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百科 花兒與少年（青海民歌）

“花兒與少年”的真相淺說(下)

來源： 青海日報    發布時間： 2017-08-18 08:49  

關於《花兒與少年》

　　《花兒與少年》是1956年冬天在陝西創編的。為參加全國專業舞蹈匯演，西安人民歌舞劇團於1956年冬天組織當時在該劇院工作的民歌演唱家朱仲祿、作曲家呂冰及編舞家章民新，以朱仲祿熟悉的青海民間小調和花兒旋律為基本素材，共同綜合、創作了抒情歌舞《花兒與少年》。期間，由朱仲祿提供了青海民間小調《四季歌》《藍玉蓮》《五更鼓》等多個青海民間小調為原始素材，並根據需要，對《四季歌》的歌詞作了部分改動，使之更加靠近“花兒”的格律；音樂上，還注入了不少“花兒”的旋律。

　　可見，《四季歌》只是《花兒與少年》抒情歌舞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更不是全盤移植。抒情歌舞的舞台動作、服裝等大膽借鑑了社火節目《八大光棍》。抒情歌舞定稿時，由朱仲祿建議起名《花兒與少年》(見2007年11月9日《西海都市報》音樂家羅成專訪朱仲祿稿)。據《西海都市報》記者採訪當時參與設計服裝的國家一級美術師趙翔，他說：“當時朱仲祿負責唱腔和表演，我負責演員服飾。”

　　西安人民歌舞劇團，原名西北文工團，是1940年在延安成立的一個文藝團體，在抗戰和解放戰爭期間，隨軍轉戰在陝、甘、寧、青、晉，演出了很多配合政治、軍事的節目，受到社會歡迎。1954年後，提出“向民間大進軍”，分赴西北各地挖掘民間舞蹈音樂素材，收穫頗豐。《花兒與少年》由該團民間音樂舞蹈隊演出，民間音樂舞蹈隊樂隊伴奏，指揮陳增榮。

　　《花兒與少年》在陝西及全國專業團體音樂舞蹈匯演中一舉獲得成功。據《西寧城中文史資料》1991年第4輯何鴻儀撰文和他提供的1957年西安人民歌舞劇團來西寧演出的節目單影印件顯示，《花兒與少年》是該團第二套節目的舞蹈部分的第4個節目(共分舞蹈部分、戲曲部分、器樂部分、歌唱部分)，標明是青海民間歌舞，編導章民新，作曲呂冰，作詞朱仲祿，表演者毛改華、姚維琪等十二人。1957年11月首次來西寧演出，一時轟動。何鴻儀說，“音樂開始後演員剛上場，鄉音入耳，台下就掌聲如雷。尤其是朱仲祿在大提琴伴奏下，登台演唱青海花兒，這是花兒第一次登上大雅之堂，受到觀眾熱烈歡迎，謝幕時被群眾掌聲召回七次之多，盛況空前。”包括《花兒與少年》在內的節目曾赴朝鮮，新疆、北京、天津、保定、鄭州等地以及寶成路演出，在陝西省演出，獲得了演出、表演、編導、演奏等7個集體獎，5項個人獎；在同年全國專業團體音樂舞蹈會演中受到一致好評。《花兒與少年》被選為在莫斯科第6屆世界青年聯歡節的展覽節目。此後成為我國抒情歌舞經典劇目之一。1958年上海文化出版社編輯出版了《花兒與少年》，還出版了介紹抒情花兒歌舞《花兒與少年》的專著《花兒與少年》，署名朱仲祿作詞，呂冰作曲，編舞章民新。自此，演出、演唱、演奏《花兒與少年》的版本竟達幾十部，甚至成為東方音樂經典之作。《花兒與少年》完全是對青海民間小調和民歌“花兒”的揉合、改編、創新。

　　關於一些並不符合歷史事實的說法

　　事實勝於雄辯，尊重歷史，尊重事實，是辯證唯物論者的良知底線。由於種種原因，人們出於不同的考慮，眾說紛紜，給予了抒情歌舞《花兒與少年》更多的關注，也擾亂了大家的視線。2015年剛謝世的87歲高齡的著名花兒研究學者羅耀南先生，當年親自參與過流傳到民間的社火節目《八大光棍》的排練，他早在2009年就撰文《莫把“花兒與少年”歌舞劇當做青海民歌集》進行過專門糾正(《青海花兒論集》(二)，2009年金陵書社出版)，並得到長期在省文聯工作，現已90多歲高齡的著名花兒研究學者董紹宣先生的確認和證實。

　　第一、青海民歌花兒、少年的名稱，歷史上早已有之，並非今人原創。青海也不是沒有過稱花兒的史實。縱觀歷史，西部民歌花兒、少年的稱謂在一些歷史文獻記載中較為普遍(滕曉天井石主編《青海花兒詞典》，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滕曉天主編《青海花兒藝術志》，青海民族出版社，2014年)。歷史事實表明，花兒這個富有詩意的稱謂，有明確記載的，在民間至今已500年以上了。若說原創，西北的老百姓，萬千草根，才是真正的原創者。

　　第二、青海省原民國政府主席馬步芳1943年曾授意過王洛賓等人組織排練社火節目，沒有“親自編寫”早就由石殿峰寫好的歌詞《四季歌》，更沒有機會參與1956年抒情歌舞《花兒與少年》的創編。音樂家王洛賓倒是在二十世紀40年代收集過許多花兒，但與創編這個歌舞節目無關，這點還在改革開放後得到過北京市某法院的法律判決。《花兒和少年》，是1957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花兒歌詞集，由著名詩人王歌行、著名皮影戲演唱家劉文泰署名。選入青海花兒歌詞500多首，是純粹的“花兒”歌詞集，並非“還選入了其它民歌”之說。據本書後記和有關當事人回憶，當時參與本書搜集的人有王歌行、劉文泰、王昌耀、韓昌林、郭永璽等，他們從搜集中汲取了花兒的藝術營養。此後，詩人王歌行出版了花兒風格的散文集《土族風情畫》，享譽文壇；劉文泰、韓昌林、郭永璽等人，發表過為數不少的新編“花兒”或研究文章，成為民間文學領域的佼佼者。王昌耀當時參與了收集，是其中幾位收集人之一，為花兒傳承做了貢獻，但並非是唯一的，更不是牽頭者，前者是花兒抒情歌舞，創編於1956年；後者是花兒歌詞集，出版於1957年，不是1958年。抒情歌舞《花兒與少年》和歌詞集《花兒和少年》不是一回事。老省文聯的人們都記得，王昌耀沒有署名是政治的原因，是歷史的遺憾。但也不是參加收集的人都要署名。

　　顯然，1956年創編的花兒抒情歌舞《花兒與少年》，是西安人民歌舞劇團為參加全國專業舞蹈匯演，組織民歌演唱家朱仲祿及作曲家呂冰、編舞家章民新，以青海民間小調和花兒旋律為素材，共同創編的。歷史的史實和實際的參與者，以及多位當事人多次的證實，得到了社會的公認。

　　隨着歷史和社會的進步，青海花兒得到空前傳播，它作為一種極具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多元文化，其內涵和外延都有很大發展，早已超越了一些辭書並不準確的解釋。我們研究歷史，研究文學，應該遵循的準則就是尊重歷史，尊重客觀，尊重現實。讓我們萬眾一心，為成功打造花兒品牌，搞好新時期的保護與傳承做出新貢獻！(滕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