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立場與感情說話——頂紅琴

100 IF 奧運會期間多談中國好的方面 THEN 1000

200 IF 奧運會期間找話頭挑刺 THEN 2000

300 中立派 THEN 9999

1000 非常時期，你有理有節，有民族精神，咱敬佩你，比如紅琴，天涯，點綴等等

2000 高山論壇受大家喜愛的根本原因難道僅僅是因為唱的水平好不好？是因為友誼！以歌會友，那麼多的MP里有友誼，而不是單純的鼓勵！

放大到國際社會也一樣，第二天的新聞聯播，國際社會對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好評如潮，國際奧委會也連用11個“非常”盛讚北京奧運會，中國的國際地位在提升，難道你希望開幕式辦砸了？再則，導演的，唱歌的，舞蹈的等等工作人員，以及以後運動員的拼搏都是代表着國家，而不是他個人。歷史的幸與不幸，都是國家、民族以及每個個人生命歷程的一部分，看待民族文化也一樣，我們都屬於這個中華民族這個團體，國家要富強要有最基本的民族凝聚力，否則高山網友費那麼大勁整大合唱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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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中國青年報一文：外媒罵中國的幾種類型

奧運期間，北京城迎來有史以來最龐大的記者群，從而也迎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媒體曝光度。“北京”、“中國”、“奧運”這幾個字像長了翅膀一樣，四處傳播。這裡面，有讚揚和驚嘆，更有批評甚至責罵。我多年來和外國記者們廝混，奧運期間更是天天泡在一起，發現籠統地說外電罵中國是不公平的，他們根據所在國家的不同、所在媒體的不同、個人政見的不同，對中國也有着不同的罵法。

第一種是“非罵不可”型。為什麼非罵不可呢，因為有些媒體是在冷戰時期設立的，是對共產主義國家進行和平演變的工具。比如說幾家眾所周知的美國廣播電台，他們的任務是和平演變，手段就是找中國的“異議者”說話，把中國描述成黑的。中國越黑，他們得到的經費也就越多，屬於典型的“我罵，故我在”。對他們來說，客觀不客觀無所謂，我們無論做什麼他都不會承情，還不如索性做我們自己的事，由他們去。

第二種是“不得不罵”型。這一點德國媒體最為明顯。前些日子，有報道說一個德國記者因為讚揚中國被開除，一位娶了中國太太的德國記者，也因為為中國說好話而受到警告。我就此向德國某電視台採訪奧運會的女記者求證，這位和藹的大姐很老實地說，我來之前，老闆告訴我，無論看什麼事情，都要以批評的眼光。而最近《德國之聲》發表了一篇文章，講的是通曉漢語的運動員在中國的所見所聞，內容還算基本客觀，可標題莫名其妙地定為《奧運會完美得沒有品位》。既然完美，怎麼會沒有品位，雞蛋裡挑骨頭至此，也算天字號第一家。

第三種是“職業罵人”型。在西方媒體看來，媒體的天職就是監督，媒體的監督和信息公開是這個社會順暢運行的必要條件。我認識一些媒體的記者，比如說《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有時深入中國基層，對地方發生的不平事進行詳盡的調查性報道。他們在罵人，沒錯，但不是無的放矢。對這種情況，我們應該視之為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動力，加以引導和溝通，對說得不對的地方可以及時告知、解釋，說得對的地方則吸取教訓。

第四種是“小事大罵”型。把我們的失誤或過失無限度放大，連篇累牘地批判，這一點是某些日本媒體的特長。比如說，在奧組委的新聞發布會上，日本記者就喜歡問些我們看來的“小事”，像媒體班車空調開得溫度太低，環保措施不夠之類。這是日本一些媒體的風格，他們抓住一件事，就不停地報道，對其責罵，不必看得過重。

第五種是“罵人拐彎”型，也可以說是“冷嘲熱諷”型。比如說，有的媒體在不得不正面報道的時候，不失時機地配上環境污染、人權等話題，加以巧妙地平衡，把看似不相關的材料組合在一起，告訴讀者，嘿，別看它有些方面不錯，還差得遠呢。對此，平常心看待就是。

第六種是“愛之則罵”型。有些批評中國的人，恰恰是熱愛中國、喜歡中國的人。他們對中國出現的一些問題，有時候比中國人更着急。對他們，我們心存感激。

在改革開放30周年的時候辦奧運，中國迎來了海外媒體的集中關注。對於外電對中國的集中關注，甚至有位美國外交官也擔心起來，私下問我，你覺得，過多的批評會不會造成中國政府和外媒的關係再度緊張，給中國的國際形象帶來負面影響？我聽後笑笑說，你多慮了，中國政府有信心理性對待各種外界的評論，奧運會雖然有罵聲，但呈現給世界的，是一個豐富多彩、活力四射的中國，任何罵聲都不會掩蓋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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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你不在前五類。

9999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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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無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