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元帥最後的軍禮 作者：尹家民　

　　解放後，中央考慮朱德年歲大了，就儘量減輕他的工作。為此事，毛澤東找朱德談過多次。對於毛澤東，朱德是深為了解的，從井岡山到中南海，兩人幾乎一直在一起。他敬佩毛澤東

　　的卓越領導才能，也甘願做個副手，協助統帥打天下，建設新中國。他二話沒說，愉快地接受了中央的安排。1959年，他在第二屆全國人代會上當選為人大委員長，直到逝世。

　　朱德經常住在空氣清新的北京郊區玉泉山，對中南海里的事不太留意，特別是會議桌以外的事就更不在意了。儘管他每年要數次下到基層，傾聽群眾的聲音，但對中央內部的事情卻知之甚少。他本人如蘭花一般高潔，對別人的事從不撥弄是非

　　自從1959年廬山會議上批判彭德懷，眼看這世界“一天天亂起來”，他才不合時宜地忍不住嘮叨幾句：“現在有一個問題，你也是反革命，他也是反革命，帽子一戴，人家還怎麼改正錯誤，沒有餘地啦!一打成反革命，人家就沒有路可走了。不行!這個問題要解決，一定要解決!”

　　1966年春節期間，朱德參加上海會議後輾轉到達杭州。康克清與他見面後，發現他常常獨自一人嘆氣，就關心地問：“你有什麼不好過?”“沒有什麼。”他說得有氣無力。“不會沒有什麼吧!”

　　幾十年的相處，康克清對朱德已十分了解，知道一定發生了什麼使丈夫不舒心的事。她再三詢問，朱德還是不說。

　　過了一會兒，朱德的秘書悄悄對康克清說，這次上海會議批判羅瑞卿，說羅有篡軍野心，撤了他中央書記處書記、軍委秘書長、公安部部長等職務。後來康克清問朱德是否為上海會議的事心情不暢。朱德嘆了一口氣說：“肅反肅到我們黨的內部核心了。是真的?是假的?弄不清楚。羅瑞卿的那些事全都看得見，他辦的每件事都報告過中央，經毛主席同意的，說他篡軍反黨，無法讓人相信。他在屋裡低頭沉思，來回踱步，過了一會兒又說：“為什麼要撤?這不是撤一個羅瑞卿的問題。像這樣可靠的人都撤，打擊面寬了，真假失去了標準，今後黨內要不得安寧了。”

　　上海會議的情況康克清並不清楚，但朱德說的這幾句話卻給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此後，朱德更是“兩耳不聞窗外事”。面對這紛亂的世界，他以沉默代替了一切。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沉默無法擺脫明槍暗箭。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五一六”通知，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點起了十年動亂的“文革”之火。在這次會上，林彪作了長篇發言，蠱惑人心地大叫黨內有人要搞政變，搞顛覆。他在會上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同時，指名批評攻擊黨中央幾位領導人，特別點了朱德的名，把朱德不贊同他所說的“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說成是反對毛澤東思想。

　　同時，康生散布朱德是空頭司令，是黨外人士等流言蜚語。“中央文革小組”的主要成員和林彪在軍內的親信，也惡毒地散布“朱德是黑司令”、“野心很大，想當領袖”、“老機會主義者”……這年8月，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等，公開攻擊朱德。在林彪和中央文革成員戚本禹等的支持和策劃下，一個打倒朱德、批鬥朱德的狂潮在“文革”初期，就已開始興起。其實，朱德對黨內所發生的一切是有看法的，他不理解，也說不清。在一次中央會議上，他憂心忡忡地說：“在‘文革’中，我覺得不能放鬆生產，要保證工農業生產大幅度增長……現在群眾起來了，我怕……怕出亂子，特別是生產上的亂子。” 於是，沒過多久，在林彪、陳伯達等人的授意下，由“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出面，貼出了第一張打倒朱德的大字報。一夜之間，五花八門的誣陷之詞，飛上了北京大街的牆上，什麼“大軍閥”、“大野心家”、“黑司令”的帽子都朝朱德扣過來，甚至叫囂要把朱德“轟出中南海”，“批倒批臭”……

　　朱德在玉泉山聽到這些消息，連忙趕回中南海的家中。汽車剛開進中南海西門，遠遠就看見各種紙張的大字報貼得到處都是。老帥的心一下揪緊了：中南海怎麼亂成了這樣呢!等車開到家門口，朱德發現不但牆上有大字報，而且連腳下的路上也是大標語。他很奇怪，自己哪來這麼多“罪名”，連北京城都快裝不下了。於是他湊近去看，看過一篇又一篇，除了一些空洞的叫喊，就是嚇人的大帽子，千篇一律就是一句話：“反對毛主席”。這可真是天大的誣衊：誰人不知當年紅軍是“朱毛”，朱德和毛澤東的名字連在一起，那是共和國一塊奠基石，怎麼能砸開來，一塊塗上紅，一塊塗上黑呢?

