热和非理性却常常是需要的。鸦片战争惊破了中国人作为‘天下之民’的好梦，现在我们要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课。举个很小的例子，如果每个人都有‘国家──民族意识’，那麽目前在和外商谈判时的许多有损国家利益的事就可以杜绝了。”（参见http://www.geocities.com/xuanjunxie/BJ/54.html）

这是《河殇》播出仅仅三个月后的“声明”，意在澄清对于《河殇》的种种误解。作为显然的对中共政治的直接批判，在当时则是十分大胆和罕见的，由于发表在当时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最经常阅读的《光明日报》上，对仅仅半年以后兴起的八九民主运动”，发挥了直接作用。

六，《河殇》的先行思想《神话与民族精神》

正如前此两年出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业已宣说的“河殇思想”──“长城精神的批判”所说：

中共意识形态“这样一种老态龙钟的价值观，扼杀了文化的生机。它无孔不入地浸逼到人的灵魂，斩尽杀绝一切萌芽。它在古代的体系神话中，已有早熟的老化表现，这就是中国神话中特别强烈的伦理至上观，以及恪守正统的古板思想。如原始的‘天命’思想，本来不无许可．追求社会政治变革的积极精神，但由于它并不具有海洋式多元文化的内涵，由于它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终于在封建社会走势、僵化的总趋势中，日趋泥古，成为正统思想的堡垒。‘天命’，成为既定秩序的辩护士。天命，坠落了。‘天子‘，被专制暴君窃取为专用代词，它朴素的内质已被人遗忘了。

《书经.大禹谟》(伪书，但不乏传说内容)，有一段话宣布了神话式的社会理想，其代表性不亚于《礼记·礼运》篇里的大同论：

‘嘉言罔攸伏，野无遗贤，万邦咸宁。稽于众，舍己从人；不虐无告，不废困穷。惟帝时克。’ ‘嘉言罔攸伏’──似乎近于言论自由。‘稽于众，舍己从人’──近乎广开言路与民主政治。‘不虐无告，不废困穷’──近乎社会正义和社会福利的思想。‘惟帝时克’──指出这一理想合乎自然规律，是在上帝庇佑下实现的。好像很接近西方式的社会理想，甚至等于基督教。

然而，其中‘野无遗贤’之说，却泄露了专制社会的天机。这句陈套，几千年来反复出现、并变奏于各种繁多的社会政治着作、通俗演义小说和历史戏剧中，成为对帝国政治清明的最高赞颂。但它背后，却隐藏着独裁政治的文化一元论。

‘野无遗贤’、‘礼贤下士’，是说要把一切有才能的人都网罗到朝庭里，其动机与其说是珍爱才智、宏扬拓展文化，毋宁说是为了稳定统治者的秩序──控制一切有活力的人。这样，即便汇集了各方人才，但把他们充塞到刻求一律化的朝庭，实则更为彻底地堵死了文化多元发展的通道，是对文化创新的‘釜底抽薪’。

这一神话式的社会理想，很可能是对西周‘学在官府’制度的回味。所幸，这个网罗才智烩于一锅的计划，实行起来不免打了很大的折扣，否则中国文化早就面临‘大萧条’了。春秋战国时的文化巨人──诸子──的活动正是基于对这一理想的破坏。诸子的‘恶’，促进了先秦文化的大发展。由这基本的歧异入手分析，则不难看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理想与近代社会理想相去遥远。它是典型的防卫型理想──把各种见解和贤达之士内缩于宫廷，通过社会慈善的姿态来凝聚国力，而不以创造力开辟文明的领域，以外扩的热情到异地去搜寻实力。

中国上层文化的这些特性，是其生存处境的特定产物：

‘关于黄河下游的古代中国文明的起源。我们发现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严重得多。人们把它变成古代中国文明摇篮地方的这一片原野，除了有沼泽、丛林和洪水的灾难之外，还有更大得多的气候上的灾难，它不断地在夏季的酷热和冬季的严寒之间变换。’（阿·汤因比《历史研究》，索麦维尔节本上册，第92页）

