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肅史學，客觀評說-<揚州十日記》之證訛

 三萬清兵在冷兵器時代無法殺八十萬人。

 《揚州十日記》中說清軍在揚州戰役中屠殺的人數是“查焚屍簿載其數，前後約計八十萬餘，其落井投河，閉戶自焚及深入自縊者不與焉。”

 而清軍入關前八旗滿洲、蒙古、漢軍有兵數約十四萬六千餘名，此外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沈志祥等統帥的天佑兵，天助兵一萬餘人，加上外藩蒙古兵、朝鮮兵及隨征子弟和奴僕等，最多二十萬人。入關時的總兵力最多十四萬人。攻打揚州的豫親王多鐸的兵力，據“實錄”記載，最多二萬餘騎。

結論是：在冷兵器時代，雙方均使用大刀長矛，不足三萬人的清軍要在五六天之內手刃八十餘萬人，是不可能的。

 當時的揚州城內容不下八十萬人。

 明代揚州府城面積約為3795985.25平方米，如果王秀楚在《揚州十日記》中所記被殺人數約“八十餘萬”是實，人均占有土地面積僅4.7平方米，如果把建築物所占面積減去，則人均所占土地面積不足1.9平方米。這麼小的面積里，人們如何生活？生前要磨肩擦背，死後要像柴禾一樣碼起來。而據明代嘉靖江都縣（揚州）志記載，揚州城一*有一萬八千三百七十戶，九萬六千二百五十一人。在清軍攻打揚州時即使把全城人殺光，最多也不過十萬人。更何況清軍也沒必要屠城：

——揚州不是主戰場，雙方未經殘酷戰鬥。清軍在攻打揚州前城內總兵李棲鳳和臨軍副使高岐鳳二人“拔營降清”，清軍未受什麼損失就占領了揚州城，沒有仇恨情緒。

——清軍攻打揚州是為了奪取南京，平定江南、招攬明臣，收攏人心，統一全國大業。如果在揚州實行屠城，就會激起漢族人的對立情緒，無法在短期內摧毀南明政權。

——清軍入關後紀律要求嚴格。順治元年（1644年）四月二十日，多爾袞與渚將誓約：“今入關西征，勿殺無辜，勿掠財富，勿焚廬舍，不如約者罪之。”十四萬清軍在短期內能統一全國，既有八旗兵能征善戰的一面，更多是由於紀律嚴明，能團結廣大群眾才取勝的。

《揚州十日記》內自相矛盾，破綻百出，作為一個孤證，難於看成是嚴肅的史料。

——王秀楚說進城均是“滿兵”，文章中多次提到他聽滿兵講話和與滿兵交談。在順治二年時，滿族人剛進關，不要說能聽揚州話，就是北方漢語還不懂呢，怎麼能會說揚州話？而王秀楚又怎麼能聽懂滿洲話？

——王秀楚說清軍屠城殺了八十萬人，可是在文章談到第六天時確寫到“是日，興平兵復入揚城而寸絲半粟盡入虎口”，“往來打糧者不下數十是┉┉，初不知為清兵為鎮兵為亂民也。”興平兵應為揚州城外的民團類組織，皆是漢族人。如果揚州城內殺了八十萬人，他們這些漢族兵進城來搶東西，豈不是自己尋死？如果城內有眾多清軍，怎麼能對漢族土匪之流任意進城搶掠？！

——《揚州十日記》中還記載“復聞有王姓將爺，居本坊昭陽李宅，以錢數萬日給難民。”一位穿紅衣的將領知道他全家已五天未吃飯，親自將他帶到一宅院，命人給他燒魚做飯。吃完飯後還允許他把魚和飯帶走餵他受傷的哥哥……。同一〈日記〉中一方面說清軍殺人八十萬；一方面又說清軍扶危救難，濟貧賑災，真是矛盾重重，破綻百出。

列舉大量史實後，金寶森認為，〈揚州十日記〉作為孤記，在嚴肅史學中引其資料應當慎重。辛亥革命時，為了推翻清王朝，難免有過激情緒，僅憑傳聞就可大加宣傳。今日我國又逢盛世，應對歷史負責，對一些因當日因宣傳必要的傳聞應該證訛，以恢復歷史本來面目。

《揚州十日記》證訛

1644年，清政權在北京建立，之後在繼續和南明、李自成農民軍進行的三方面角逐中，取得了初步勝利，乃於1645年初，命在陝西的豫親王多鐸率所部“相機即遵前命趨往南京。”開始了統一全國的戰爭。

揚州戰役是清軍渡江前取得的第一個具有關鍵性的勝利。史可法被俘遇難，南明四總鎮及左良玉部的潰降，導致南明沿江防線的全面崩潰，福王被擒，宣布了南明王朝基本結束。因此揚州戰役在清初歷史上成為影響深遠的重大事件。 歷史工作者及關心明末清初歷史的人士，自然要重視揚州戰役的史實及其作用。由於這個時期的史料發現的很少，一部《揚州十日記》便受到了比較廣泛地矚目。

明末清初揚州人王秀楚在其所撰寫以記錄清軍在揚州戰役中進行大屠殺為主要內容的《揚州十日記》(以下簡稱為《記》)中說：“其間皆身所親歷，目所親睹，故漫記之如此，遠處風聞者不載也。”他根據身受目睹並進行“調查”後記錄下來的清軍在揚州戰役中屠殺的人數是“查焚屍簿載其數，前後約計八十萬餘，其落井投河，閉戶自焚及深入自縊者不與焉。”

《揚州十日記》在史學界影響很大，一些有影響的書籍和蕭一山著《清代通史》、《辭源》、《辭海》，《中外歷史年表》、《清史編年》，科普通俗讀物《簡明中外歷史辭典》、《上下五千年》等都予引用。國外，如蘇聯齊赫文斯基地也在其所著《中國近代史》中引用。諸書引用時都在不同程度上控訴清軍在揚州的“屠殺”，並加以譴責。

 歷史是科學。科學是來不得絲毫虛假的。《記》中紕露很多，不能不使人對它的真實性產生懷疑。筆者學識有限，僅就《記》的真實性進行粗淺探索，並以管見就教於諸方家。

 一 揚州並未形成南明和清兩軍的主戰場。

 戰爭中死人的多寡，主要是由戰場的大小、雙方投入兵力多少、時間的長短、戰鬥的激烈程度、使用武器的殺傷力以及軍隊紀律素質等諸方面因素決定的。

崇禎十七年(1644年)五月，南明諸臣在南京擁立福王為帝，建立了南明宏光政權。這個政權班底是由各種勢力拼湊而成，馬士英把持朝政，壓制東林黨。同時，面臨着清軍與李自成大順農民軍、張獻忠大西農民軍的威脅。內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更可法的戰略意圖是在加強防禦的基礎上向北進擊，以圖中原。崇禎十七年(1644年)五月十三日奏設四鎮，每鎮額兵三萬。東平伯劉澤清駐於淮北；興平伯高傑駐於泗水；廣昌伯劉良佐駐於臨淮；靖南侯黃得功駐於廬州，史可法督師屯駐揚州，居中調遣，此外寧南侯左良玉率軍十多萬駐防武昌。

高、黃、二劉等四鎮，擁兵自重，互相矛盾，皆欲搶占繁富的揚州。在清軍渡淮前，四鎮間已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奪戰。 高傑與南明睢州總兵許定國有隙，許定國遂手順治二年(1645年)正月計殺高傑後率所部降清。揚州戰役開始前，四鎮中實力最雄厚的高傑便在自相殘殺中瓦解了。 南明軍事主力之一，駐守武昌的左良玉，袒護受馬士英傾軋的東林黨，以清君側為名，於順治二年(1645年)三月二十五日舉兵討伐馬士英，向南京進攻，李自成乘機占領武昌。馬士英於四月一日密詔史可法督軍渡江入援。當清軍已進入河南、安徽，行將奪取揚州時刻，左良玉不僅未能保守武昌反而掣肘南京。左良玉病死，其子夢庚續統大軍於四月七日陷彭澤、東流，迫使南京倉促宣布戒嚴和急征黃得功、劉澤清、劉良佐三總鎮兵入衛。迨清軍攻取泗州渡淮，史可法退保揚州，連章告急求援時，二劉競然藉口入衛，徑自率軍南下。