　　那幾天，朱德總是一個人默默地坐在寬大的辦公室里，一坐就是半晌，除了喝茶，就是嘆氣，反覆說：“是我的，我承認；不是我的，誰寫的誰負責。康克清過來問他哪裡不舒服，他答非所問：“只要主席在，總理在，就沒有關係。他們最了解我。你不要害怕，個個都是走資派，就都不是走資派……形勢會一時很緊張，總不會一直這樣緊張的，社會最終還是要安定的。”然而這個過程卻是漫長而又令人痛心的。

　　人大的造反派組織被戚本禹煽動起來，成立了“揪朱聯絡站”，準備在首都體育館搞一個揪斗朱德的萬人大會。毛澤東不允許把“朱毛”分開81歲老人要成為眾人批鬥對象的消息，很快傳到毛澤東那裡。毛澤東大手一揮，說道：“不能這麼搞。過去國民黨要‘殺朱拔毛’，現在你們說他是黑司令，朱毛朱毛，司令黑了，我這個政委還紅得了嗎?朱德不能批鬥，他是紅司令!”此話一出，造反派不敢違抗，草草收了場。“揪朱聯絡站”也銷聲匿跡。但“揪朱”的企圖並沒收斂，他們換了一種方式，由公開批鬥變為打入“冷宮”，不點名的在各種報紙上影射朱德，想瞅準時機，把暗火挑明，再次把朱德“揪出來”。事情並未因此而了結。林彪一夥進而篡改歷史，他妄圖打倒朱德，為自己樹碑立傳，為篡奪最高領導權製造口實，大肆宣傳是毛澤東、林彪在井岡山會師的。在他們的脅迫下，井岡山革命紀念館陳列物說明中，竟把朱德挑糧的扁擔，也說成是林彪的扁擔了。

　　1968年10月，在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擴大會議上，吳法憲當面誹謗、侮辱朱德。吳向朱質問：你在井岡山是怎樣反對毛主席的?更有甚者，還有人一手遮天，製造了一起所謂的“中國共產黨(馬列)案”，誣陷朱德是他們虛構的這個組織的“書記”，陳毅是“副書記”兼“國防部長”，還設有常委若干人。據稱，1967年7月，這個組織曾秘密召開過代表大會，並成立了一個“中共(馬列)起義行動委員會”，企圖發難、叛亂。林彪一夥下令到處追查，只是由於追查不出結果，而且露了馬腳，這起假案才不了了之。當時朱德對此淡然處之，不為所動。

　　有一天康克清回到家裡，看見朱德正在看一張傳單，傳單上寫着所謂“中國共產黨(馬列)”的組成、人選等，他邊看邊笑。康克清問朱德笑什麼，他說，根本沒有這回事，這是造謠嘛，讓他們造去，將來一定會弄清楚的。

　　年事已高的朱德處在這種逆境下，心情抑鬱，寡言少語。當他看到那些造謠、誣陷幾位老帥的大字報時，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語道：“心懷叵測，心懷叵測呀!”從而陷入更為憤怒的沉默中……

“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康克清是全國婦聯領導小組的成員。1967年春，婦聯機關開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南海的造反派到全國婦聯貼出大字報，說康克清攻擊江青。大字報還說她是“走資派”等等。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口實下，康克清被“揪”了出來。

　　她惴惴不安，又不理解：“我怎麼會是‘走資派’呢?我怎麼會反對毛主席呢?”她心中充滿了一個個疑團。她向朱德述說了心中的疑慮、不安和怨憤。她說：“現在你成了‘黑司令’，我成了‘走資派’，往後還不知會怎麼樣呢?”朱德不緊不慢，頗為沉着地再次安慰康克清：“你不要怕，‘走資派’多了也好，都成了‘走資派’，就都不是‘走資派’了。形勢不會總是這樣下去的。”

　　不久，毛澤東在中央軍委的一次碰頭會上說，朱德還是要保的。但林彪和江青一夥仍把朱德上綱成“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代表”。一天，康克清從外邊開會回到家裡，拿這個問題問朱德。朱德說：“這是黨內的事情，我不能給你說。”

　　康克清急了，以為朱德真有什麼事，大聲說：“人家說你是‘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代表’，到底是不是?”

