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字 >> 張維為經濟學人反思西方民主市場原教旨主義西方民主民主模式顏色革命會診西式民主

編者按：當失去羽翼的雄鷹還在依靠慣性向前滑翔的時候，陰影中的夜鶯卻率先感知到周圍的危機。烏克蘭亂局愈演愈烈之際，知識界的夜鶯歌手、著名自由主義刊物《經濟學人》3月1日撰文反思西方民主危機，其後不久，台灣“立法院”又上演了“文革”戲碼，成為該文的註腳。《經濟學人》是繼福山之後，又一個西方政治危機的先知之音，但相比中國人對西方體制的反思已經顯得落後。2010年3月，張維為教授在日內瓦與西方學者有過一場關於中國政治的辯論，因為觀點過於鮮明犀利，被西方媒體果斷封殺，不予報道。但事實無法被永久封禁，這一點西方人甚至比中國知識界部分人士更清醒。時隔四年，《經濟學人》在文章中主動引用張維為教授的觀點——“（西方）民主正在毀掉西方，尤其是美國，因為這種制度使政治僵局制度化，使決策平庸化，還經常選出一些像小布什這樣的二流領導人”。

西方媒體在吸納一些批評言論的同時，將來自中國的批評之聲稱作意識形態軟戰。作為“冷戰”的發起者，西方容易把自己的心思投射到別人身上，習慣於用戰爭對抗思維來度量別人。我們不妨順其所願將意識形態軟戰繼續下去。

夜鶯的吞吞吐吐只能警示，卻並不足以提供寬闊的思路。中國人有條件有實力擔當起為世界重新規劃思想革新的擔子。觀察者網陸續推出研究員的系列文章，為西方把脈，並深入這場意識形態軟戰。敬請期待。

張維為教授應觀察者網之邀，回顧數年前那場遭遇西方媒體言論不自由的歷史，結合當下經驗，詳細分析西方民主話語與結構性現實危機的矛盾。世界是否能走出西方民主的迷思，中國模式可以為世界民主的發展提供哪些經驗？

【此前，觀察者網曾全文翻譯《經濟學人》封面文章《西方民主病在哪兒》，並由《當西方的夜鶯開始悲鳴》一文開啟一場對中西民主和意識形態“軟戰”的持續探討。我們也期待有識之士的加入，投稿郵箱：zhuanlan@guancha.cn】

《經濟學人》對西方民主反思還不夠

張維為

觀察者網：原本被視為世界典範的西方民主體制最近幾年似乎正在變得過時而無用。《經濟學人》在近期一篇剖析西方民主病的文章中引用您的觀點稱，“（西方）民主正在毀掉西方，尤其是美國，因為這種制度使政治僵局制度化，使決策平庸化，還經常選出一些像小布什這樣的二流領導人”。

在您看來，西方民主模式遭遇的結構性問題有哪些？

張維為：西方陷入2008年開始的經濟危機後，很多西方學者開始反思市場原教旨主義帶來的問題。《經濟學人》的文章似乎表明西方的自我反思開始進入了政治領域，這是好事情。文章引用了包括我在內的一些中國學者的觀點，至少說明我們對西方民主模式的一些批評引起了他們的關注。

歷史上的西方政治精英，包括美國的國父們，在民主問題上，比現在西方的政客要謹慎得多。他們當時大都傾向於採用“共和”與“法治”來防止“民主”可能帶來的“民粹”。但隨着冷戰的結束，隨着美籍日裔學者福山宣布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代表了“歷史的終結”，我們不僅看到了西方國家在政治體制上的傲慢，也看到了這種傲慢給西方本身帶來的代價。冷戰時代結束後的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以勝利者的姿態，以宗教傳教士的熱情在全世界範圍內推動西方民主模式，掀起了所謂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但20多年過去了，第三次“民主化”的成績單幾乎乏善可陳，倒是堅決拒絕西方政治模式的中國，以人類歷史上從未見過的規模迅速崛起。

