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看官們先讀讀下面這段文字：

　　“誰知到得園外，已經人車喧騰，勉強擠進園內，只見石徑已被踩得亂石崢嶸，黃土翻身，草坪剃了光頭，地皮被千萬皮鞋磨得晶亮，小樹東倒西歪，大樹被美人斜倚着、手攀着、腳踏着，男士則伏在假石上為她攝影留念。人造山澗流出來的水，濃度可比極稀的稀飯;幾位身強體健的退伍戰士，手持長竿漁網，不是撈魚，而是撈取池內的廢紙、空瓶和吸管。隨丟隨撈，隨撈又隨丟。”

　　應該很多人會以為這一段是在形容大陸遊客的吧？很遺憾，並不是。這段文字摘自台灣著名散文家、已故的前台大外文系主任顏元叔教授的文章《假日庭院》，記敘了台北士林雙溪公園開放之初，他與家人前往參觀的場景。很難想象吧，這些對小樹、草坪、假石、溪流“上下其手”，又對環境非常不友善的行為，不是陸客所為，而出自於地道台灣人之手。

　　台灣人拿“不文明”行為當成嘲諷大陸人的笑柄，但台灣人的行為就一定“文明”嗎？

　　過去台灣小學有“生活與倫理”這一科，老師通過這個教材不斷對小朋友耳提面命：“不得當街便溺，隨地吐痰，亂丟果皮紙屑”、“不得搖折花木，踐踏草地”、“乘坐公交車，不得爭先恐後”……等等。這些現在被當成基本生活常識的“規矩”，過去必須經由學校教育內化於下一代，說明了吐痰、折花木、搭公交車爭先恐後……這些被我們視為“不文明”的行為，曾經在台灣島上相當普遍，從而政府以教育的形式“規訓”民眾什麼才是“文明”。

　　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台灣社會還處於“台灣錢淹腳目”財富快速累積的階段，台灣民眾開始有能力出國旅遊，世界各地幾乎都能看到台灣旅行團的足跡。新聞經常報道台灣旅客在飯店房間抽煙、在走廊大聲喧譁而影響到其它住客，因此屢有台灣旅行團被日本或歐洲的飯店列為“拒絕往來戶”。我記得當時這些報道還被學校老師當成教材，要我們當個“文明人”、“不要丟台灣人的臉”。

　　今天這些“不文明”的行為卻被台灣人拿來當成嘲諷大陸人的笑柄，台灣人總把“阿陸仔”三個字掛在嘴邊，以突顯自己比對岸同胞來得更“文明”。問題在於，“阿陸仔”這個詞是極富敵意的歧視用語，就像現在還是有不少人用“番仔”一詞來稱呼原住民，或者以“番”、“青番”來形容難以溝通之人。這些強調自我優越與貶抑他人的詞在台灣大行其道，台灣還能自詡為“文明”嗎？

　　“文明”不過是資本主義體系壟斷世界之後的產物，人們只有在維持基本生活之外有所剩餘之後，才會追求生活舒適或是文明素質。當人們連溫飽都成問題的時候，誰還會夸談所謂的“文明素質”？應該理解的是，中國大陸雖然經濟快速增長，但整體資源與建設仍無法滿足龐大的人口需求，而中國大陸已經在努力解決這些問題。“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台灣自己在“文明”的道路上這樣走過來，我們有什麼資格來嘲笑、指責大陸的“不文明”呢？

　　更何況，“文明”與否、“素質”高低這都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如同馬丁•雅克在《當中國統治世界》書中，如此描述他這麼一位來自英國的人對中國的感受：

　　我們所有的人都往往會以熟悉的事物來衡量不熟悉的，這或許是一項鐵則：我們都是地道的相對論者。當我們看到我們所習慣的行為目的和模式，視之與我們的目的和模式相同。當我們察知到現代化和進步的跡象，我們看成是這個社會或文化正朝向我們的方向發展的證據，只是仍落後在我們後面。

　　19世紀以來，西方帝國主義正是拿着“文明”這把劍向外擴張，打着“白種人的負擔”大旗，將“文明”傳遞給“野蠻人”，“文明”不過就是“征服”的遮羞布。就像日本學習了西方的“文明”之後，也學習西方將鐵蹄踏入中國，提升“野蠻”中國的“文明”程度。“文明”這檔事，伴隨着“現代性”把世界區分成三六九等，跟着西方走的就是文明，其餘的就是野蠻，日本人看不起殖民地下的台灣人，台灣人看不起戰亂下的大陸人。

　　我並不是要說台灣比大陸更“文明”，也不是要說大陸有朝一日會像台灣一樣“文明”，我想說的是，兩岸之間的“文明”之爭完全沒有意義。據說現在大陸某些城市的地鐵也開始推廣台灣人發明的手扶梯“右立左行”，其實學者早已指出“右立左行”會對手扶梯造成傷害，所以台北捷運公司早已取消了這項規定，但搭捷運的民眾仍自發“文明”的“右立左行”。“文明”代表什麼？我想至少並不等於高人一等。

　　台灣社會現在習以為常把不如意的地方就往大陸身上推，房價高怪大陸，我也聽過有人說台灣離婚率世界第一是因為大陸配偶過多所導致的，這些不明就理的怪罪，是集體焦慮的廉價解藥，但也是社會發展停滯不前的障礙。別再把難聽的“阿陸仔”掛在嘴邊，損人不利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