置揚州危機於不顧的劉澤清並未入衛，反於二十一日降清。劉良佐亦於豫王進入南京後降清。這兩鎮大軍亦未參加揚州戰役。

黃得功奉命截擊左夢庚於板子磯，左夢庚兵敗降清。黃得功率所部兵駐蕪湖。這一鎮兵根本來到江北，當然不可能參加揚州戰役。

 四月十九日，多鐸兵臨揚州。史可法“檄各鎮赴援，無一至者”，只有總兵劉肇基率四百兵馳援，斯乃車薪杯水。城內總兵李棲鳳和監軍副使高岐鳳二人慾劫持史可法降清未遂，便連夜“拔營降清”，這對揚州城守來說，無異釜底抽薪。

 南明布置在南京周圍重兵數十萬，經過一系列的自相殘殺後，紛紛降清，吏可法實際上是少兵無援地孤守揚州城。

 清軍四月自歸德(今河南商丘)分路南下，豫王率所部於十三日取泗州，十四日渡淮，十九日圍揚州。守城兵將雖進行頑強抵抗，但雙方兵力相差懸殊，並未經過殘酷的爭奪戰。

 二 對揚州府城人口密度的估算

王秀楚在《記》中記載被清軍屠殺的揚州府人數時，說：“查焚屍簿載其數，前後約計八十餘萬，其落井投河，閉戶自焚及深入自縊者不與焉”，據此，當時死亡人數當在八十萬以上。依王說，揚州府城居住人口最少也要有八十餘萬。這就需要有容納八十萬餘人的生活空間。那麼揚州府城的面積有多大呢?康熙十四年金鎮主修的《揚州府志》卷一和雍正十一年重修的《揚州府志》卷五所記揚州府城沿革為我們提供了探索的數據：“周顯德六年(959年)韓令坤始別築新城，舊志所謂小城者也。宋初李重進毀之，復茸舊南半為城。南渡時詔呂頤浩繕修，乾道二年(1166年)又修，舊稱宋大城。周二千二百八十丈，蓋南渡後所增修也。淳熙二年(1175年)知州郭棣請即前毀城遺址建築。揚州乃有三城。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明人取揚州，令僉院張德林改宋大城筑西南隅守之。周九里，為一千七百五十七丈五尺，厚一丈五尺，高倍之。門五，東曰寧海(今日大東，又曰先春)，西曰通泗，南曰安江，北曰鎮淮．東南日小東，各有瓮城樓櫓，敵台雉堞，南北水門二，引市河通於濠。嘉靖乙卯(1555年)，知府吳桂芳以倭寇請於上官，接東郭建城，即宋大城之東南隅也。工方興而遷去，後守石茂華繼之，起舊城東南角循運河而東，折而北，復折而西，至舊城東北角止，約一十里，為一千五百四十一丈九尺，高厚與舊城等，今稱曰新城，為門七，南曰挹江(今日鈔關)，曰便門(今曰徐寧)，北曰拱辰(今曰天寧)，曰廣儲(初亦曰鎮淮)，曰便門(今曰便益)，東曰通濟(今曰缺口)，曰利津(今曰東關)，門各有樓，為敵台十有二，南北水門各一，東南即運河為濠，北鑿濠與舊城濠連注於運河。”

按照上述記載，結合《揚州府志》所刊揚州府城池圖，複製當時揚州府城池的示意

圖片

說明：

(一)虛線內為舊稱宋大城處，原來周長2280丈，經明朝張德林改筑後為周9里，計1757丈5尺，即稱為府城處

(二)市河東部為新城區，系明嘉靖乙卯築以防倭寇者，周長約10里， 計為1541丈9尺。府志提供了城的周長，城池圖提供了城為四邊形的，但未說明邊長。在四邊形中以正方形面積最大。

按照正方形進行計算，其結果是：府城區面積約2144760．25平方米。新城區面積約1651255平方米。整個揚州府城的面積約為3795985．25平方米。

按照城池圖估算，城內的民房、官廨、寺廟、學校、廳堂樓閣、園院場橋等建築物及河渠所占地約為60％。假如王秀楚所記被殺人數“八十萬餘”是實，不把清軍、揚城生存者及其他方式死亡者計在內，這“八十萬餘”人的人均占有土地面積僅4．7平方米，如將建築物所占面積減去，則人均僅占有土地不足1．9平方米。這些人在生前，要摩肩擦背，死後要象柴禾一樣地碼起來。人在這樣環境裡是不能夠進行生存活動的。更何況揚州的實際形狀不是正方形的，其面積平方米數必定要小於上述數字，而人口採用了“八十萬”這個最小數字。如果把城內面積數字減少而把“八十萬”以外的數字加上，那麼在清軍入城前，揚州府內人一個挨一個也容納不下了，這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可以看到：

(一) 自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迄萬曆六年(1578年)的185年中，揚州府所領三州七縣的編戶丁口，除成化十三年外，變化都不大。無論整個揚州府還是江都縣一縣的編戶數與人口數的比例，基本是在1：5這個數字上下浮動。這和我國的多數比較發達地區編戶丁口人數的比例基本一致。

(二) 萬曆六年(1578年)到康熙十四年(1675年)的近百年內，揚州全府丁口減少約42萬人。萬曆以來，災禍頻仍，崇禎以來，戰亂加劇，人民死走逃亡，人口大量減少是必然的。由於揚州府衙始終和江都縣在同一處，就人口數字而言，府縣為一。從江都縣一縣的登記來看，康熙前期和洪武時期的丁口數字基本持平而稍稍低於成化、嘉靖二朝。約減少了三萬左右。

 (三) 百年左右時間裡，江都縣減少人口約三萬，揚州全府在百年左右時間裡減少人口約42萬。揚州府所領三州七縣共十個單位，平均起來，每個單位減少約四萬人。江都縣所減少的人口數字也是接近的。

 (四) 自洪武以來，全府丁口最多時是萬曆六年(1578年)，也僅有81萬餘人。揚州府和江都縣同在一城，府屬除政府機構外，並不另有自己直轄編戶丁口。就人口而言，府縣為一，而江都縣全部人口(包括郊外)從未達到過十萬。

王秀楚在《記》中述說得很明確、具體，自四月二十五日起，至五月五日止，共十日(筆者按：當年農曆四月為小建，只有二十九天)，其問皆身所親歷，目所親睹，故漫記之。如此，“遠處風聞者不載也，”他記述的是揚州城內的大屠殺，不是揚州府全境的大曙殺，而揚州城內從來沒有過這麼多人，也容納不下這麼多人，這是明明白白的。所以，即使把全城殺光，也不會超過十萬人，更何況事實上不可能殺光。

三 清軍可能投入揚州戰役的兵力

在科學不發過的時候，戰爭使用的武器，主要是冷兵器，即刀槍弓弩。一般的每個士兵只掌握（使用）一種兵器，一般的不會比反抗一方手中的大棍、斧、鋤強多少，因此稍具頭腦的軍事統帥都懂得要以大於敵人的兵力（個別的以少勝多的戰例除外）去改擊敵人；最少也要投入和敵人基本同等的兵力。所以對清軍投入揚州戰役的兵力進行核算，對於弄清揚州的“大屠殺”是很重要的。

(一)清軍的總兵力

 《清史論叢》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編，中華書局版)第三輯發表了李新達先生《入關前的八旗兵數問題》一文。據李先生考證，入關前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共有兵數約十四萬六千餘名，此外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沈志祥等統率的天祜兵，天助兵共一萬餘人，加上外藩蒙古兵、朝鮮兵以及隨征子弟和奴僕等，“入關前清政權所能動員的總兵力可達二十萬人之多”。