我多次講過一個觀點：一個非西方國家或社會，如果採用了今天的西方民主模式，基本上只有兩種結局：一種是從希望到失望，如菲律賓、泰國、烏克蘭、吉爾吉斯坦、中國台灣等；另一種是從希望到絕望，如海地、伊拉克、阿富汗、剛果民主共和國等。問題是這種結局是否也開始降臨到西方國家？隨着歐美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發展，這種可能性已不能完全排除了。雖然多數西方國家目前還沒有陷入從希望到絕望，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仍然享有早先積累的財富（包括大量的不義之財）和國際秩序中的一些特權，如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但西方民眾對自己國家現狀也呈現出越來越多的從希望到失望或持續失望的狀況。根據美國皮尤中心所做的民調，美國民眾在2009年和2012年對自己國家現狀滿意程度分別為30%和29%；英國為30%和30%；法國為32%和29%；意大利為25%和11%。如果西方國家還是拒絕改革，西方整體走衰的趨勢估計還會加速，甚至不能排除一些西方國家滑入“第三世界”的可能，像希臘這樣的國家似乎正在整體地滑向“第三世界”。

西方今天的民主模式的最大問題是什麼？現在看來主要是它的三個基本假設出了問題，這三個假設可以概括為（1）人是理性的；（2）權利是絕對的；（3）程序是萬能的。這三個假設現在看來更像是西方民主模式的三個“基因缺陷”。“人是理性的”，也就是所謂人可以通過自己理性的思考，投下自己莊嚴的一票。但我們看到的事實是：人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非理性的。隨着新興媒體的崛起，人非理性的一面，在民粹主義煽動下，往往更容易占上風。

所謂“權利是絕對的”，就是權利與義務本來應該是平衡的，這也是中國人一貫的觀點，但在西方模式中，權利絕對化已成為主流。美國兩黨把自己的權利放在美國整個國家的利益之上，互相否決，連福山都看不下去，稱之為“否決政治”。美國學者瑪麗•安•格倫頓在其《權利話語——窮途末路的政治言辭》一書中哀嘆：美國是全世界權利種類最為繁多、權利信仰最為堅定的國家，結果導致了各種權利的絕對化、個人主義至上，以及社會責任的缺乏。

“程序是萬能的”則導致了西方民主制度的遊戲化：民主已經被簡化為競選程序，競選程序又被簡化為政治營銷，政治營銷又被等同於拼資源、拼謀略、拼演藝表演。在國際競爭日益激烈的世界上，西方所謂“只要程序正確，誰上台都無所謂”的“遊戲民主”似乎越來越玩不轉。沒有人才觀念的公司要破產，沒有人才觀念的軍隊打不了仗，沒有人才觀念的政治制度將走衰，這是中國人篤信不疑的理念。坦率地說，今天多數國家實行的西方民主模式，很像一個被寵壞的孩子，如果他有祖上遺留下來的家產，如西方許多國家那樣，他自然還可以繼續揮霍和“遊戲”，但在這個競爭日益激烈的世界上，這種情況恐將越來越難以為繼，而對於那些沒有祖上留下家產的發展中國家，一旦成了寵壞的孩子，則無藥可救。

西方文明有其長處，也有其短處，而最大的短處大概就是唯我獨尊的傾向，缺少一點中國人“和諧中道”的理念，一些西方人真以為人類歷史將終止於西方模式，西方將絕對主導世界的未來。世界歷史的發展怎麼可能會終於西方政治模式？我走訪了100多個國家之後得出的結論是：非西方國家照搬西方模式，基本上是照搬一個，失敗一個，只能用“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鈎”來形容。當今世界上不同民族探索自己發展道路的努力正方興未艾，人類對政治制度的探索和認識還遠遠沒有窮盡，西方自己的體制改革也任重道遠。西方世界今天經歷的一場又一場危機背後都有政治制度的原因。

觀察者網：西方民主的失靈在非西方地區體現得或許更為明顯，許多引進西方價值觀和政治制度的發展中國家正在遭遇社會動盪和騷亂。如埃及、烏克蘭，正在挑戰着我們已經習以為常的、甚至被當做聖經的民主化理論命題。