　　朱德一看康克清真的急了，笑了笑說：“急啥子嘛，做什麼事總有個代表，是就是，不是代表想代表也代表不了。”見康克清還是不怎麼明白，又說：“當時不少部隊剛從國民黨軍隊起義過來，資產階級思想是存在的，他們要找我做代表，那就找吧!”朱德還告訴康克清：“毛主席不相信我會反對他，他還讓董老告訴我，要我待在中南海，不要出去。”自己不能出去了，他卻要康克清到群眾中去接受教育。他說，群眾是講理的。

　　於是，康克清就穿着一件棉大衣，天天擠乘公共汽車到婦聯機關，打掃衛生、生爐子。幾個“走資派”在一間屋子裡寫檢查，接受群眾監督，準備隨時出席大小批鬥會。

　　1967年2月，十多名群眾給康克清戴上一頂紙糊的，寫有“走資派”字樣的高帽子，讓她和另一名戴高帽子的“走資派”李寶光站在一輛大卡車上。他們沿路高呼：“打倒康克清!”“打倒李寶光!”卡車在北京市區緩行着。在到中南海西門時，“打倒康克清!”的口號聲喊得更響，更多了。次日，莫斯科塔斯社立即播出了朱德妻子康克清遊街的消息。

　　戚本禹秉承林彪、江青的旨意，在這年3月30日給全國婦聯群眾組織寫信，內容之一是，康克清可以批判。不久，有一派群眾被授權並得到支持，在經委禮堂召開了一個規模較大的批鬥會，對康克清搞了個“噴氣式”。會上，只許群眾批鬥，不准康克清回話。儘管她倒背雙手，低着頭，還是開口駁斥那些不是事實的批判。在那段時間裡，不管是什麼樣的批鬥會，她只有一個信念：“對自己和別人的事，都要實事求是。是我的錯，我承認；不是，我不承認。對別人的事，知道的講；不知道的，不講。事實被歪曲了的，不管是誰的，只要我了解，我也要如實予以說明。”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開，83歲的朱德抱病參加。那幾天，他正患氣管炎，喘得厲害。林彪、江青一夥仍然不肯放過他，在會上多次對他進行圍攻，逼他作檢討。那天，朱德開會回來，問康克清：“你認識不認識吳法憲、邱會作?”

　　　康克清說不認識。

　　　朱德又問：“你總該認識李作鵬吧?”

　　　康克清想了想說：“就是過去在你警衛班裡當戰士的那個李作鵬吧?”

　　　朱德嗯了一聲。康克清感到朱德突然提起這幾個人必有原因，就問他是什麼意思。朱德嘆了一口氣，說：“這幾個人，都左得不可收拾口 羅 !”

　　九大閉幕不久，朱德就接到一個“勒令”，要他和董必武、李富春、聶榮臻、陳毅、葉劍英、李先念、徐向前等人交代反黨罪行。朱德說：“不要理它!”

　　1969年10月，林彪發布一號命令，宣布軍隊進入緊急狀態。朱德覺察到這裡有“鬼”。他對康克清說：“現在毫無戰爭跡象。戰爭不是小孩子打架，憑空就能打起來的，打仗之前會有很多預兆。‘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但在“加強戰備、疏散人口”的名義下，許多被視為有這樣那樣問題的人，都被疏散離開北京。朱德被指定到廣東從化。

　　這個決定宣布後，朱德需要康克清跟他一起走，便於隨時照料自己。再說，他也不放心她一個人留在北京。可是，當時康克清的一切行動都得聽從全國婦聯軍代表的指揮，沒有他們的允許，她是不能隨意行動的。康克清向朱德講了自己的難處。朱德無奈地說：“那只好打電話給恩來，讓恩來去跟他們說了。”朱德的這個要求得到周恩來的支持，在周恩來的干預交涉下，康克清總算和朱德一起到了廣東從化。