 (二)清軍入關的總兵力

 據《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卷四“順治元年四月丙寅”記載：命攝政王多爾袞為奉命大將軍率師經略中原，“統領滿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漢軍、恭順等三王、續順公兵”入關。李新達先生文章的結尾處也說：“在一般情況下，徵調的兵額占八旗壯丁的三分之一左右，特殊情況下，則徵調壯丁的三分之二以上。”入關經略中原，自然是特殊情況。按李先生對清軍總兵力的計算結果，所抽調兵數當在十四萬左右。徐鼐在《小腆紀年附考》卷五“吳三桂與闖賊戰於一片石”中亦記為：“攝政王度勢已迫，乃盡發騎兵而西，……全軍始至合十四萬騎。”魏源在《聖武記》中也記為“時流賊李自成將精銳二十萬東擊三桂，……三桂軍其右，我軍其左，尚不及賊陣之半，”

這些不同時間，不同態度人士的記載，認定入關清軍總兵力為十二萬到十四萬這一數字大致是不錯的。

(三)豫親王多鐸南下的總兵力

揚州戰役清軍主帥豫親王多鐸所統大軍的兵力，是證明清軍不可能屠殺“八十萬餘”人的重要依據。

攝政王多爾袞率大軍進入北京，民心浮動，京畿地區人民反抗鬥爭風起雲湧。保守京城，事關重要。順治元年(1644年)五月十一日，多爾袞命以京城之半屯兵。“以南城為民居，盡圈東城、西城、北城、中城為營地。左翼；鑲黃旗在安定門內，正白旗在在東直門內，鑲白旗在朝陽門內，正藍旗在崇文門內；右翼：正黃旗在德勝門內，正紅旗在西直門內，鑲紅旗在阜域門內，鑲藍旗在宣武門內。”，以八個整旗兵力拱衛京城。每旗按7500人計，共六萬人。順治元年(1644年)十一月初三日，在京朝鮮官員任（糹+光）向朝鮮國王報告說：“且聞衙門之言，則累十萬兵經夏屯留。”，兩份材料都說明北京留有重兵，但兩個數字之間相差四萬，這和當時軍事布署、軍隊調動頻繁有關。當時留守京城的兵力，經常保持在六萬到十萬之間是可以肯定的。 在確保京城安全的前提下，清廷以平定抗清起義為首要戰略目標，所以兵分多路出擊，六月遣肅親王豪格及石廷柱，巴哈納等：“往定山東，河南”。遣都統葉臣等“往定山西”。十月十九口，以“英親王阿濟格為靖遠大將軍，平西王吳三桂、智順王尚可喜以所部隨從．全軍三萬餘騎經山西攻陝北。”二十五日又以：“豫親王多鐸為定國大將軍，率軍征討南明，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以所部隨從，全軍二萬餘騎，渡黃河南下。”

豫王大軍擊敗李自成農民軍後，自潼關分路南下。此前，南明興平伯高傑兵發徐州時，曾致書劉澤清曰”清兵號稱二十萬，實七八千。”

多鐸兵不會有二十萬，但也絕不會只有七八千，那麼豫王所統大軍究竟是多少?具體數字雖難考訂，但通過概算還是可以搞清楚約數的。

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多鐸曾向清廷奏報說：“大軍於四月初五日自歸德府起行，沿途郡邑，俱已投順，十三日離泗州二十里，令固山額真阿山率蒙古固山額真馬喇希、富喇克塔及將士前奪泗北淮河橋，其守泗總兵焚橋遁，我軍逐夜渡淮，翌日，追五十餘里不及，十七日遣尚書宗室韓岱、梅勒章京伊爾德、護軍統領阿濟格尼堪、署護軍統領杜爾德率師至揚州城北，獲船百餘艘，是日，大軍距揚州城二十里列營，令署護軍統領碩納代、伊爾都齊、費揚古、吳喇禪、梅勒章京阿哈尼堪，署梅勒章京格霸庫等，率師至揚州城南，獲船二百餘艘，十八日大軍薄揚州城下，招諭其守揚閣部史可法，翰林學士衛允文及四總兵官、二道員等，不從。二十五日令拜伊圖、圖賴、阿山等攻克楊州城，獲其閣部史可法，斬於軍前，其據城逆命者並誅之”，多鐸的這份奏報基本是可靠的。因為妄奏虛報既會招致對自己的嚴懲，也對參戰諸將的論功行賞影響甚大，而且，多鐸也沒有妄奏虛報的必要。依據多鐸奏摺及《清史稿》列傳中涉及揚州戰役的諸將領當時所任官職，可能帶兵數量，爬梳分析，就可以對多鐸的總兵力進行概算。

現將參戰各將領的筒況摘抄如下：

尼堪：順治元年(1644年)追擊李自成至慶都，晉貝勒。順治二年(1645年)隨大軍趨歸德。定河南，五月從多鐸克明南都。

博洛：順治元年(1644年)從多爾袞入關，破李自成晉貝勒。後從多鐸征河南，二年，破李自成於潼關，五月下江寧。

屯齊：順治元年進貝子。從豫王多鐸破“流寇”，平陝西、河南有功，二年五月從多鐸下江寧，明福王由崧走太平，師還授固山額真。

拜音圖：崇德七年(1642年)授固山額真。順治二年，從多鐸西征，敗敵潼關，封一等鎮西將軍。復從南征，克揚州。

尚善：順治元年(1644年)進貝子。二年，從多鐸南征，平河南，下江南，並有功。

富喇克塔：順治元年(1644年)。四月授正藍旗滿洲梅勒額真，旋授本旗蒙古固山額真。二年，從豫王多鐸下江南，與馬喇希等為前鋒，克揚州。

馬喇希：蒙古固山額真。順治二年(1645年)四月，自歸德渡河至泗北淮河橋，明將焚橋走，與拜音圖以紅衣炮攻克武崗寨。

佟圖賴：漢軍鑲白旗固山額真。從豫王多鐸西討李自成，定河南。順治二年(1645年)移師徇江南，先後克揚州、嘉興。

李率泰：順治元年(1644年)授刑部參政兼副都統。二年，移師南征，克揚州，下江寧。分領精兵三百徇蘇州、松江。

韓岱：牛錄章京。順治二年(1645年)與梅勒額真伊爾德率兵南下，渡淮克揚州。三年授鑲白旗固山額真。

伊爾德：一等梅勒章京。從豫王南征，與宗室尚書韓岱等將蒙古兵。自南陽下歸德，至揚州，獲戰艦百餘。

阿濟格尼堪：一等梅勒章京。豫親王多鐸移師下江南，四月經淮安，遣阿濟格尼堪率所部趨揚州，克城北，與親軍合攻，城遂下。

阿山：固山額真。一等昂邦章京。順治二年（1645年）。豫王自陝西移師下江南，阿山及諸將從，與馬喇希等取淮河橋，渡淮撥揚州。

阿哈尼堪：鑲黃旗梅勒額真。大將軍豫王南征，命阿哈尼堪會師，自河南下江南，攻揚州。

鄂碩：擺牙喇甲喇章京。二年隨豫王南征，鄂碩將噶布什賢兵先驅至睢寧，敗明兵，從博洛下蘇州。

努山：噶布什賢噶喇依昂邦。順治元年（1644年）命努山將左翼噶至什賢兵，從豫王西討李自成。二年，移師定河南，下揚州。

阿爾津:二等甲喇章京領擺牙喇章京。順治元年（1644年）從豫親王西破潼關，還定河南，進三等梅勒章京。

都爾德：署擺牙喇章京。順治元年（1644年）從豫王西征，二年，自河南下江南。

顧納代：擺牙喇章京。順治二年（1645年）從豫王徇河南，渡淮，四月至揚州，率擺牙喇兵軍於城南，獲舟二百餘，翌日薄城下，七日而撥。

圖賴：超授三等公。順治二年（1645年）正月，率百四十騎，直前搶殺劉宗敏部。四月至揚州，令圖賴與拜音圖，阿山攻之，克其城。

除上述外，還有未予立傳的伊爾都齊、費揚古、吳喇禪、革霸庫等將領從征。

從上列情況可以看到隨豫王南下並參加揚州戰役的將領中，可以單獨掌握一個整旗的人，僅有五個。在這五個固山（旗）額真中，蒙古旗二人，漢軍旗一人，滿州旗二人。高級將領很少而中下級將領很多，這就從一個側面反映清軍兵力不會大。像副都領李率泰在“徇蘇州”時，僅“分領精兵三百”，而圖賴在“搶殺”驃悍的劉宗敏部時，僅有“百四十騎”，可以看出清軍兵力之單薄。