气候和地势对神话与文化民族精神的影响，不限于色调一类的皮相，而足以促成某种气质。说到底，人的生产活动是针对他们所面临的生存处境(包括气候、地势等地理因素)而发的，而人的经济生活方式，则受到地理因素和心理因素交叉作用的制约。

隋唐之前的古代中国文明的整个重心一直座落在华北平原、黄河中下游流域。隋唐以后，经济文化重心不断南移，但政治军事中心却滞留在北方，且不是洛阳这类中部的城市，而选择了北京这个边境战略要点。经济文化与政治军事的重心相脱离的态势，造成了物资运输上的严重困难，肩负着‘南粮北运’任务的‘漕运’(通过大运河)繁忙之至，耗费极大。但两个重心相分离这一事实，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最大原因即在于：自然地理的气候条件发生了严峻的变化。

有史以来，中国北部即处于一个持续而缓慢的干旱过程中。其间不乏‘回潮’时期，但总趋势是，许多古代着名的北方河流，渐渐干涸得滴水不见，仅剩下沙石累累的河床枯卧世间。这个自然过程，对东亚大陆的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投下了长长的阴影。首先，气候的干旱和草原周期性的枯萎，迫使漠北游牧民族南侵，对中原农业地带构成经常的威胁，并不时带来毁灭性的入主。根据历史记载，历史上着名的游牧民族大侵袭，大都是紧紧伴随着严重干旱、草地干枯，牲畜大批死亡而开始，呈现明显的周期性。而在中国、中亚、印度、中东、欧洲等农耕地带，受到欧、亚北部草原势力侵袭的时间表上，往往呈现同步性。如匈奴、突厥、蒙古等部族的大扩张，就是在同一世代里先后向不同方向进行的。当然游牧人要组织一次成功的大规模入侵，离不开强有力的头领和精明的组织者，但其原动力却是饥饿，和造成饥饿的灾难性气候。

其次，乾旱使农耕人面临双重压力：

一，游牧人的入侵和干旱对农业的影响。每一个建立在农耕地带的王朝；甚至是出身于游牧部落的，如北朝和五代的主要几个政权，以及辽、金、元、清等诸朝，都面临一个相同的防卫问题：遏制尚未南下入侵的新的游牧势力继续南下。北魏拓跋氏政权大力推行汉化改革，阻止同族鲜卑人继续南下，结果引起六镇大起义’。这些例证，说明在我国历史上，‘民族斗争’只是问题的表面，实质是农耕人与游牧人因干旱压力争夺土地（即‘生存空间’）的斗争。于是中原人有不断南移的趋势，先是往东南沿海地带和岭南地区迁移，到了明、清以来进而飘浮过海，移民南洋……

综上所述，即可知道，中国内部，从来就包含着游牧与农耕这二元的生活。一部中国史，写满了有关两方面时而斗争、时而妥协、时而和平共处的内容……。在这种意义上，‘万里长城’只是中国文明五方范围（中原、北狄、南蛮、东夷、西戎）内的游牧人与农耕人，在历史上的临时分界线，而不是中国文化圈的边界’。因此这条分界也是不固定的。

明代的长城与秦代的长城即南北错落相隔一、二百公里之遥。鄂尔多斯草原，现在是游牧区，但考古学者，已在那里发掘出了秦汉时代农耕社会的遗址，表明同一地区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变迁。明代长城比秦代长城靠南，并不象通常假设的，是由于明朝的国势不及秦朝强盛而是用一个实例说明了：随着华北地区的日益干旱化，游牧地带自然地整个南移。游牧与农耕的界限──长城──因而同步南移了。

修筑长城，因此也成为东亚农耕社会一个重要的防卫手段。长城因此也被视为民族的象征。今天以长城命名或作商标广告的现象比比皆是。其原因主要有三:

(1)长城历史悠久。两千三百年以来历尽沧桑，为我国现存的地面上最大的古老建筑。

(2)长城工艺伟大。是从月球上唯一可凭肉眼能见的人造物。尤其在工艺能力相对低下的古代，我们的祖先造出如此巍峨的奇迹，而令今人叹为观止！

(3)然而，更根本的原因在于，‘长城的精神’与我们民族内心深处的精神相通，即‘防御思想’。长城，不带进攻性质，完全着眼于防卫。在历史上，只要入侵的游牧势力一旦离开长城脚下，长城的军事价值就只剩下心理方面的了──它提供了一道抵御铁蹄践踏的心理‘堤坊’。

渐渐地，在民族的内心深处，便相应形成了‘长城精神’。长城，不仅成为我们的物质象征，也成了我们的精神象征。‘长城精神’的一般特点是：长于保守，拙于进取；注重防卫手段，缺乏出击精神；推重道德，轻视效率；安贫乐命，不冒风险……与欧洲航海民族（从维京海盗到英语民族）的海盗精神’"正好相反。‘坊’在文化上的含义与‘长城’同属‘防卫型’，各自漾溢着"防患于未然"的古老智慧。所不同的仅仅是"防"的对象：‘坊’所防在内部，用以维持等级制度，巩固统治权力和既定秩序；‘长城’所防在外部，用以抵御异族入侵，尤其是区分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样式。

长城的修筑和防御思想的胜利，合乎历史条件造成的情理’。看一眼地图便不难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区域“中原”，基本上是一片冲积平原。在面对欧亚大陆广袤、纵深的腹地中经常喷涌出的游牧人压力时，它基本上无险隘可守。此外，由于农耕技术的限制，它也难以去垦殖气候寒冷、干燥的草原地带。故而，只能死死抓住已有的农耕区域这一生存空间。这便是修筑‘万里长城’的根本原因。

在古代中国东商沿海，并不存在强大的海上文明的势力，等到阿拉伯人、印度人、欧洲人相继东来时，我国文明的内陆气质早已定型了。它只注意来自陆地上的危险，对海上的威胁则视为‘癣疥之患’。满清要员林则徐就是一个典型例证，他曾断言，英国的海上入侵只是小小的祸患，而陆上的俄罗斯才是对中国的根本威胁。

从总体看，古代中国农耕社会所面临的生存环境，与古代埃及、两河流域极为相似：都以一、两条大河的冲积平原为主要生存空间；都要防卫和抵御周围游牧人的侵扰、攻击甚至征服。在受到的压力上中国与埃及相近似。埃及这个文明古国受到的压力，主要来自西部沙漠中的古代利比亚人（他们金发碧眼，不像现代北非的含族柏柏尔人）。正如针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压力，主要来自北方草原。但两河流域却是一个四冲之地”，在它的东、北、西二面，都面临压力。历史上，两河流域曾数易其主，各民族轮番统治不下十余次之多（从六千年前苏美尔人、经历阿卡德人、巴比伦人、亚述人、迦勒底人、波斯人、马其顿人、伊朗人直到今天的阿拉伯人）。古今历史上最成功地抵御了异族势力的侵略和同化的民族，还是要属中国农耕民族。 无论古埃及还是古巴比伦社会，都以宗教意识妆扮起来的神权政治占统治地位，与中国古代伦理政治形态不同。对于抵抗来自游牧人的压力及征服，现世意识支配下的伦理政治，较之宗教意识支配下的神权政治，效率更高。所以，埃及、巴比伦的文明早已毁于异族征服，唯有中国文明得以延存。此外，汉字的规范力量，中国政治地理上相对与世隔绝和自成一体，也为闭关自守创造了地缘上的条件。