您認為西方民主模式在全球遭遇挫折的表現及其原因有哪些？

張維為：埃及革命爆發不久，我和福山先生在上海有過一場辯論，他認為中國也可能出現“阿拉伯之春”，我說，不僅中國不會，而且“阿拉伯之春”將變成“阿拉伯之冬”。時間證明我的判斷是準確的，我去過埃及四次，走訪過十來個阿拉伯國家。埃及的問題不是西方人描述的什麼“民主與專制”的問題，而是“國家治理好壞”的問題。如果是“民主與專制”的問題，那麼埃及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了。但實際上埃及的問題是人口爆炸，貧窮問題，住房問題，經濟結構問題等，這些問題西方模式一個也解決不了，非但解決不了，還會使這些問題複雜化。埃及現在正陷入發展中國家採用西方模式普遍經歷的那種惡性循環：即普選產生民粹主義領袖，但他們搞不好經濟，然後軍隊就發動政變，但軍隊也改善不了民生，人民就再一次地要求民主化，民選政府上台後，這個循環又重新開始。埃及可能已經陷入這種惡性循環。

如果說阿拉伯之春，寄託着一些西方勢力扳倒中國的期望，那麼“顏色革命”則更是西方勢力企圖顛覆中國政體的樣板，因為經歷了顏色革命的國家，如烏克蘭，吉爾吉斯坦，格魯吉亞都是前社會主義國家和轉型經濟國家，某種意義上與中國的可比性比阿拉伯國家大得多。但是西方勢力還是打錯了算盤，顏色革命失敗得如此之快，連西方很多人都感到臉上無光。

以烏克蘭為例，2004年烏克蘭爆發所謂的“橙色革命”，背後是歐美勢力的支持，他們通過各種渠道給所謂的“公民社會”輸送了大量資金，然後又通過外交和輿論施加壓力，最後親西方的尤先科和季莫申科上台執政，引來西方世界的一片歡呼，但好景不長，隨着通貨膨脹，經濟凋敝，腐敗激增，當年被“顏色革命”推翻的亞努科維奇又捲土重來，以微弱多數獲得了2010年大選的勝利。烏克蘭主流民意對顏色革命也從“希望”轉為“失望”：美國皮尤中心2009年在烏克蘭所做的民調表明，烏克蘭人中僅有30%支持“民主”，比1991年時低了整整42個百分點。2014年西方又公開支持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遊行，基輔成了血腥的戰場，民選總統亞努科維奇逃往俄羅斯，這對西方民主模式的諷刺有多大。現在克里米亞已宣布要加入俄羅斯，烏克蘭早已國庫空空，現在國家也分裂了，甚至可能導致美俄冷戰等世界性危機。

我們不妨以中國人的標準來評價一下阿拉伯之春和顏色革命。鄧小平說，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是否好，關鍵看三條：第一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定，第二看能否增進人民的團結、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看生產力能否得到持續發展。如果用這三個標準來評價這些經歷了所謂革命的國家，這些經歷了“革命”的國家表現都屬於徹頭徹尾的不及格。這些國家的政局不是更穩定了，而是更動盪了，人民不是更加團結了，而是更分裂了；老百姓的生活不是改善了，而是惡化了，因為生產力遭到了巨大破壞。

這些所謂的“革命”先後失敗有多種原因，但有一個共同的原因，那就是國家是一個有機體，它至少包括了政治、經濟和社會三個層面，而西方民主模式最多只是改變了這個有機體的政治層面的一些表象，另外兩個層面根本改變不了，特別是社會層面的變化非常之難、也非常之慢，這種水土不服的“西方民主陷阱”只能以失敗而告終。

正因為這個原因，我認為光說“民主是個好東西”是不夠的，這就像說汽車是個好東西，因為汽車比馬車跑得快，誰都懂這個道理，但我們還要了解道路的狀況，泥濘的小路汽車就沒法開。另外，比汽車跑得更快的交通工具還有很多，如高速火車、磁懸浮、飛機等，人類還會有新的創新。所以與其說“民主是個好東西”還不如說“好民主才是好東西”，這樣我們對民主的認識才能變得更為深入和全面。

