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所經歷過文革的印象

人們對事物的認識，外部灌輸的東西往往比不上自己所經歷的印象感受深刻。比如對中國的文革，大陸占統治地位的認識是毛澤東的錯誤和一大批當權者被錯打成“走資派”，從而出現了後來大規模的平反“冤假錯案”，國外的主流媒體則強調毛澤東的個人品行及風流韻事，對整個文革的認識若明若暗。但我從所經歷的文革印象與此差距甚大。

文革的時候，我雖已懂事和記事，但年齡尚小，且在農村。不過我記得，農村的文革運動就是從農民鬥爭生產隊長和大隊書記開始的。那時農民貼大字報、開批鬥會，內容就是生產隊長、大隊書記脫離群眾、多吃多占、搞特殊化這一套。所謂打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是這個意思。據說城裡的情況也是這樣，聽說安徽造反派造書記省長的反，其中有一條罪狀是“老百姓連稀飯都吃不上，而他們早上吃的是燒餅油條”，批鬥地委副書記時列有一條罪狀是“他家裡用的是抽水馬桶”。這種情況當時在國外，在我們今天可能無法理解，但在當時條件下，卻是中國社會活生生的現實。它說明，那時所謂解放多年了，但老百姓過的仍然是苦日子，生活很艱難；但當權者日子卻過得很好，不僅沒有和老百姓同甘共苦，而且處於不顧老百姓死活的對立狀態。聯想到這些口口聲聲為人民服務的公僕，卻成為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特權階級，人民造這些人的反也在情理之中。老百姓還會聯想，所謂“中國革命”，是不是打倒了一個封建專制，又成立了一個封建專制？

至於後來，表面上是什麼“林彪”、“四人幫”實際上由毛澤東親自導演，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等一大批當權派，已經完全脫離群眾的初衷，成為統治者內部爭權奪利的殘酷鬥爭和迫害。這在封建社會是屢見不鮮的事情。毛澤東利用個人迷信形成的權威，看誰不順眼，對自己可能有威脅，就安上一個或叛徒、內奸，或野心家、或“反對毛主席”等罪名實行“清君側”。這不僅掩蓋了當時老百姓與當權者之間真正的矛盾，也轉移了人民對中國革命的性質和“為什麼進行革命”的不滿。實際上，老百姓的認識是非常樸素的，當權者脫離群眾，走到了對立面，歷史沒有走出封建統治輪迴的圓圈。至於宮庭內鬥甚至政變，雖然造成了對人民的災難，但遠離人民，是官場內鬥的遊戲。在我看來，這種認識儘管樸素，卻直透現實、接近真理。

認識文革，是為了認識後來的所謂“改革”和今天的現實。由於沒有將文革看成是違背人民利益的“宮庭內鬥”，並沒有改變當時社會的封建專制特性。結果文革結束後雖然大規模的平反冤假錯案，卻沒有絲毫觸及被打倒的當權者其與人民群眾對立的腐敗表現，更沒有觸及所謂建國後中國社會的封建專制統治（反右運動就是封建專制）。相反，變本加厲的補償這些當權者在文革中的損失，最重要的是這些人在官復原職或提升以後，繼續實行表面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實上是封建專制的統治。這種統治也伴隨着迄今為止的“改革”過程。君不見，鄧小平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討論，並沒有解決如何去追求真理，如何民主、如何法制、如何認識和改造中國社會的問題，相反被一些人用來向華國鋒奪權的工具，並以此劃線，拉幫結派，排斥異己。而且，一旦掌握權力，就反過來打擊對真理的追求，用“四項基本原則”作為棍子、帽子反對所謂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精神污染”。對“西單民主牆”的打壓是典型的例子。雖然提出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但其實是虛晃一槍，一切圍繞當政者的利益最大化進行利益的重新分配，核心是保護和增加他們的權益，基本上沒有觸及高度集權、專制獨裁的統治。當反官倒、反腐敗、要民主的八九“六四”學生運動威脅到 “老人政治”所體現的專制統治階層利益的時候，不惜以鎮壓來保護自己的權益，即實現所謂的穩定。當時承諾的反腐敗在後來變本加厲，改革開放的大旗其實是一塊遮羞布，干的儘是革別人命的事，將自己置於改革的絕對受益者地位，誰如果幹涉到自己的利益，必然進行野蠻的鎮壓。所謂的改革，變成是針對和以老百姓為對象的改革。當權者擁有了絕對的權力，知識分子基本上被邊緣化，農民利益幾乎被剝奪一空，職工更加沒有地位，資源和收入分配在宏觀上向政府集中。表面的市場經濟，其實是官商勾結的權貴經濟，就連到中國投資的外商，也將本國的反不當競爭法置於腦後，不得不與投資國的政府打成一片。至於中國的民營經濟，則主要是“找市長而非找市場”，一方面是官員傍大款，另一方面是老闆與官員打得火熱，狼狽為奸。

中國的現實所以如此，我以為應該歸結為對文革缺少深刻的認識和反思，導致所謂的改革在原來封建體制的框架內打轉轉。這個基本的判斷，還決定着對歷史上所謂中國革命的認識，也決定着中國未來究竟向何處去的抉擇！國外的學者和名流看到的多是中國表面的繁榮，往往看不到隱藏在社會深處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