　　1973年12月21日，毛澤東同參加中央軍委會議的人員談話，朱德也去參加了。回來時他興奮地告訴康克清：“毛主席對我說：‘老總啊!你好嗎?你是紅司令啊!人家講你是黑司令，我總是批評他們，我說你是紅司令’……”說的時候，朱德心情激動，眼圈都有點紅了。周恩來向外界說明：朱德是紅司令

　　朱德和周恩來是一對感情很深的革命老戰友。自從他們1922年在德國柏林一見如故，幾十年來，生死攸關，休戚與共。他們彼此互相尊重，互相鼓勵，共同擔當着黨和國家的領導工作。

　　給人印象最深的要數那條毛毯了。

　　西安事變後，周恩來去西安與國民黨談判，經常冒着嚴寒往返於延安與西安之間。一次，他從朱德那裡出發，沒有帶行李。為了照顧周恩來的身體，在送別時，朱德就把自己身邊惟一的一條毛毯送給周恩來帶去禦寒。1937年5月，周恩來由延安去南京途中，遭到土匪的伏擊。周恩來親自指揮警衛人員作戰，機智地擺脫了敵人。當我援軍聞訊趕來時，那幫匪徒在車上沒有找到任何“財寶”，氣急敗壞地在這條毛毯上用刺刀戳了好幾個窟窿，然後逃竄了。抗日戰爭爆發後，在朱德即將奔赴太行山抗日前線時，周恩來想到那裡天氣寒冷，又把這條飽含革命情誼的毛毯回贈給了朱德。在太行山，朱德住在老鄉家裡。老百姓太愛自己的總司令，總想把火炕燒得更熱些，結果這條毛毯又被烤了一個大洞。朱德仍捨不得丟掉它，讓康克清一針一針把燒破的地方給補綴起來，繼續帶在身邊使用。朱德帶着它經過了八年抗日戰爭和三年解放戰爭，一直保存到全國解放。現在，這條毛毯珍藏於中國軍事博物館。

在艱苦的戰爭年代，周恩來每次外出回到延安，總要詢問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伙食搞得怎樣?如有人送點什麼吃的給他，他總要工作人員先送給毛主席和朱總司令一些，自己才肯吃。有一次，工作人員給周恩來領回了一點水果，周恩來馬上問：“主席和朱老總有沒有?中央其他領導同志有沒有?”當他聽到回答：“我們送去的比這還多呢!”他才滿意地吃了。

　　建國以後，周恩來更忙了，很少有休息的機會，但只要有點空閒，朱德總要和他聚一聚。朱德要看電影時，就去約周恩來，好讓他也休息休息。

　　在林彪叛逃前，“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口號已經成了一種時髦。只要不是毛澤東、林彪領導的事情都會受到懷疑，南昌起義自然也不可免。於是，有了要以“9月9日為建軍節”的呼籲；有了外國使節到了南昌也不安排參觀八一起義紀念館的先例，理由是“紀念館正在整修”。古巴駐華代辦加西亞便受到了這樣的“禮遇”……

　　接到外事簡報的周恩來，將此事報告了毛澤東。

　　1971年4月23日晚，加西亞離任回國前夕，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他，並在福建廳門口，同他合影。此時的周恩來已察覺到了毛澤東對林彪的“討嫌”，所以與加西亞談話一開始就說：“你提出，應該把南昌起義後朱德同志帶領隊伍上井岡山和毛主席領導的秋收起義隊伍會合這段歷史展覽出來。這個意見完全正確。這也是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我把你的意見告訴了毛澤東同志，他說你的意見是對的，並且要我們告訴展覽館進行更正。”加西亞愉快地點了點頭。周恩來藉此機會重申了對此事的態度：“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旗的圖案就是‘八一’兩個字。定軍旗圖案的時候，正是解放戰爭快要取得勝利的時候，我和毛主席在一起工作。各種圖案都選不上，毛澤東同志就說，何必另選呢?把‘八一’兩個字寫上不就是一個圖案?我說，紅軍獲得成功是從井岡山開始的，八一起義是失敗的，恐怕用‘八一’兩個字不一定恰當。毛主席說，不對，八一起義向國民黨反動派開了第一槍，秋收起義在八一起義之後。”