觀察者網：西方體制真的已經走到盡頭了嗎？每當西方遭遇危機，都有人說要相信西方體制的自我糾錯能力。您的看法如何？

張維為：西方民主的光環確實在迅速退色，但我們要注意，西方民主模式儘管遭遇重大挫折，但西方民主話語的紅利還沒有耗盡，美國還可以繼續唱“空城計”，還是可以忽悠一大批糊塗人。西方推動的所謂“民主與專制”範式還是被不少人接受，儘管這個範式漏洞百出，根本解釋不了這個複雜的世界。在西方，特別是美國和一些歐洲國家，民主幾乎成了宗教，背後還有一大批既得利益者，靠在世界煽風點火，搞顏色革命為生的，我們不能低估這些力量的破壞作用，包括對中國的破壞作用。但歷史大勢不可逆轉，除非西方走出自己模式的迷思，否則西方總體實力還將繼續走衰。如果要讓中國人給西方開個藥方，那就是“與時俱進”四個字。西方越來越多的許多有識之士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比利時2011年曾經歷了500多天無中央政府的政治危機，之後比利時的一批知識分子於2011年11月發表了《千人集團宣言》，對西方民主制度未能“與時俱進”提出了強烈的批評：“除了民主，現在全世界的革新無處不在。如公司必須不斷創新，科學家必須不斷跨越學科藩籬，運動員必須不斷打破世界記錄，藝術家必須不斷推陳出新。但說到社會政治組織形式，我們顯然仍滿足於1830年代的程序。我們為什麼必須死抱着兩百年的古董不放手？民主是活着的有機體，民主的形式並非固定不變的，應該隨着時代的需要而不斷成長。”

我們一些知識精英有點像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執迷於西方政治話語，至今還認為西方標準代表了歷史的終點。他們認為我們要做的無非是不斷地學習、接近，最終達到西方標準。這些人最需要的是思想解放，從西方僵化的政治話語中解放出來。他們希望中國能儘快融入西方代表的所謂主流文明。一個主流文明，如果是中國參與形成的，比如聯合國憲章所代表的國際法體系，這沒有問題。但如果不是中國人一起參與形成的，我們則要謹慎對待。看一看前蘇聯的經歷就知道了：蘇共下台了，國家分裂了，但西方還是不放過，繼續壓縮俄羅斯的戰略空間。難怪俄羅斯駐北約大使乾脆發飈：北約先是要借你的車庫，然後要借你的臥室，最後要和你夫人睡覺，所以“我們不再容忍了”。他的話俗了些，但反映出了俄羅斯人今天對西方的情緒。戈爾巴喬夫今天依然在西方受寵，但他在俄羅斯的支持率始終超不出1%。

令人欣慰的是中國總體上已經走出了這個迷思，這對中國的意義，對世界的意義都將是深遠的。中國的成功向世界展示了另外一種選擇，這就是絕不照搬西方政治模式，堅定地探索符合自己民情國情的經濟和政治制度，並爭取在越來越多的方面超越西方，超越西方模式。最終世界上多數國家都會認識到跟着西方模式走，路只會越走越窄，而大膽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才可能真正成功。坦率地說，美國是1965年才開始搞一人一票的，中國是1978年才開始搞改革開放的，在這個意義上，美國模式和中國模式都是新生事物，兩個模式可以競爭，我更看好中國模式，就現在這個水平，也可以勝出，當然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觀察者網：黑格爾說密涅瓦的貓頭鷹總在黃昏時分才起飛，意指思想總是落後於現實。觀察者網《西方的夜鶯開始悲鳴》一文則乾脆直言：密涅瓦的貓頭鷹總在西方的黃昏時分起飛。旁觀者清。我們都知道，在剖析西方民主病這個話題上，您起飛得很早。我知道早在2010年3月的日內瓦，關於這個問題有一次沒有被報道過的您和西方人士的激烈辯論，能不能談談當時的情況？