在帝国时代比较单一的社会环境中，‘长城精神’完成了它凝聚农耕社会文化共同体’这一历史使命，否则，它就不会受到持久的崇奉，成为我中华民族性格中的重大要素。然而，在今天这样多变化、高效率、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便可能自觉不自觉地束缚我们民族积极开拓、面向未来的创新实践。我们民族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上热爱和平，这是美德。它的基本精神是不倾向于外扩，它对保留既定之事物有坚定不移的决心，但对开创未定之物，则持怀疑态度。这些品质，如果是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离的空间中，当不致构成危害；但面对当前世界历史上此起彼伏的文化、经济的广泛交流，和政治、军事的扩张浪潮，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势头的冲击，我们又该如何?

在我们民族的传统心理中，总愿过着‘长治久安’的生活，把平平安安视为最大的幸福。这固然与几千年来缺乏法治、刀兵战乱、异族入侵等重重灾难有关，但是否也有精神上的老化倾向？征服空间、控制外在的世界，是人类的理想，要有效地实现它，必先控制和征服自己的惰性。对新事物持畏惧、怀疑、反感的态度，而习惯于墨守陈规，这是精神上老态龙钟的表现。这种老化不是我们民族与生俱来的，而是伴随着封建社会文明的日趋没落而逐渐渗透到我们的灵魂之中！现代的世界，是推崇科学、技术、效率、力量的动态世界：它要把握‘现在’。与此相反，在我们民族浸染着传统文化观念的心理深层，却是看重‘伦理’、‘模式’的古老静态，用经过美化的‘过去’来衡量和规范活生生的‘现在’，总想求得一个安乐窝，过安逸的生活──故而被目为一头‘睡狮’。这种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的心理状态，与面向未来的时代精神多麽格格不入；更会妨碍发现新航道的创造性活动。

要知道，‘变’──才是一切事物的生命所在，‘开拓’的锋芒所向，必将刺破‘防卫’的盾牌。寻求新航道的远征，即使不那麽合乎传统观念，也总比‘固守阵地’更切实际──因为这是向前的出路!

我们正面临一个巨变的时代和多样的挑战，而对神话与民族精神的再思考，有助于负荷着沉重历史负累的民族，轻装前进。长城精神有它历史上积极的一面，也有它现实中消极的一面。因此，对它反思、扬弃，让一种新的精神振兴中华，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以上见《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第八章，第二节，山东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网络版http://www.geocities.com/xuanjunxie/SJ）

这种新的精神是什麽？显然是自由的、外扩的、航海的、全球性的，而偏偏不可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所规定的教条。

七，结束语

在《神话与民族精神》出版十七年、电视片《河殇》播出后的十五年、“延安精神”的祖国苏联死亡十二周年后的当今看来，情况已经再清楚不过了：

东欧和苏联的内陆极权统治，是从这里开始倒塌的：

从《走出“延安精神”》，产生了《河殇》解说词和电视政论片《河殇》。而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政论片《河殇》，无意中激发了争取民主自由的全民激情，而镇压和平抗议的“六四大屠杀事件”，则激起全世界人民的良知和愤慨，冲倒了柏林墙，触发了东欧和苏联阵营的土崩瓦解。

东欧和苏联阵营的土崩瓦解，对中国根本不像共产党所说的是什麽“悲剧”。相反，东欧和苏联阵营的土崩瓦解，解除了中国民族的心腹大患。因为苏联帝国，实际上是满清、蒙古、突厥、鲜卑、匈奴、猃狁等草原内陆霸权的继承者，苏联对中国的威胁、渗透和征服，事实证明从头到尾给中国带来的是绵延一个世纪的灾难，尽管这个灾难是红色的！

伟大的中国，不是命中注定要屈服在苏联这样野蛮的国际共产主义势力的奴役之下的！

感谢命运！

《河殇第一稿──走出延安精神》一石激起千层浪，就这样，带着对中国历史的祝福，重新出发了……

2003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