豫王多鐸親統大軍於順治二年（1645年）四月十八日，包圍揚州城。二十三日，清軍從泗州運來攻城之紅衣大炮，尚未對揚州發動攻勢。二十四日，試炮，轟揚州城。二十五是，多鐸知史可法不屈，急攻城破。這裡值得探討的是多鐸為何日急行百里趕到揚州後，兵圍揚州七天而不攻？五次致書史可法，史皆不啟封投入火中，多鐸為何不怒不急？如果真是愛惜史可法，那為何在城破後而立斬之？主要原因是由於揚州城高，厚、濠深，清軍兵力單薄，不宜強攻，採取圍而不打的策略，直到攻城利器運到，不待即試射，隨即城破。

綜上所述，可以認為“實錄”所載豫王兵數約二萬餘騎，是可信的，基本上是準確的。

四 幾個可以說明《揚州十日記》不可信的問題

（一） 清軍在入關之初的紀律狀況

軍隊紀律是統治階級政策的體現。清軍在進入山海關之前，順治元年（1644年）月二十三日，多爾袞與諸將誓約：“今入關西征，勿殺無辜，勿掠財富，勿焚廬舍，如約者罪之。”在清軍中豫王多鐸是執法較嚴的，據顧炎武《聖安本紀》卷六記載：“豫王攻占南京後對違犯軍紀，搶財物的清兵，曾進行嚴懲，豫王斬清兵搶物者八人，又示前日大內搶掠各物自行交還江寧縣，藏匿者梟示。”就揚州而言，第一，清軍未遇到頑強抵抗，炮轟城毀，既未進行殘酷的爭奪戰，清軍也未受到重大損失。第二，清軍雖靠武力攻占揚州，但揚州一役關繫到奪取南京，平定江南，招攬明臣，收攏人心，統一全國的大業，影響深遠巨大，清廷不會顧及這一點。

還應當注意到，在屠城與否的政策上，清廷統治核心內部曾發生過激烈爭論。朝鮮官員李（禾+來）在回答國王李（亻+宗）時，曾奏報：“八王（指阿濟格）言於九王（多爾袞）曰：“初得遼東，不行殺戮，故清人多為遼民所殺。今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諸王以鎮燕都，而大兵則或還守瀋陽，或退保山海，可無後患。”九王以先皇帝曾言，若得北京，當即徙都，以圖進取，況令人心未定，不可棄而東還。兩王議論不同，因有嫌隙雲”。多爾袞以其政治家的遠見卓識，置兄弟生隙於顧而否定了阿濟格的野蠻淺見。如此，多爾袞是不會允許多鐸採取屠城的野蠻行為的。

（二） 如前所述，不足三萬人的清軍，要在五六天內，手刃八十萬餘人，無論上下，老幼，病傷，平均每人要殺死30-40人，姑不論殺人者的心理狀態，就武器而言，一把刀無論如何鋒利、堅硬，也是不敷用的，這樣大量的武器供應如何解決？五月二日持何物向南京進軍的？

（三） 屠城的善後事宜如何進行？

據王氏自云：“初二日傳府道州縣已置官吏，執安民牌遍諭百姓，毋得驚懼。又諭各寺院僧人焚化積屍，而寺院藏匿婦女亦復不少，亦有驚餓而死者，查焚屍簿載其數，前後約計八十萬餘，其落井投河，閉戶自焚，及深入自縊者不與焉。”這就有幾個問題需要解決，其一，焚化積屍八十萬餘具，必須搬移集中焚化，這樣大的運輸量從何處來呢？據雍正十一年《揚州府志》載，江都共有古今寺觀六十三座（其中已有幾十座不存在了），甘泉（縣，雍正九年置，與江都縣同在府城內）有四十八座，共有寺院百餘座。如平均每寺有三十人，約有僧人三千名，僧人與居民數的比例是1∶30，即每30居民中有一是僧民，這種假設數字，肯定大於實際僧人數字。即便如此，這三千名僧人全部出動去運輸集中如此多的屍體，也是不可能的。其二，揚州地處江畔，河流縱橫，焚屍用柴量巨大，采自何處？如何運來？要焚多久？這些困難，在當時的物質條件下，不要說是戰爭時期，就是在正常情況下，也幾乎是不可措辦的，遑論焚屍的統計登記工作了。

從南明兵力，揚州守軍，清軍兵力，居民人數，“屠”後處置等幾個主要方面考查，都證明王氏《揚州十日記》關於清軍屠殺揚州府八十萬餘人的說法，是經不住推敲的。

五 《揚州十日記》一文自身的矛盾

王秀楚在這篇不足8000字的文章里，特別強調了這是他自己在揚州城內親歷目睹了這場大“屠殺”後記下來的，使人不能懷疑文章的虛假訛誤，但經仔細讀後，發現了很多自相矛盾之處，由於經不起推敲之處甚多，現僅舉數例以證其訛。

一） 順治二年（1645年）三月十二日，大學士馮銓、洪承疇因皇上“一日之間，萬機待理，必習漢文曉漢語，始上意得達而下情易通”，遂奏請選派滿漢詞臣向皇帝進講六經。昭連在《嘯亭雜錄》卷二《啟心郎》條記載說：“國初滿臣不解漢語，每部置啟心郎一員，以通曉國語（按即滿語）之漢員為之，職正三品，每議事坐其中。”這都反映了清政權在北京建立之後，實行全國範圍的統治，在語言文字上遇到的困難。

1644年以前，清軍雖曾數次入關，但停留時間都比較短暫，滿漢語言障礙不可能迅速超越。迨豫王大兵進入江南地區，戰事緊迫，沒有學習漢語的條件，而且清軍從未到過江南地區，江南（揚州）話比北方話更難於聽懂，即便是講漢語，用漢文的漢人，也不易聽懂，更何況剛過淮河的清軍。另外一方，即揚州人，多數人聽北方話也會感到困難，時至今日，在南方和北方人之間，不是仍然存在着互相聽不懂的情況嗎？，更何況清軍講的是“滿語”呢！

王氏卻在文章中多次提到聽“滿兵”講話和他與“滿兵”對答如流的講話情節。如“一騎獨指予呼後騎曰：“為我索此藍衣者”。“卒固囑我於諸婦曰：“看守之，無使逸去。””王秀楚不僅能聽懂滿語，並且能和“滿兵”相問答，現將這段話摘抄如下：

紅衣者熟視予，指而問曰：“視爾非若儔輩，實言何等人”？予念時有以措大而獲全者，亦有以措大而立斃者，不敢不以實告，紅衣者遂大笑謂黃衣者曰：“汝服否？吾固知此蠻子非常等人也。”（引者按：清朝服飾制度，普通人是不准也不敢穿黃色，包括明黃、杏黃和金黃的衣物的，這裡卻是說是穿黃色衣服，豈非大謬）復指洪嫗及予問為誰，具告之。紅衣者曰：“明日王爺下令封刀，汝等得生矣，幸勿自斃。”命隨人付衣幾件，金一錠問：“汝等幾日不食？”予答以五日，則曰：“隨我來”。

