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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印度在很多方面都是成功的，它作為世界最大民主國家的稱號並非徒有虛名，它的媒體活躍而自由，印度人每天購買的報紙比其他任何國家都要多。自從1947年獨立以來，新生兒預期壽命從32歲上升到了66歲，提高了一倍多，經通脹因素調整的人均收入也增長了五倍。最近幾十年，改革將印度一度遲緩的經濟增長率提高到了每年8%左右，然後在過去兩年又回落了幾個百分點。多年來，印度的經濟增長率在全球大型經濟體中一直僅次於中國，位居第二。印度經濟的增速一直比中國低至少一個百分點。

印度的經濟增速有朝一日超越中國的願望，現在顯得遙不可及。但上述比較並不是印度人最應該擔心的。印度與中國之間更大的差距在於關鍵性公共服務的供應，這些服務的缺失不僅降低了生活水平，而且長期以來一直在抑制增長。

兩個國家的不平等情況都很嚴重，但中國在提高人民預期壽命、普及教育、提供醫療服務方面，做的比印度要多得多。印度有面向各個層次的出色的精英學校，但年齡在7歲及以上的印度人當中，有近五分之一的男性和三分之一的女性不識字。而且大多數學校都水平低下，即便在接受了四年學校教育後，只有不到一半的兒童會計算20除以5。

印度或許是世界最大的通用名藥生產國，但是其醫療系統缺乏管理，亂作一團。窮人必須依賴低質量，有時甚至是剝削性的私人醫療服務，因為良好的公共醫療不足。中國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7%投入到政府的醫療支出當中，而印度只有1.2%。

印度表現欠佳的原因，可以歸結為沒能從所謂的亞洲經濟發展榜樣身上吸取經驗。在亞洲經濟發展當中，快速改善人的能力不僅是發展的目標，也是促進高速發展的不可或缺的因素。日本從1868年明治維新(Meiji Restoration)開始，就成了這種發展模式的先驅。明治維新時期日本下定決心用幾十年時間，建成了一個普遍識字的社會。正如維新的領導人物木戶孝允(Kido Takayoshi)解釋的：“我國民眾與當今歐美之人無異，差別全在於是否受過教育。”通過對教育和醫療進行投資，日本也同時提高了生活水平和勞動生產率，這是政府與市場的協作。

儘管日本在戰爭年月曆經災難，但其發展經驗仍然成立，並且在戰後受到了韓國、台灣、新加坡，以及其他東亞經濟體的效仿。在毛時代，中國在土地改革，以及基礎教育和醫療方面取得了進展，之後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開始了市場化改革，中國巨大的成功改變了世界經濟的格局。而印度對這些經驗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

民主的印度在為公民提供教育、改善公民的健康水平方面，做得不如中國好，這會不會讓人大惑不解？或許如此，但其中的緣由未必需要大傷腦筋。民主參與、自由表達和法治在印度基本上已是現實，但在中國很大程度上仍只是期許。印度在獨立後沒有發生過饑荒，但在1958年至1961年，中國發生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饑荒，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3000萬人死亡。不過使用民主手段應對區域性的頑疾，如長期營養不良、醫療系統混亂、學校體系失靈，需要持續的審議討論、政治互動、媒體報道、公眾壓力。簡而言之，需要更多的民主程序，而不是更少。

在中國，決策是在高層作出的。對於多黨制民主的價值，中國領導人的態度是懷疑，甚至敵視的。但他們一直有力地專注於消除飢餓、文盲和醫療的疏漏。他們在這些方面的建樹值得稱讚。

不民主的體制不可避免具有脆弱性，因為它很難糾正錯誤。異議很危險，承受不公者幾乎沒有伸冤之處，一胎化政策這樣的指令十分嚴酷。然而，中國當下的領導人以極大的決心和高度的技巧，採納了通過改善人的能力來加快發展速度的基本模式。

在印度克服削弱社會發展的不平等，不僅僅有關社會公正。不像印度，中國並沒有忽視亞洲經濟發展的重要啟示，即通過改善民眾的生活，能夠產生經濟回報，尤其是通過改善社會經濟結構中最底層民眾的生活。印度的經濟增長，以及通過出口獲得的收入，往往依賴於範圍很窄的有限的幾個行業，如信息技術、製藥和專用化汽車配件。這些產業中許多都需要依靠受過高度訓練的人員，他們來自受過良好教育的階層。印度要想在生產能力的廣度上趕上中國，就需要在社會的各個階層，提供更多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健康的勞動力。中國能夠製造幾乎所有種類的設備，而且利用的技術越來越多，質量控制也越來越好。印度最需要的是，對於不平等的本質、不平等深重的程度，以及不平等造成的破壞性後果，有更好的了解，並對此展開公開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