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蛋，這是資本。”這裡僅想套用克林頓1992年競選總統時所打出“笨蛋，這是經濟”的口號，來分析席捲全球的社會抗議運動及其誤區。在本區域，人們關注最多的就是台灣不久前發生的“太陽花運動”（占領立法院運動）和香港所發生的“占中”運動。不過，類似的社會抗議運動也是世界各地所面臨的問題。

無論是在發達的西方還是社會經濟水平仍然不發達的發展中社會，都在發生着兩類不同的社會運動。前者的社會抗議運動表現為針對資本主義的運動；後者則表現為要求民主化的運動。台灣和香港剛好是兩個典型的例子，台灣的“太陽花運動”是針對資本主義的，香港的社會抗議運動則要求民主化。兩者的目標都指向了政府。一旦人們把社會運動歸結為政府和社會之間的矛盾，問題就會簡單化。結果，運動組織者對目標的錯誤判斷，使用錯誤的方式，導致結局與目標背道而馳。

社會抗議運動實際上牽涉到資本、社會和政府三者之間的關係。要理解社會抗議運動，從資本和社會之間的關係來討論，或許更能說明問題的本質，找到合理解決方案。自近代以來，只要存在着市場關係，資本一直主導着資本、社會和政府三者的關係。從資本和社會的關係來看，自近代以來，世界已經經歷了兩次大的革命。今天的世界開始進入第三次革命時代。這三次革命的根源都是資本。

第一次革命可稱之為資產階級革命，是資產階級和君主貴族之間的鬥爭。這次革命先發生在西方，然後擴散到其他地區，歷時幾個世紀，書寫了近代的歷史。在西方，商人階層起源於羅馬帝國解體的廢墟上。在沒有任何“集權”的政治形式的情況下，城市紛紛興起，而商人則是這些城市的主體。商人在近代國家的形成過程中是主導性力量。

這裡分為兩個歷史階段。在第一階段，商人輔助君主統一國家。在近代高度集權的國家形式產生前，歐洲大多是地方化的政權，並且是基於傳統身份的貴族所主導。這不是新崛起的商人階層所能接受的。地方化政權沒有統一的市場，不利於商人對效率和利潤的追求。傳統貴族身份也不符合商人對身份的追求。商人追求利潤和地位，而君主追求更大的權力，在國家統一問題上，兩者找到了共同的利益。歐洲國家統一的過程，就是整合各地方共同體（包括小民族）的過程。沒有商人在背後的金融支持，君主很難完成統一大業。

在第二階段，商人和君主分享政治權力。在國家統一過程中，商人在經濟上支持君主，如何在國家統一之後保持自己的權力和權利，是商人階層的主要問題。商人通過把持議會的形式和君主分權，又通過議會的立法來保護商人的私有財產。今天西方很多制度，包括私有產權制度，都是商人階層和君主互動的產物。

商人和君主的互動就是近代民主的開端。歷史學家摩爾（Barrington Moore）曾形象地說過，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西方）民主。商人，也就是後來所說的資產階級，是第一個和君主分享政治權力的階層，也是商人用經濟的力量馴服了君主的專制權力。因此，馬克思說，近代國家是資產階級的國家，政府僅僅是資產階級的代理人，並非沒有道理。

二次革命造就福利社會

第二次革命可稱為無產階級革命，或者工人階級革命。近代國家統一之後，商人成為主導階級，西方各國經濟得到持續的發展，也導致了產業革命。之後，西方逐漸發展出了大規模的工廠和生產方式，產生了新興的工人階級。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無產階級，即出賣自己勞動力的階層。早期的資本主義唯利是圖，屬於原始資本主義。這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期，也是社會的悲慘時期。歐洲很多作家都有很形象的描述，例如雨果、狄更斯和馬克思。資本的天堂也就是社會的“悲慘世界”。逐漸地，具有自我意識的工人階級發動了一波又一波的社會抗議運動，即工人階級運動。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工人階級運動達到高潮。馬克思把這個過程形容為資本主義製造自己的“掘墓人”的過程。

工人階級運動就是資本和勞工之間的衝突，產生了兩個截然不同的結果。在西歐，運動導致了民主社會主義路線的產生，資本和勞工階層達成妥協，逐步走向福利國家制度。工人階級運動促成原始資本主義向更人性化的資本主義轉型。政府在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前，政府是資本的代理人，為資本服務。工人階級運動促成了政府和資本的相對分離，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力量。政府為了保護資本主義不會自我毀滅，實行各種形式的社會政策（例如社會福利）來保障社會的穩定，和資本的正常有效運作。在後期，隨着投票權逐漸擴展到工人階級，政府（政治人物）的動機也發生變化，逐漸地偏向工人（選票）。從原始資本主義到福利資本主義的轉型，是一個政治和社會改革的過程，為資本和社會力量之間，造就雙方都能接受的均衡狀態，資本得到了穩定的新環境，社會得到了新利益。

在另一端，主要是不發達的國家，無產階級革命造就了蘇聯東歐社會主義模式。其特點就是消滅資本和市場經濟，試圖通過公有制讓社會控制經濟。這也是人類歷史上一次重大的試驗，在早期取得了相當不錯的成就，成為落後國家趕上發達國家的主要路徑。問題在於，這個模式最後走向了一種“貧窮社會主義”的局面。因為沒有了資本和市場，政治替代了市場，經濟發展沒有動力。在和西方模式競爭過程中，最後歸於失敗。