張維為：那是在2010年3月在日內瓦舉行的人權國際電影節暨人權論壇上，當時主辦人與我聯繫是否可以參加關於中國人權的辯論。我知道這個電影節和論壇已舉行多次，對中國人權一貫持批評的態度，但我還是接受了邀請，因為我確實有話要說。在人權問題上，西方已經習慣了當全世界的法官，喜歡教訓別人。其實，西方的人權觀，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存在大量的問題，值得好好辯一辯。

辯論於3月9日晚上七點半舉行，大家先看了一部法語的紀錄片《南京的女孩》。應該說這部片子總體上還算客觀，幾乎沒有正面提及人權問題，而是用寫實主義的方法記錄了南京師範大學一群女大學生的日常生活，從體操軍訓到上法語課，從上黨課到談戀愛，從卡拉OK一展歌喉到遠足西藏長途旅行，很有生活氣息。我對觀眾說，從這個電影中，你們可以看到中國社會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開放。

不過，這個電影只是前菜，中國人權本身的辯論才是正菜。參加這場活動的人大多是自稱關心中國人權的西方非政府組織人士和當地一些對中國有興趣的人，也有不少外交官，從主席台看過去，黑壓壓的一片，坐得滿滿的，總有300多人，舉手發問一直沒有間斷。應該說我們爭論的相當激烈，但雖然觀點不同，大家還是保持了必要的克制和禮貌。辯論會結束後，一部分聽眾又圍着我，繼續討論了近一個小時。我不能說我說服了所有的聽眾，但不少人承認他們對中國人權有了一些新的認識。一些喜歡指責中國人權的人也承認他們遇到了一個強勁的對手。

西方人權話語體系看起來頭頭是道，其實存在着一些基本缺陷。第一個缺陷是無法在政治、公民權利與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之間取得一種平衡。第二個缺陷是法條主義問題。西方把人權問題基本上都看成是法律問題，認為只有法庭可以受理的人權問題才能算人權問題，這在法制不健全、律師力量不足的國家裡很難操作，也非常昂貴。第三個缺陷是個人的權利超越集體權利的困境。第四個缺陷是人權體系中沒有優先順序的概念。其實，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同時實現所有的人權。西方在整個發展中國家推動人權的方法要麼是政治權力壓倒一切，要麼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這麼多發展中國家在西方的指導下，嘗試了政治權優先，而不是消除貧困優先，結果很糟糕。在一個充滿貧困的國度里，去搞西方式民主，結果就出現了海地這樣的爛民主：餓肚子導致暴亂，暴亂導致無政府狀態，無政府狀態又使所謂的民選政府形同虛設，最後只能靠聯合國維和警察來維持基本秩序。錯誤的優先順序，效果往往不好。

中國抓住了基本面，這個基本面就是經濟發展，經濟發展了，社會變化了，其它權利的改善就有了強大動力和物質基礎。在人權問題上一定要實事求是，對於一個發展中國家，有限的資源決定了，它必須權衡利弊，確定資源使用的優先順序。像剛果、阿富汗這樣的國家，首先是恢復公共秩序和發展經濟的問題，如果國際社會能在三、五年內幫助剛果、阿富汗做好這一事情，那已經是很了不起的人權成就了。

當然在討論人權時，我們也要指出，有些人權屬於核心人權，也是所有人類文明都必須接受的共同底線。美國對關塔那摩監獄的一些犯人實行了酷刑，引起全世界的反感，就是因為其做法觸犯了人類文明的共同底線。但我們和西方也有不同之處，其中之一就是西方把普世價值界定得過寬，而且是以西方的意願來界定，西方認為什麼是普世價值，什麼就是普世價值，整個世界都要跟着它走，這是沒有道理的。

中國有豐富的“人本文化”，這可以豐富西方以個人自由為基礎的“人權”理念：人權應以人性為基礎，人權可以和先人後己的責任感結合起來。中國在人權領域內也會不斷探索和創新，從而使中國的人權事業更上一層樓，同時也為世界人權事業的發展注入更多的中國元素。