從這段流暢的對話中，怎能感覺到這是“滿兵”用“滿語”於江南人第一次見面時的直接交談呢！揚州人講的話，不但清軍將官可以聽懂，“滿卒”也聽得懂。如記一“滿卒”對其兄進行敲索時，其兄哀懇曰：“吾有金在家地窖中，放我，當取獻。”又如在“滿卒”污辱婦女時，被辱婦女說：“此地近市，不可居”。在他妻將受辱時，他對“滿卒”說：“婦孕多月，昨乘屋墜下，孕因之壞，萬不能生，安能起來？”而這個從未到過江南地區的“滿卒”對各類內容的揚州話都聽得懂，是令人難以理解的。諸如此類的談話，還有多處，不一一例舉。

此處須說明一點，《記》中所能講漢語的“滿兵將”係指滿州旗之兵將而非漢軍旗之兵將。因原著通篇未涉及漢軍旗兵將，同時《記》中多處明確寫道：“領此者三滿卒也”，“突遇眾騎至，中一與卒滿語一、二，遂舍予婦去”、“自相奮擊，內一卒勸解，作滿語”等。

（二） 揚州城破後，南明總兵劉肇基曾率兵進行巷戰，史書不乏記載。而王秀楚根據自己的“目睹”記二十五日城破時情況是：“予復至後窗窺城上，則隊伍（指清軍）稍疏，或行或止。俄見有擁婦女雜行，闞其服色皆揚俗。”緊接着他從家中出來，又看見“北來數騎皆按轡徐行，遇迎王師者，即俯首若有所語……迨稍近，始知為逐戶索金也。”在硝煙瀰漫、喊殺震天的戰鬥之際，清軍競攜帶婦女從容地走在城上，將士們挨戶索錢，這是有悖情的。

按軍事常識論，清軍既奪取揚州，戰役的目的已達到，自然應彈壓保守之，而王氏在記敘五月初一的情形時，除描述了清軍的搶殺外，並記有：“是日，興平兵復入揚城而寸絲半粟盡入虎口。”到初二日，府州縣均已任命了官吏，而記述初五日情形時，城內仍然是“往來打糧者日不下數十輩……，初不知為清兵為鎮兵為亂民也。”勝利之清軍競能容忍“興平兵”和土匪之流任意進出府城，對其肆意搶掠也不聞不問，這也予情理不合。

（三） 王氏在其書中有三處提到清軍將領，記敘亦頗詳明。其一，四月二十八日，記其兄之遭遇時云：“伯兄亦來，雲是日被動雲負擔，賞以千錢，仍付給令旗放還。”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清軍並非毫無軍紀的野蠻之師。其二，在同一天裡還發生了另外一件事：“復聞有王姓將爺，居本坊昭陽李宅，以錢數萬日給難民。”還些清軍既是強盜--任意搶殺，又是菩薩--救貧賑災，先當強盜，後做菩薩。以搶來的錢再施捨給原主。這樣的記載不禁使人懷疑。其三，二十九日與他談話的紅衣青年將領，曾勸慰他“幸勿自斃”，還給他“幾件衣服”和“金一錠”，當知道他家人已五天未吃飯後，就親自將他帶到一宅院，命人給他家燒魚做飯，他吃飯後，還允許他把魚和飯帶走去餵受傷的哥哥。這又叫人怎麼理解呢？

（四） 王氏在四月二十六日記事中引用“滿卒”話說：“我輩征高麗，擄婦女數萬人，無一失節者”。這裡不談他何以能如此透徹的理解滿語，就征朝鮮一事，史書記載頗詳，後金（清）與朝鮮共發生戰爭二次。第一次是在天聰三年（1627年）正月，由貝勒阿敏率兵遠征，距1645年已十八年，第二次是崇德元年（1636年）十二月，這次是由清太宗親征，兩次征戰，均無“擄婦女數萬人”之事，即《李朝實錄》也無此記載。且當時稱“朝鮮”，不稱高麗。

（五） 自古以來，兵火相連。揚州烈火，王氏屢屢述及。令人不解者，如此空前的兵燹之後，城中竟然還存有“督鎮（史可法）所儲軍糧，如丘陵，數千石。”未受任何損失，供清軍用它來賑濟災民。《記》中甚至還有這樣記述：“自念五日起，至此已五日，或可冀幸遇赦，乃紛紛傳說洗城之說。城中殘黎冒死縋城昔大半。舊有官溝，壅塞不能通流，至是如坦途，夜行晝伏，以此反罹鋒，城外亡命利城中所有，輒結伴夜入官溝盤詰，搜其金銀，人莫敢誰何。”觀此，給人印象是清軍只在城外活動，只是在白天活動，夜晚競無守城之兵，城外不知為誰家之天下，競會有人在清軍“屠殺”的時候，夜入城內送死。這哪裡是戰爭尚未完全結束的揚州城？

上述幾點，僅舉犖犖大端者，給觀全文，矛盾重重，破綻百出，這樣的記錄，怎能成為嚴肅的史料？

像這樣的文章，是怎樣躲過了清嚴密的文網而得以流傳下來的，不屬本文討論的範圍，但它作為孤證，而能夠在史學界廣被引用，左右名家，影響海內外學界，這固然由於它是孤證，另外同辛亥志士的宣傳有關，辛亥志士，為了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在進行革命宣傳時，難免帶有過激情緒，而至有的宣傳誇大其辭。正象謝國禎先生所說：“大都憑諸傳聞，橫加醜詆，或者是出於個人的愛憎，隨意喜怒笑罵，不甚符合於當日的事實。就是研究清史的專家也不能免”。王秀楚的《記》正好適應了當時宣傳的要求，成為反對清政府的材料而被廣為宣傳利用。“又因史料尚未大量發現，但憑個人信筆出之，這也難怪”。但時至今日，仍在以訛傳訛，必將給歷史學研究工作帶來很大干擾，在人們認識上造成混亂，所以證訛工作十分必要，應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

附1：史可法做秀

弘光帝朱由崧（1607年—1646年，1644年—1645年在位），是福王朱常洵的兒子。洛陽被李自成的農民軍占領以後，朱常洵因體胖不能翻過城牆，而世子朱由崧卻在大臣的護衛下越城而逃，朱常洵被殺後，他世襲福王爵位。明思宗在北京上吊自殺後，他在南京被擁立為皇帝，定年號“弘光”，國號依舊為“明”，史稱“南明”。在位2年，與清軍作戰中被叛將田維乘出賣，後來被押送至北京斬首。弘光帝是一個十分昏庸腐朽的皇帝，整日只知吃喝玩樂，沉湎於酒色之中，不理朝政，弘光元年（1644）除夕，當清軍南下之際，他卻在群臣面前感嘆“後宮寥落，旦新春南都無新聲”，下令廣選美女。由於縱慾無度，還命人替他捉蛤蟆配製春藥，南京的百姓叫他“蛤蟆天子”。南明政治十分腐敗，內訌不斷發生，風雨飄搖的弘光小朝廷內，又鬧起了一些宮廷疑案，如大悲案、太子案、童妃案等，加速了其滅亡。而弘光帝身邊全是些只會阿諛奉承的奸臣和宦官，如馬士英、阮大鋮等。

