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的这些尖锐观点，官方绝不允许传播

          范学德

前记：接续昨天的文章——“最后的君子——恩师张岱年二三事”

  三

 到了张岱年先生的晚年，他被推崇为大师。这顶桂冠，他当之无愧。但是，他关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某些观点，却被悄悄抹杀掉了。几年前我在微信公众号上就不能提起。
    其实，关于中华文化发展的道路，从三十年代起，张岱年先生就主张走综合创造的路子。多年来，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多次谈到了文化发展的条件的问题，奇怪的是，这些论述，在回忆文章中很少被提及。
    早在八十年代初期，张岱年先生就呼吁：不要再来一个经学时代了。但这个时代还在继续之中。
    他一再说过，中华文化有四大弊端：1，尊古保守，2，轻视事物，3，菲薄知识，4，不重变革。
    他说，几千年来，中国实际上流行的是世俗的价值观，声色货利，高官厚禄。
    他说，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的冲突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第一，尊官贵长的陈旧传统与民主精神的冲突。”

“第二，因循守旧的陈旧传统与革新精神的冲突。”

“第三，家庭本位与个性自由的冲突。”

“第四，悠闲散漫习惯与重视纪律效率的冲突。”
    他说：中华文化发展有三个基本规律：

“第一，中华文化是一个包含多方面多层次内容的体系，其中哲学思想处于主导地位”。

“第二，在中华文化演变过程中，那个时代思想比较自由，那个时代文化就比较发展。”

“第三，在文化演变过程中，既须要吸收外来文化，又须要保持自己文化的独立性”。
    思想自由，这正是先生最深的渴望。但自五十年代初期以来，先生也一直是带着锁链跳舞。有时，就连这样的舞也不许跳。

有一次我跟他说，有人说知识分子成了惊弓之鸟。

先生说，“那是因为有惊弓啊，并且，惊弓一直那么拉着。”
    有惊弓在，思想自由就是一句空话。

    四．

    北大的王东教授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1997年，他从电视中得知《张岱年全集》出版后，打电话祝贺先生。先生说，新书我会给您送去。
    就是对自己的学生，先生也称呼您字。
    第二天一早，王东照常出去跑步，八点多钟回到家中。那时他住在五楼。他的儿子指着桌子上的三本暂新的《张岱年全集》说，这是张爷爷送来的，他说他感觉心脏有点不好，坐在沙发上，喘了一会儿气，就走了。临走时还说，很抱歉，年老体弱，一次只能拿得动这三本，其他几本以后送来。
    这一年，张先生已经87岁了。他住在中关园48楼103号（二层），王东住在中关园43楼五层。
    看到这里，我哭了。

    五

    张先生一生弘扬自强不息的精神，并认为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他的儿子张尊超纪录了这样的故事；说五七年当上右派后，组织上不让张先生讲课，却让他写教材，还要试讲，接受审查。张先生孜孜不倦地准备教案，写出讲稿，认真地为别人试讲。看他熬夜写教材，师母很不平，对他说，又不让你上课，写出教材也不让属你的名字，你这是何苦呢？张先生说，我不要名，就是想把这个事情做好了，这是我的责任。
    张岱年先生曾经对一位学生说：“一个人的品质和感情是做学问的基础，现在人们很少从这个基础出发了”。
    张先生的许多学生都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1982年，已过古稀之年的张先生给北大研究生上“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最后一课。正赶上他的心脏病犯了。讲到后来，他服一次药，讲十来分钟，再服一次药，再讲十来分钟，断断续续，讲了两个小时，直到把课讲完。

    六．

    据吴小如回忆，57年反右派之后，记得一次北大全体教师冒雨到清华听彭真同志作报告。大家三三两两结伴而行，只有张先生一人独自而行，专找偏僻的胡同走。吴先生便赶上去陪张先生走，只听张先生自言自语说了一句：“我懒得跟他们搭伴”。报告听完，吴先生一直陪张先生回到中关园。张先生一路无语。分手时，张先生只说了一句话“谢谢你陪我”。
    张先生曾经对我说，他被打成右派后，过去的同事和学生都不理他了，有的见面时还把头转过去。只有几位老先生还和他说话。而这些老先生都是49年前中华民国时代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

    朱伯昆回忆说：据说，由于当时坐镇北大的北京市的领导，为完成北大教授中右派的名额，把张先生“补”上了，被称为“候补右派”。
    据张先生对我说，这位领导就是彭真，（北京市长同时兼任北京市委书记）。当时本来是准备抓冯友兰先生，但组织上一再动员冯友兰先生提意见，冯先生一句也不提。……

2024.4.28 整理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