觀察者網：您一直致力於研究中國模式，去年底還成立了“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這是全球第一個以“中國模式”命名的研究中心。在您的研究中，中國模式可以為世界民主的發展提供哪些好經驗？

張維為：我曾在比利時一個國際論壇介紹中國對民主建設的探索。當時，一個美國學者不容置疑地對我說：“實行民主，就要採用一人一票的競舉，否則就不是民主國家”。我問他：“如果您這個觀點能夠成立的話，那麼美國1965年黑人獲得投票權之前還不是一個民主國家”。他表情有點驚訝，顯然從未思考過這個問題。我說：“其實，我擔心的並不是您對民主的這種過分狹隘的解釋，而是擔心您這種民主教條主義的態度。難道您不知道小布什的‘大中東民主計劃’是怎麼破產的？難道您不知道民主教條主義給世界帶來多少災難？”他不服氣，問我：“丘吉爾說過一句名言‘民主是最不壞的制度’，您不知道嗎？”我說：“丘吉爾這番話是他1947年在發達國家的語境中講的，他本人則一貫捍衛與民主背道而馳的大英帝國法統。他一直反對印度獨立，更不要說支持印度採用西方民主制度了”。

然後我提出，中國要大膽探索建立新型的民主制度。這位美國學者則堅持民主國家就要遵循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提出的六個要素（選舉產生官員；自由定期選舉；言論自由；多種信息來源；獨立社團；公民參與），否則就不能算民主國家。我說：您這叫民主教條主義，南斯拉夫這樣搞，國家就解體了；蘇聯這樣搞，國家也解體了；東歐這樣搞，失望多於希望；第三世界這樣搞，一個比一個糟糕。我說：中國的民主建設會參考西方的經驗，包括這六個要素，但也會大力發掘自己的政治資源，包括在中國有數千年歷史的“選賢任能”制度。他問：“你所謂的新型民主制度指的是什麼？”我說：“我們還在探索，但是其核心內容應該是逐步建立一流的人才選拔機制、一流的民主監督機制、一流的社會協商機制。”他搖頭說：“西方不會承認這種民主。”我笑了並對他說：“這沒關係。中國經濟改革已經走到了今天，西方還是不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是不是要等到中國成了世界最大經濟體的時候，你們再來承認？在民主問題上也一樣，中國是一個大國，在中國實驗和實踐成功的就是真理。恕我直言，到時候還真不知道誰承認誰呢”。

這種偏見在西方學者中並不少見，西方不少人真以為自己的一切都代表了歷史的終點，結果驕傲使人落後，特別是美國，連續八年國運直線下降，並陷入了二次大戰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歐洲多數國家也面臨體制僵化，嚴重缺乏活力等難題。許多發展中國家也不具備學習和創新能力，只知道跟着西方話語走，結果導致各種政治經濟社會危機不斷，從菲律賓到泰國，從伊拉克到阿富汗，從烏克蘭到格魯吉亞都是這樣。在當今這個競爭空前激烈的世界上，一個民族唯有不斷地學習、兼收並蓄，推陳出新，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中國“民心向背”和“選賢任能”的理念對於西方推動的所謂民主化模式是一個巨大的挑戰。西方國家把本應該是內容豐富、文化深厚、操作精緻的民主大大簡化，連經濟發展、教育水平、法治社會、公民文化、人才素質這些優質民主的基本要素都變成了可有可無的東西，惟有多黨制和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才代表真正的民主，才賦予一個政權合法性，選出什麼人反而不重要。這種做法直接導致了第三世界劣質政府層出不窮，他們的國家也因此頻頻陷於動盪甚至戰亂之中，經濟凋敝，民不聊生。中國這種“文明型國家”，如果採用西方政治模式，自己的優勢就會消失得無蹤無影，最後整個國家都會走向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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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默：西方誤判中國的兩個迷思