史可法（1601年—1645年），字憲之，又字道鄰，祥符人（今河南開封），溧陽侯史崇第49世裔孫。崇禎年間進士。授西安府推官。歷任戶部員外郎，郎中。崇禎八年（1639年），隨盧象昇鎮壓各地農民起義。十年，被張國維推薦升任都御史，巡撫安慶，廬州，太平，池州及河南江西湖广部分府縣。崇禎十四年總督漕運，崇禎十六年七月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占北京，弘光政權建立後，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時稱“史閣部”。時議設劉澤清、劉良佐、高傑、黃得功江北四鎮，以可法為兵部尚書，督師揚州。清兵入關後，曾主張與之議和，共討李自成的農民軍。後被馬士英等人排擠，於是督師淮揚，竭力協調江北四鎮將領，以抵禦清兵。 順治二年四月，左良玉率數十萬兵力，由武漢舉兵東下，要清君側，“除馬阮”，馬士英竟詘史可法盡撤江防之兵以防左良玉，只得兼程入援，抵燕子磯，以致淮防空虛。左良玉為黃得功所敗，良玉嘔血死，全軍降清；史可法奉命北返，此時盱眙降清，泗州城陷。史可法遂至揚州，繼續抵抗清兵。

清朝將領多鐸部由陝西出潼關，直趨揚州，其主要對手是高傑部、劉良佐部、黃得功部明軍。三月間，多鐸奏報：二月十四日已派遣部分兵馬抵達河南，“招降流賊鎮守河南偽平南伯劉忠，旋得平定江南之諭，即於三月初五日率師南征”。同月二十五日又報：“三月初七日，臣統兵出虎牢關口，固山額真拜尹圖等出龍門關口，兵部尚書韓岱、梅勒章京伊爾德、侍郎尼堪等統外藩蒙古 贍涎袈罰 繁 鞴櫚隆！?四月初五日，多鐸統大軍從歸德府（今商丘）南下，沿途州縣望風歸附。十三日清軍至泗州（今安徽泗縣），明守泗總兵率部南逃，清軍遂在這天晚上渡過淮河。

史可法驚惶失措，應廷吉記載，當時一部分南明軍隊駐於高郵，史可法一天之內三次發出令箭，上午令邳宿屯田道應廷吉“督一應軍器錢糧至浦口會剿”左良玉部叛軍；中午令“諸軍不必赴泗，速回揚州聽調”；下午又令“盱眙告急，邳宿道可督諸軍至天長接應”。應廷吉對諸將說：“閣部方寸亂矣，豈有千里之程，如許之餉，而一日三調者乎！”

史可法本人在四月十一日趕赴天長，檄調諸軍援盱眙，忽然得到報告盱眙守軍已經投降清朝，他對部隊幾乎完全失去控制，“一日一夜冒雨拖泥，奔至揚州”。十七日，清軍進至距離揚州二十里處下營，次日兵臨城下。史可法“檄各鎮援兵，無一至者”。實際上史可法節制的劉良佐和原高傑兩藩的將領就在這幾天裡不戰而降。四月十九日高傑部提督李本深率領總兵楊承祖等向清豫親王多鐸投降，廣昌伯劉良佐也率部投降；二十一日總兵張天祿、張天福帶領部下兵馬投降，隨即奉多鐸之命於二十四日參加攻取揚州。

揚州城裡只有總兵劉肇基部和何剛為首的忠貫營，兵力相當薄弱。由於城牆高峻，清軍的攻城大炮還沒有運到，多鐸派人招降史可法、淮揚總督衛胤文，遭到嚴詞拒絕。

二十一日，甘肅鎮總兵李棲鳳和監軍道高歧鳳帶領部下兵馬四千入城，兩人的意思卻是劫持史可法，以揚州城投降清朝。史可法毅然說道：“此吾死所也，公等何為，如欲富貴，請各自便。”李棲鳳、高歧鳳見無機可乘，於二十二日率領所部並勾結城內四川將領胡尚友、韓尚良一道出門降清。史可法以倘若阻止他們出城投降恐生內變為理由，聽之任之，不加禁止。

 當清軍初抵城下時，總兵劉肇基建議乘敵大眾未到，立腳未穩，出城一戰。史可法卻說：“銳氣不可輕試，且養全鋒以待其斃。”在城守方面，“舊城西門地形卑下，城外高阜俯瞰城下，勢若建瓴，且為興化李宦祖塋，樹木陰，由外達內，絕無阻隔，枝幹回互，勢少得出。諸將屢以為言。公以李氏蔭木，不忍伐也。且言，諸將以此地為險，吾自守之”。

 二十四日夜間，清軍用紅衣大炮轟塌城牆，“城上鼎沸，勢遂不支”。入夜揚州城破，史可法自刎不死，眾人擁下城樓，大呼曰：“我史督師也﹗”，多鐸勸降他，但史可法不從，史可法被俘後遇難。

 長期以來，許多學者和文人墨客受明清門戶之見的影響，對史可法存在着一種特殊的偏愛，不顧史實作了過分的渲染。史可法的一生，在整個崇禎年間並沒有多少值得稱讚的業績；他的地位和名望迅速上升是在弘光時期。作為政治家，他在策立新君上犯了致命的錯誤，導致武將竊取“定策”之功，大權旁落；作為軍事家，他以堂堂督師閣部的身分經營江北將近一年，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卻一籌莫展，毫無作為。直到清軍主力南下，他所節制的將領絕大多數倒戈投降，變成清朝征服南明的勁旅。

 揚州戰役，史可法沒有組織有效的抵抗。某些史籍說他堅守揚州達十天之久，給清軍重大殺傷，不符合事實。史可法自己在四月二十一日寫的遺書中說：清軍於十八日進抵城下，“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來”。多鐸下令攻城以前，史可法即已“自覺憒憒”，把軍務交幕僚處理。二十四日清軍開始攻城，不到一天揚州即告失守。史可法作為南明江淮重兵的統帥，其見識和才具實在平凡得很。比起江陰縣區區典史閻應元、陳明遇率領城中百姓奮勇抗清八十三天，相去何止千丈。

 順治十年（1653）談遷路過揚州，曾經專程到梅花嶺尋謁史可法衣冠冡，回首往事，不勝感慨，寫道：“江都地多陵阜，故名廣陵，城堅濠廣，四野曼延，正利步騎，雄聞晉唐，今西門摧頹，豈史氏尚不逮李庭芝耶？” 惋惜之中也指斥了史可法的無能。

關於史可法，有幾個奇怪的地方，他指揮錯亂，無心防守，手下投降他也不制止，他身為一個武將自刎怎麼會不死？難道他所做的一切是在做秀，以便千古留名麼？如果是這樣，他的目的達到了。後世的儒教文人大肆表彰他，乾隆更會做秀，親自給史可法題詞，以拉攏儒教信徒為他“愚忠效命”。 今天的人繼續作秀，歷史就象是一個玩具。但是，史可法的一生值得肯定：他居官廉潔勤慎，在最後關頭寧死不屈。

清軍攻克揚州前後，江北明朝官軍毫無鬥志，一矢未發即倉皇投降。高傑部官軍在其子興平侯世子高元照、提督李本深、總兵李成棟等帶領下先後降清；廣昌伯劉良佐也率部投降。東平侯劉澤清在清軍南下時，“將原管淮陽十四州縣土地、人民、兵馬、錢糧留交總兵柏永馥”代理，自己同山東總督王永吉、總漕都御史田仰等帶着一批文武官員乘船逃往海上。這時南京已經陷落，清固山額真准塔統偏師由山東南下，五月十八日占領徐州，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就接管了邳州、宿遷、睢寧、沭陽、桃源、清河等縣，二十八日柏永馥率部投降，淮安失守。六月，准塔和清朝委任的巡撫願Ｐ橋扇順質樾磐Ｉ險薪盜踉笄宓熱恕Ａ踉笄寮叢諶蛄 露 娜嶄盎窗餐督怠?據多鐸向清廷奏報，來降的南明總兵多達二十三員、副將四十七員，馬步兵共計二十三萬八千三百名。僅這一批在江北投降清朝的南明兵員數目就超過了多鐸、阿濟格兩路兵力的總和。何況還有左良玉之子左夢庚帶領麾下十五員總兵全軍降清；黃得功部將田雄、馬得功的叛變投降。弘光五大藩鎮這樣望風而降，並不是兵將不堪一戰，而是他們憑藉“定策”等原因形成尾大不掉的勢力集團，有挾制朝廷之心，無忠貞報國之志。他們所關心的既然只是保住自己的榮華富貴，一旦強敵壓境，自然以歸順“敘功”為上策。後來展開的歷史場面表明這五藩下的總兵李成棟、李本深、金聲桓、李國英、田雄、馬得功、徐勇等人都擁有相當的戰鬥力，他們為清廷征戰時往往發揮出超越滿軍的作用。

