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人生中的第一个伯乐——孙淑英

                            范学德

今天同孙淑英聊了一阵子我突然冒出一句话：“你是我的伯乐。我人生中的第一个伯乐。”

我说，人生，尤其在青少年时代，处于生命的转折点，如果遇到了一个赏识你的人，提携你，引导你，往往，你的人生就走上了一条新路。而这，甚至会决定你的一生。

对于我来讲，这个人就是孙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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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转折点之始是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我十七岁，文革期间的四年制的初高中毕业了。由于是农民户口，连下乡的资格都没有，我向凤城一中领导申请了几次，希望成为一个下乡知识青年，但都被拒绝了。只能回农村，成为“还乡青年，一辈子在农村种地，俏皮话，修理地球。

就在这一天，我正式成为农民了。

转过年来的一月二十一日，我给当兵了的好友郭有伶写信说：“我最近的活动是：早晨至五点起床到老庙，往小队推粪三趟。7点半回家吃饭，8点钟到小队干活，有时刨粪，有时抹墙。11点半下班。下午1点干活，至4点半五点，五点钟与五点半给牲口铡草，灰呛得嗓子冒烟，鼻孔出黑龙。下午6点开会，搞农村的斗批改，有时也值宿。本人根底浅，德行低，才能薄，是个小小庸夫也，大的指头不大了，无能者只好务农。”

我还告诉老同学：“通过劳动，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增加了不少，起码来说，不怕脏了，用手搬大粪车也不觉恶心了。”

转眼间到了1973年年底。分工分。我去信告诉郭有伶：“年终结账，我全年劳动了四千四百多个小时，这样，每天就是要劳动十二个小时，合4059分，值四百元伍角玖分。”

冬天，农闲。下午和晚上，终于有了一些闲暇时间。我全部的时间都来读文学，历史和哲学的书，沉醉在书里的那几个小时，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准其夫人江青、以及中共中央副主席（排名第二）王洪文的请求，转发了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由此在全国展开了一场批林批孔运动（批判林彪和孔子的简称）。

社员们冬闲，正是开展运动的大好时间。队里组织了政治夜校，学习毛主席著作，批判林彪和孔子。由于我有点文化知识，就成了政治夜校的教员，并且，备课的时间，都算工分的。

为了给社员讲好课，我使劲地读书，读《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我做笔记，分析材料，然后就写，每天看书写讲稿到深夜十一点多钟，想不到，居然写成了写了一份八千字字的讲稿，讲儒法斗争史，春秋战国时期的。

写好了就讲，一课接一课地讲，讲课中我充满了革命激情。我讲完课后，有的社员会对我说，范学德，你讲得可真好，就是我们这个破脑袋，都灌浆糊了，你说它怎么什么也记不住呢？

除了写讲稿之外，我开始给把丹东报社写稿，写批林批孔的稿件，也写贫下中农战天斗地的报道，这些报道陆续发表了，在生产大队引起了一阵轰动，因为我们凤城镇园艺五大队的名字从来没有在报纸上出现过。大队书记许天增说我写得太好了。我再写稿件时，他让我坐火车到市里去，把稿件直接交给报社。

就在三月，孙淑英被任命为凤城镇党委书记，她到我们五大队蹲点，并几次来到我们小队。

有次晚上我讲儒法斗争，她到了我们小队部，站在外屋悄悄听了，后来，听说还夸我讲得好。在这不久后，丹东军分区警备部召开“民兵批林批孔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被镇里提名为积极分子。镇武装部干事周少坤还到了我们小队，跟我说，你这小孩脑瓜子还挺聪明的，连孙书记都看上了你。

我去丹东参加了会议。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去了大城市，还下了饭馆，住进了军分区招待所。也是第一次坐在坐式马桶上方便，哈哈，方便居然还可以如此方便。

2

最强烈的印象是1974年七、八月份。下午，队里正抢种秋菜，地里没什么农作物，只有我们这些生产队社员大干，烈日当头，大汗珠啪啪地往下掉。

在我们小队从队部通向吴园胡同的那条土路上，来了几个人，大队书记许天增大喊：“小范，你过来。镇里孙书记要见你！”我朝地边走去，身后的社员议论：“哇，孙书记找他。”