附張維為教授在日內瓦人權國際電影節暨人權論壇發言的主要內容：

張維為：大家就中國人權提了一些問題，我也談談自己的看法。主持人剛才提到“中國崛起對國際人權的挑戰”，但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我認為沒有中國在人權和人的自由方面的巨大進步，中國的這種崛起是不可能的。一個人權被不斷侵犯的民族是不可能如此迅速崛起的。您不妨問一問您在中國或者世界任何地方見到的中國人：中國的人權究竟是好了還是壞了？我想大多數中國人的回答是現在更好。

中國是世界上變化最大最快的國家，歐洲三百年的事，中國壓縮到了三、四十年，這個過程自然會出現各種矛盾，包括不少人權問題，需要逐步解決，但多數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發展方向是滿意的，美國皮尤研究中心就此做過跨國民調，2008年中國人的滿意度是86%，美國人是23%。所以討論中國人權，應該先問中國人，而不是美國人和歐洲人。

奇怪的是西方總認為自己比非洲人更了解非洲，比俄羅斯人更了解俄羅斯，比中國人更了解中國，這肯定是有問題的。以非洲為例，西方總認為非洲的民主化必須壓倒一切，但你們至少應該問一問非洲人自己是怎麼考慮的。我走過很多非洲國家，我可以說，非洲人最想解決的人權問題首先是吃飯問題、然後是疾病問題、就業問題、治安問題，但你們硬要人家把民主化放在第一位，結果多少非洲國家陷入了動亂和饑荒？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同時實現所有的人權，所以一定要有輕重緩急。中國人沒有按照西方的邏輯去做，我們把消除貧困作為核心人權，實現了近四億人脫貧。如果按照西方的標準做，消除貧困根本就不是人權，美國至今連經濟、社會、文化權利都不承認，所以我們不等西方覺醒了，我們已經這樣做了，而且效果不錯。

剛才有人問為什麼中國不參加西方對一些非洲獨裁國家的制裁。這裡又涉及一個理念上的巨大差別。從中國人的理念來看，幫助非洲國家脫貧本身就是實現一項核心人權，任何國家都不能找藉口侵犯這項人權。這有點像國際紅十字會的人道主義救援活動，它是不分敵我的，它是從人道主義角度出發進行的。如果要制裁一個國家，那需要聯合國授權來共同進行，而不能只是幾個西方國家說了算。西方在非洲什麼都按照自己的標準行事，簡直成了政治勒索，受援國家怎麼可能發展起來？西方國家自己也有很多的人權問題，比方說，絕大多數西方國家至今都未實現男女同工同酬，這無疑是侵犯人權，是不是聯合國應該對西方實行制裁呢？

民主是普世價值，但西方的民主制度不是普世價值，這兩者是不能混為一談的。民主的核心是要體現人民的意志，實現良好的政治治理。一黨制也好，多黨制也好，無黨制也好，能夠實現良政的才是好制度，不能實現良政的就是壞制度。環顧整個世界，我根本找不到一個非西方國家可以通過採用西方的政治制度而變成一個發達國家的先例。

西方自己也應該反省自己的政治制度。美國的金融危機是怎麼發生的？南歐的“笨豬四國”是怎麼形成的？這些危機與西方民主是什麼關係？這些危機侵犯了多少人權？為什麼美國三權分立既不能預測金融危機，也不能有效地對付危機？我想關鍵是僅靠政治系統內部的三權分立解決不了問題，現代國家更需要整個社會的平衡，特別是政治力量、資本力量、社會力量之間的平衡。中國得以避免金融危機，與中國模式的這個特質有關。如果美國民主制度無法平衡資本力量，那就還會有新的危機。

至於死刑問題，我想多數中國人不同意廢除死刑，這種民意要尊重，這是民主的前提。我倒是在琢磨一個與此相關的問題：如果西方那麼尊重生命，包括尊重殺人犯的生命，那麼你們為什麼不能再往前走一步，直接宣布：和平是普世價值，除非聯合國授權任何國家都不能發動戰爭？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殺害了總有十幾萬平民吧？這不等於是對十幾萬無辜者執行了死刑嗎？這不是大規模地侵犯人權麼？