弘光朝廷依賴籠絡藩鎮而立，又以藩鎮叛降而亡，實在很五奈，如果崇禎當年不顧儒教大臣的反對，如南宋的高宗一樣南下，明朝不會敗亡的如此之快。

也因為南明大批的投降兵將，明清易代也是中國歷史上流血最少的一個，所謂滿族入關的屠殺，說來說去就揚州，江陰，嘉定，這些屠殺大部分是漢人自己干的。至於王秀楚所著《揚州十日記》上說的殺80萬，完全是謊言，因為揚州一天就陷落了，而不是七天或者十天，更有 張德芳的“《揚州十日記》辨誤 ”等書駁斥，此書由中華書局出版。 清朝修的正史和著名明朝遺民私人寫的手抄本歷史，比如談遷的《國榷》，都沒有提到“揚州十日”。揚州根本沒有什麼頑強的抵抗，大批軍兵投降，一天不到就破城，而且，清朝軍隊還有下一個更最重要的進攻目標南京，為了一統中國，清朝根本沒理由沒必要搞所謂的大屠殺。此外，有人說，因為頑強抵抗而清朝軍隊屠城，也是謊言，江陰縣典史閻應元、陳明遇率領城中百姓奮勇抗清八十三天，怎麼沒有所謂的屠城？

 附2：

                                《揚州十日記》是真是偽？

 王秀楚不是揚州人

 王秀楚自稱是揚州人，是清軍在揚州大屠殺的目擊者，但是細細品味這本書的內容，我感覺他非但不是揚州人，而且沒有到過揚州，甚至對揚州的間接了解也很少。

《揚州十日記》（以下簡稱《記》）中說：“先是督鎮以城狹，炮不得展，城垛設一板，前置城徑，後接民居，使有餘地得便安置。”揚州城頭上果真這樣狹窄嗎？

《乾隆江都縣誌》卷二說：“（揚州城牆）厚一丈五尺，高倍之。”《揚州畫舫錄》卷九說：“今之舊城，即宋大城之西南隅。元至正十七年丁酉，僉院張德林始改建之，約十里，周圍一千七百七十五丈五尺，高倍之……”自明朝嘉靖三十五年（１５５６）到１９５１年，揚州城是今南通路、泰州路、鹽阜路和省揚中西側的南北平行線以內範圍的揚州市區，這就是當年史可法扼守的揚州城。

記憶中，揚州城牆頂部很寬，和今天南京保留下來的城牆差不了多少。今天史公祠中陳列一件１９５１年拆城牆時從牆體內獲得的鐵炮。這尊大炮長不到３米，清初的大炮應當和清中期的大炮相當，何況炮口還要伸出城牆之外。書中說由於城牆上過於狹窄，炮具無法放置，這是錯誤的。

他在記大屠殺第二天的行蹤說：

行過一溝一池，堆屍貯積，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為五色，塘為之平。

唯旁門有巷可通後門，而巷門已有長鐵釘錮。

疾趨後門，即為城腳，時兵騎充斥，前進不能，即於喬宅左鄰後門挨身而入，凡可避處，皆有人，必不能容。由後而前凡五進，皆如是。直至大門，已臨通衢，兵丁往來絡繹不絕，人以為危地而棄之。

街前每數騎過，必有數十男婦哀號隨其後。

揚州城內的一溝、一池、一塘、一巷、一街，或城腳，或通衢，都是有名字的。假如真是揚州人寫的，一定要寫出許多地名來，而書中的地名似是而非：

南關：今天的南通路上曾是揚州南城牆，在今南通西路和汶河路南端偏東舊有安江門，俗稱南門，習慣上沒有人稱它為南關。

缺口關：今泰州路曾是揚州東城牆，在泰州路與廣陵路交會處曾有通濟門，俗稱缺口，習慣上沒有人稱缺口關。

東城：揚州城過去以小秦淮河劃分，其西稱舊城，其東稱新城，沒有稱西城、東城的。

官溝：大屠殺的第五天提到這地名。說官溝是護城河，有一段“壅塞不能通流”，城中人“冒死縋城去者大半”，而城外的亡命之徒搶劫外逃者的金銀財物。要知道揚州城自明朝開國到１９５１年，揚州城外“四水關六吊橋”，沒有一處“壅塞不能通流”的河段；其次，揚州城中的人已經逃掉大半，１０天下來還被殺８０萬，那麼原來揚州城中不是要住上２００萬人嗎？這可能嗎？再者，護城河中，西面有頭道溝、二道溝，或稱頭道河、二道河。北面稱草河（今稱北城河），東、南的護城河是大運河，大運河在古代有許多名字，《乾隆江都縣誌．山川》說：“運河，在城東、南。一名漕河，一名官河，即古之邗溝也。”沒有一條稱官溝的啊！

何家墳：這地名在《記》中出現的頻率最高，作者在這裡避難，最後得以活下來。他把這地方描寫成有墳地、有農田、有草房、有農戶、有溪水、有樹林的廣闊而且荒僻的處所。何家墳真如書中描述，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是，揚州城內能住得下上百萬人嗎？

關於何家墳，黃湘、五格編修的《乾隆江都縣誌．坊鋪》中有“徐凝門何家墳”６字。這就明確告訴我們，何家墳的位置在揚州城的東南角徐凝門內，是一條有店鋪的巷子。要知道，明嘉靖三十五年建新城的目的是為了防範倭寇入侵，把揚州的新興商業區圍在城內，假如這裡是農村和農田，建新城時是不會把這地區圍入城中的。從明朝到清朝的數百年裡，大鹽商和一些富人就住在徐凝門內的南河下（街）、北河下（街）、康山街。無論如何，明代末年這裡如王秀楚所說那樣廣闊和荒野，那揚州城中怎能住得下１００多萬人呢？

 一個把揚州城中地名說得亂七八糟的人會是揚州人嗎？

 王秀楚說“予住宅新城東”，又交代“予廳後面城牆”，他的“左右皆富賈”。因此可以圈定他居住在揚州新城東城牆腳下的北河下。他居住在這方位，照理是見不到史可法敗走時情景的。

史可法守西門，西門失守，明軍只有往南跑，因為江南有他們的國都和廣大土地，其時，清軍還沒有到達揚州城南面的瓜洲，瓜洲是揚州城失守後半個月陷落的（五月十日）。《明史．史可法傳》說“一參將擁可法出小東門，遂被執。”從西門往小東門敗退，會被住在北河下的人看到嗎？但是他記載史可法敗走時說：“忽數十騎自北而南，奔馳狼狽，勢如波涌，中擁一人，則督鎮也。蓋奔東城外，兵逼城不得出，欲奔南關，故由此。”由此可知這段記載是不合情理的。

無名氏《咸同廣陵史稿》記太平天國軍隊進入揚州後第１８、１９天的行動說：

（咸豐三年三月）初八、九日，賊探得大兵將至，因將城內外周圍二十餘里民房、鋪戶燒毀成空地，並將東路五台、北來、禪智、山光等寺，南路文峰、福緣、靜慧、寶輪等寺，西路觀音山、平山堂，北路碧天觀、天寧、重寧、龍光、建隆等寺，以及行宮、東園焚毀，無一瓦全。