孙淑英个不高，有点胖，很有精神头，目光锐利。年龄比我大不了十岁。她带着个草帽，夸了我几句后说：“小范啊，你们大队党支部研究，我们镇党委也同意了。现在调你到六小队担任政治队长。你要好好带领社员抓革命，促生产。”

那时的生产队，有政治队长，负责政治学习，还有生产队长，负责生产劳动。我们园艺五大队下一共有六个生产小队。六小队离我们家有两里来路。

我们凤城镇一共有五个生产大队，我成了最年轻的生产队长，才十九岁半。

队里的小哥们问我怎么和孙书记拉上关系了。我一点也不知道。只知道一点，她和我都毕业于凤城一中，她当年也是学校中的尖子学生，老师都熟悉她喜欢她。因此，母校的老师向她介绍了我。

孙淑英要培养我，锻炼我。五十年后她跟我说：“你脑瓜聪明，能干。”

我到六小队干了不久，就赢得了好口碑。在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三日被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大队党支部决定吸收我入党之后发现，我居然没有写入党申请书，就问我是怎么一回事。我说，我口头申请过，但觉得自己没有达到党员标准，不好意思写书面申请。他们催促我，赶快写，赶快写。当天晚上，我就写完了入党申请书。

3

将近一个月后，十月五日，孙淑英书记找我谈话，我不再担任生产队长职务了，到镇里担任镇党委宣传委员，成为“以农代干”的干部。形式上，我不是国家干部，还是农民，还挣工分。但实质上，我从事的是国家干部的工作，因此，除了年底参入生产队的分红外（钱由镇里出），每一个月，镇里给我补助十八元钱。第一次拿到国家补助的十八元钱时，我很激动，活了十九年，我终于挣到国家的钱了。

我成了镇里最年轻的干部，还参加镇党委会议。

我到镇里当干部作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组织攥写《商君书批注》。那时候，批林批孔已经深入到要“评法批儒”，动员广大的工农兵“评法批儒”。凤城县革命委员会宣传组把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交给了我们，要我们组织贫下中农评注《商君书》。

别说一个大字不识的贫下中农根本就读不懂《商君书》，就是我们这些文革中毕业的高中生们，也看不明白《商君书》。我在镇里找到了两个高中生，还有于成玉，组成了一个小组。我们先买书，然后，找到了《新华字典》，《辞海》，《辞源》，就一个字一个字地抠，一天抠下来，也抠不明白几个字。有时候，单个的字全明白了，但合在一起，这整个一句话的意思还是弄不懂。没关系，我们早就下定决心了，一定要弄明白，写出批注。

这件事进行了几个月，没有什么大的进展。正在这时，又传来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又要评什么了，一会儿水浒传，一会儿资产阶级法权，我就开始了新的学习，自己认真地学完了，然后到社员中宣讲。

4

在这期间，辽宁省里的刊物《辽宁青年》和丹东市委办公室都调过我，但都被镇党委拒绝了，说我是镇里重点培养的年轻干部，要在基层好好锻炼一下。

一九七五年春，按照毛的最新指示，丹东市筹建成立“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丹东共大”），丹东市委宣传部的核心人物宋军极力推荐我去任教。

于是，市委调我到“丹东共大”工作，担任政治系教师。

这一次，孙淑英书记亲自找我谈话，她说，小范，本来想让你在基层多锻炼锻炼，上两次都顶住了，但这一回顶不住了，因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是新生事物，是毛主席领导的教育革命的一个伟大创举，所以，虽然我们舍不得，但还得同意上级组织的安排。

她嘱咐我，千万不要骄傲。

就这样，孙淑英在我十九到二十岁期间，把我推上了人生的一个大舞台。而对我来说，从三岁起就是农民户口的农民。现在，终于有了一个机会，不再是一辈子种地的农民。

从此，告别乡村。

2007.9.13初稿

2024.6.14 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