人權很重要，但許多傳統價值也同樣重要，一個社會的良性運作需要多種要素的有機組合。像所有國家一樣，中國也有貪官，有壞蛋，有刁民，但我們總體上保持了淳厚樸實的民風，這種民風的形成得益於中國數千年形成的傳統文化。最近海地和智利大地震後都發生了大範圍的搶劫，而中國2008發生的汶川大地震，沒有出現這種情況，儘管我們受災的人數是智利的十倍。為什麼？我想中國的傳統文化起了作用。這是一種人本文化，人要將心比心，救人於危難之中，不能趁火打劫，那是要遭天譴的。

前幾年，中國有一首流行歌曲，叫《常回家看看》，很受歡迎，結果卻引起了一些爭議。因為歌詞中唱道：領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帶上笑容帶上祝福，陪同愛人常回家看看，媽媽準備了一些嘮叨，爸爸張羅了一桌好飯，生活的煩惱跟媽媽說說，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談談。一些女權主義者認為這首歌歧視了婦女。但大多數中國人不這麼認為。他們認為現代化進程導致了過分忙碌的生活，但再忙我們也不應該忘記自己的父母。這首歌唱出了中國人的文化傳承，這是一種令人溫馨的人文傳統。每一個社會都有自己的文化傳統。中國的文化傳統比西方人權的理念的出現要早得多。世界上的事情不能什麼都套用西方形成的人權標準。世界人權事業的未來方向應該是更多地包容不同的文化和智慧，從而豐富人權的理念。說到底，我們更要防範的不是剛才主持人提到的所謂文化相對主義，而是文化絕對主義，那種把自己的文化說成是普世價值，把人家的文化說成是落後習俗，然後把自己的東西強加於人的做法。

過去我學英文，我的英國老師告訴我，英文中“我”是大寫的，表明了個人在社會中的重要地位。中文沒有大小寫，但是如果有的話，我想中文也會把“你”、“你們”“我們”等都大寫。人有不同的社會角色：你是一個兒子，是一個丈夫，是一個父親，也是一個別人的同事。中國文化中“我”的權利和義務是聯繫在一起的。我實在覺得中國的人本文化可以豐富西方以個人自由為基礎的人權觀。我也認為中國的古老文明其實是非常後現代的，對於解決西方今天社會的各種問題，對於解決全球治理的難題都有益處。

至於中國持不同政見者問題，坦率地講，這些人似乎一直期盼中國出現一場“顏色革命”。但是“顏色革命”給烏克蘭帶來了什麼？災難。給格魯吉亞帶來了什麼？災難。給吉爾吉斯斯坦帶來了什麼？災難。這些人的榜樣是捷克《七七憲章》和波蘭團結工會。其實，他們的這些要求在海地共和國得到了全部的實現，但海地是個徹底的失敗國家。世界已經進入21世紀了，世界已經經歷了蘇聯解體，南斯拉夫崩潰和“顏色革命”一個接一個的失敗，但這些人還是在那裡談論抽象的民主，照搬西方模式，何以服人？這些人還可以問一問自己：為什麼長期生活在西方的絕大多數海外華人也不支持他們？

我4年前去波蘭訪問，順便查了一下美國皮尤中心的民調，那一年，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滿意度是72%，波蘭是13%，您說誰該向誰學習？我建議您去團結工會的發源地格但斯克去看一看，去華沙看一看，再去中國工人運動的發源地上海看一看，您就知道世界的未來在哪個國家了。中國歷史上曾經上千年領先西方，後來我們驕傲自滿了，閉關自守了，結果就落後了。中國現在一直認真學習別人的一切長處，包括西方保護人權的有益經驗，但也不放棄自己的優勢，所以中國進步很快，一年等於西方十年，中國人今天的目光也已超越了西方模式。西方如果還是自我中心，只知道教訓別人，不知道向別人學習，終有一天會後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