這樣的文字才是地地道道揚州人的手筆。把地名、方位、路線交代得清清楚楚。反觀《記》說得混亂不清。只能有一個結論，作者不是揚州人，也沒有到過揚州。

 王秀楚不是明末清初人

 當清軍越過淮河後，據《明史．史可法傳》記載，揚州城中人恐慌不已，傾城逃亡，沖開守城軍士的攔阻，有的選擇陸路逃命，也有從水路逃命，水路逃命的百姓把運河上的船隻租用一空。不過，據戴名世《揚州城守記》說“郊外人皆相扶攜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長號，哀聲震地。公輒令開城納之。”兩種說法不管哪一種正確，作為親身經歷的作者一定會把這件事記入書中，可是他沒有。

《記》中除了記載一個史可法是歷史人物之外，沒有出現第二個歷史人物，今天史公祠里供奉着４０多位跟隨史可法轟轟烈烈死難的烈士，作為當時目擊者，能不記下一二位的事跡嗎？《青磷屑》記載，扼守揚城東面的是同知曲從周和他的兒子（貢生），《記》中沒有說及曲從周，說到的是一個姓楊的人，他似乎率領很多士兵，這就奇了。從四月二十一日總兵李棲鳳率領所部出城投降這天開始，文官都上城頭防禦，而姓楊的武官卻天天有妓女陪着彈琵琶喝酒，這就更奇怪了。

二十四日白天清軍一顆炮彈落在揚州府署的大堂上，全城官民人人自危，王秀楚不寫這顆炮彈引起的恐慌，而寫當晚竟然還和姓楊的軍官“滿擬縱飲”，這不荒唐？

二十四日夜裡，已經有兩個清兵攀上了城牆，接着擴大戰果，到二十五日，清軍已經全部占領了揚州城。可以想象，從昨天夜裡到第二天，城內沸反盈天，一片喊殺聲，在這生存與死亡的關頭，他還記載有瓜洲的親戚從安全地區跑進死亡場所，這太荒唐了。

 西門在揚州城的西北角，清兵上了城牆後，首先要清除城牆上的明軍，他們在城牆上的進攻方向應當是由北而南和由西而東。但是王秀楚看到的是：

 予廳後面城牆，從窗隙外覷見城上兵循南而西，步武嚴整，霖雨亦不少紊，疑為節制之師，心稍定。

 從邏輯推理看，《記》中講述的清軍進攻方向完全錯了。

 破城時，記下死難者名字或有姓無名的共４０餘人，其中有軍職的是：都督同知劉肇基、義士莊子固、副將乙邦才、樓挺、江雲龍、李豫，參將陶國祚、許謹、馮國用、陳光玉、李隆、徐純仁，游擊李大忠、孫開忠，都司姚懷龍、解學曾，他們都在巷戰中犧牲。破城時，王秀楚眼中看到的明朝士兵是：守城的兵丁全都拋棄兵器和盔甲軍服，紛紛從城牆上跳下逃命。王秀楚果真是生活在這個年代裡，他不會不看到劉肇基、乙邦才、莊子固和其他將領在城中巷戰的壯烈場面。他沒有記載，證明他不是這個年代的人，也不知道這段歷史。

 揚州城中多少人

 我們只需估算當時揚州城內有多少人，就知道《記》的真偽。

 古代典籍極少揚州城市人口統計，但可以肯定，在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體制下，城市人口不多，《萬曆江都新志．食貨志》記載，全江都縣洪武九年（１３７６）是６４８７２人；萬曆九年（１５８１）是１１１３８４人。滿打滿算，到順治二年（１６４５）全江都縣的人不會超過１６萬，假如全部躲進揚州城，再加上守城軍人不會滿２０萬。

明清揚州城內的面積應是４．７８平方公里。當時城內和城郊最多８平方公里，要住８０萬人，每平方公里要住１０萬人。上海市盧灣區是上海人口密度較高的中心市區。據盧灣區地方志發布的資料，１９９３年底，全境人口近４２萬，面積８．０２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住５．２４萬人。盧灣區高樓林立，顯然，明代的揚州不具備這規模。

清軍的軍紀

２００４年到２００５年，清史專家、滿學會會長閻崇年坐課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講述《清十二帝》、《清十二帝疑案》、《清代興盛的歷史經驗》等一系列清朝歷史專題。為什麼６０萬的滿族能夠征服１萬萬的漢族，他歸結為６個字：“天合、地合、人合。”在人合方面，其中之一是少殺人。“嘉定三屠”、“江陰屠城”是因為當地長時期、反覆多次的反抗才有這樣的慘劇。在揚州，攻城戰、巷戰在一天內結束，一般說沒有必要大屠殺。戴名世說“以大炮擊之，大兵死者數千人，”當時的大炮是沒有這樣的殺傷力的，由此引起的報復也就沒有根據。清軍在進關之前，順治元年（１６４４年）四月二十三日，多爾袞與諸將誓約：“今入關西征，勿殺無辜，勿掠財富，勿焚廬舍，不如約者罪之。”多鐸在征服南京後沒有大屠殺，為什麼要在揚州大屠殺呢？誠然，勝利者做出越軌的事在所難免。但殺如此多的人，殺如此長的時間，且如此之慘烈，是不可能的。

滿人怎能說漢語

《記》中講到的清軍士兵大都簡單的用“卒”字，這既可以理解為滿人，也可以理解為漢人。不過有幾處明顯是滿人。《記》中說：紅衣者熟視予，指而問曰“視爾非若儔輩，實言何等人？”予念時有以措大而獲全者，亦有以措大而立斃者，不敢不以實告，紅衣者遂大笑謂黃衣者曰：“汝服否？吾固知此蠻子非常等人也。”王秀楚、紅衣者、黃衣者之間毫無語言障礙，這就離奇了。

《記》中有幾處明確寫道：“自相奮擊，內一卒勸解，作滿語。”清軍於１６４４年入關到攻占揚州，時間上只有一年，他們是軍人，沒有時間學習漢語。廟堂之上的滿漢官員尚且語言不通，何況一般小民百姓，這樣的記載能使人信服嗎？

殺戮肯定是確實存在的，尤其是在揚州這樣英勇抵抗的城池，戰爭中像南京城那樣能兵不血刃的拿下來的畢竟是少數，掩飾是掩飾不了的，也沒有掩飾的必要，在任何通過戰爭解決問題的過程中都是會有殺戮存在的，不然戰士每人手裡都捧着件叫武器的勞什子是做什麼用的？你以為是佛塵用來轟蒼蠅的？？

濫殺無辜也肯定是會存在的，你以為當年的攻城兵士都是士官校畢業的本科生五好青年品學兼優？即便是十日記里也說過搶劫殺人者“初不知為清兵為鎮兵為亂民也” 看來殺人越貨者不只是清兵吧？“而卒仍不舍，屢擢婦發周數匝於臂，怒叱橫曳而去。由田陌至深巷一箭地，環曲以出大街，行數武必擊數下。突遇眾騎至，中一人與卒滿語一二，遂舍予婦去。始得匍匐而返，大哭一番，身無完膚矣！” 看來還是有滿洲憲兵制止暴行的。另外從參與搶劫殺人的兵士的漢語溝通流利程度來判斷，這也大都是漢人偽軍干的。從軍方的文書上看這次攻城的部隊編制配備投放也證實了這一點，自己查去。

另外過分渲染也肯定是存在的，二百多年都沒發現偏偏在革命黨聚堆的日本橫空出世地“發現了”這一本書？？歷來的造反者在起事前都是要製造輿論的，什麼魚肚藏書，石人一隻眼之類的，革命黨人腦袋也沒進水，這類事兒玩兒起來肯定也會掄圓了，因為此次革命有其特殊性 ，即還參雜着民族革命的成分在裡頭，要製造仇恨，要以驅趕統治民族為號召來喚醒廣大的被統治民族的革命熱情，為了革命成功，這也是姑且為之的權宜之計，即便是始作俑者革命黨革命之後也立即宣布了五族共和，而你們這些吃飽了閒得身不動膀不搖無所事事的東西有什麼資格現在又有什麼必要說三道四？到現在了還製造着這些人為的不必要的族際間仇恨，是何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