今天，世界再次進入革命的狀態，主力是中產階級。同樣，這次革命的根源還是資本。

在西方發達國家，社會抗議運動的反資本主義目標非常明確。在社會、政府和資本這三者中間，資本永遠最有力量追求其自由。資本的本性就是追求最大的利潤，一旦遇上阻力，就會千方百計地去克服。二戰之後，西方國家基本上確立了對資本的規制體系。這自然和民主有關，因為政府必須向人民負責。今天資本主義所引出的問題，也和西方的大眾民主有緊密的關聯。資本逃離民主，追求“自由”，結果導致了很多社會問題。在大眾民主下，政治人物往往偏向“選票”（社會力量），民主儼然成為福利的“拍賣會”。福利國家為資本帶來了沉重的負擔，即高稅收，而規制國家為資本設置了重重障礙，限制資本的活動。

資本追求“自由”的方法有二。第一，全球化。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是資本在新自由主義的旗號下推動的。全球化意味着資本沒有了“國界”，掙脫了主權國家的“規制”，在海外找到了自由發展的空間。第二，資本本身的創新。資本的創新發生在各個領域。例如發展出新的產業。一旦新的產業產生，政府需要時間對其確立規制，資本便有很長的自由期。再如，金融（華爾街）資本主義已經成為美國資本主義的主體，它發展到“過大而不能倒”的程度，挾持了政府也挾持了社會。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就是金融資本主義的產物。

美國發生了“占領華爾街運動”，針對的是資本，最後不了了之。政府迫於社會的壓力，想對資本施加限制，但在全球化狀態下，政府又能做什麼呢？結果，資本仍然大行其道。在歐洲，社會抗議運動也是反資本主義的，但針對的則是政府。同樣，政府能對資本怎樣呢？政府需要資本的貢獻來支撐福利制度。大眾民主是“一人一票”，通過“一人一票”，人們能夠保障拿到“一人一份”。但是，又有什麼制度能夠保障一人能夠貢獻一份呢？資本、福利（社會）和政府之間的深刻矛盾，是歐洲治理危機的根源，沒有人知道如何解決。

社會對抗政府將有利資本

在亞洲，尤其是早先的日本和後來的“四小龍”，似乎省略了西方的第二次革命，即工人階級革命。這種省略是政府的功勞。政府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大力進行社會建設，在短短的幾十年時間裡，不僅創造了一個經濟奇蹟（從“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而且更創造一個社會奇蹟——龐大的中產階級。

現在東亞社會所發生的社會抗議運動，其根源和西方發展經濟體是一樣的，都是因為全球化。全球化導致了資本的高度流動，政府的經濟主權流失（稅基縮小和就業機會減少），大量的經濟好處流入少數能夠駕馭全球化的資本家，造成了巨大的收入差異和社會分化，社會抗議因此而起。但政府又能對資本怎樣呢？

在不發達的亞洲國家，社會抗爭更是複雜。這些國家一方需要大量的資本進行發展，但資本也帶來很多問題，例如收入差異、社會分化、人權等等。因此，人們也希望通過民主化（即改變政府和社會之間的關係）來解決問題。泰國、柬埔寨和緬甸等就面臨這樣的情況。矛盾在於，資本需要一種穩定的社會條件來發展經濟，但民主往往走向反面，驅逐資本。

在全球化狀態下，越來越多的社會問題都是由資本引起。但是，社會運動的反政府性質，更使得政府難以在資本、社會之間建立起一種均衡狀態。今天，很多政府都處於一種困境：“親商”會招致選票的流失，而“親民”會造成資本的流失。越來越多的政府難以在“親商”和“親民”之間達成平衡。

歷史地看，“民主化能夠解決問題”至多是一個錯誤的假定。近代以來，民主能夠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並不是萬能藥，反可能會導致情形的惡化。很多社會抗爭運動已經走上了一個錯誤的方向。儘管社會問題的根源仍然是資本和社會的關係，但民主（化）所造就的政府則越來越弱化，很難再扮演重要角色，促成資本和社會之間的妥協。更有可能的是，民主正在導向民粹主義路線。上世紀的民粹主義導致了“貧窮社會主義”，今天的民粹主義很有可能導致“貧窮民主社會”。在亞洲，已經有些例子了，民主化發生之後，政府已經不能有所作為，經濟下沉。更為嚴重的是，政府一旦被弱化，必然被資本所挾持，社會被資本完全主導，從“一人一票”演變成為“一元一票”。

在第二次革命時期，馬克思構想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對付資本，但沒有成功，因為民族主義戰勝了國際主義。今天，新《資本論》的作者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在構想着“全世界政府聯合起來”來對付資本，這也不會成功，民族主義也同樣會戰勝國際主義。歷史仍然循環着。如何構建資本和社會之間的均衡，仍然是這個世紀最嚴重的挑戰。但歷史經驗表明，只有當社會和政府結盟的時候，資本才能得到規制。一旦政府被弱化（更不用說推翻），資本便開始主宰社會，也主宰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