　　眾所周知，周恩來在任何時候都沒有為自己爭過功，個人名利於他如浮雲。但是在當時的情勢下，能為八一南昌起義正名，真是難能可貴。

　　因為林彪的陰謀活動，老帥們的日子大多不好過。尤其是參加過八一起義、當時職務又在林彪之上的朱德、賀龍、陳毅等，已經被整到了生死邊緣。周恩來藉此機會說明真相：“南昌起義時有兩支軍隊，一支是賀龍領導的，一支是葉挺領導的。葉挺在北伐戰爭時帶領一個獨立團把武漢打下來，那時林彪在這個團里當排長。1927年，我們在汕頭外圍打仗時，留下朱德率領的一部分隊伍牽制國民黨軍，林彪在團里當連長，陳毅同志在團里當支部書記。朱德的部隊沒有參加汕頭作戰，沒有受到損失。他帶領一部分保存下來的部隊，轉到廣東北部、湖南南部，最後在1928年春到達井岡山和毛澤東同志的部隊會合。這就是兩支部隊的會師。朱德是軍人出身，當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所以，從1928年後中國反動報界總說‘朱毛’，把這兩個名字一直連在一起。毛澤東同志說，不管這個同志後來犯過多少政治路線錯誤，他把一支部隊帶到井岡山，這是一個大功，保留了很多幹部。所以寫歷史總要把這件事寫上。”

　　說到這裡，周恩來頗為動情地對加西亞說：“朱德同志年紀大，85歲了，身體不好，休息時間較多，沒有參加這次運動。我們的紅衛兵翻他的歷史，說他犯過錯誤，反對過毛澤東同志，就在中南海里貼大字報，說他是‘黑司令’。毛主席站出來說話了，你們年輕人不懂得歷史，這是不對的，朱德同志還是‘紅司令’。雖然他犯過錯誤，但我們總還是在一起戰鬥到現在，所以黨的九大仍選他參加政治局。上井岡山是正確的，南昌起義失敗了，犯了錯誤。兩方面對照起來就更顯得毛澤東領導的革命路線正確。這是你的意見。毛澤東很欣賞你的意見，合乎他的思想……”

　　周恩來很久沒有這樣痛快淋漓地談起南昌起義了，儘管他還無力保護所有的受難者，他還得謹慎小心，還得處處藉助毛澤東的支持。但在林彪尚未摔死前的這次講話，卻使得南昌起義時大難不死的人們又一次獲得了“新生”。

　　元帥最後的一個軍禮

　　1971年夏天，康克清隨朱德去北戴河。一天，陳毅興沖沖地跑了進來。經歷這場“文革”災難，老友見面分外高興，陳毅當時雖仍處在紅衛兵造反派的圍攻中，但依然談笑風生。康克清問他：“紅衛兵貼了你那麼多大字報和打倒你的大標語，你真的一點兒也不考慮嗎?”

　　陳毅笑笑說：“怕個啥子喲，大不了就是我這一百五六十斤!我已經死過好多次，是馬克思他老人家有眼，不接受我，現在我隨時準備到他老人家那裡去報到。可是叫我背叛真理，那是永遠做不到的!”

　　陳毅對朱德、康克清說：“這次是總理叫我來看你們的。總理想親自來看望你們，但現在總理出國去了，叫我代表他向朱老總問好，希望你們多保重。”聽了陳毅的話，康克清很感動，一股感激之情油然而生。“總理啊總理，你對我們的深情厚誼，我永世難忘。”朱德慢慢地訴說着他的心聲，“我們這些人為革命幹了一輩子，現在為了顧全大局，做出這樣的容忍和個人的犧牲，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也是少有的，將來許多問題都會清楚的。”這後幾句話他怕陳毅未聽清，又重複了一遍。

朱德同周恩來最後一次相見是1975年7月11日。那天，周恩來身體稍好一些，起床後在病房內做運動。他的衛士高振普回憶道：他邊運動邊對我說：“你去打電話，問一下朱老總的身體怎麼樣?他現在有沒有時間?前些日子他想來看我，因為我當時身體不太好，沒能請他來，今天可以了，看朱老總能不能來。”我答應馬上去打電話。總理接着說：“現在是4點多鐘，如果老總可以來，5點鐘可以到這裡，大約談上半個小時，5點半可以離開，6點鐘他可以回到家吃飯。按時吃飯是朱老總多年的習慣。他有糖尿病，年歲又大，不要影響他吃飯。如果今天不能來，過幾天他要去北戴河了，最好在此之前來一趟。”周總理住院後，朱老總幾次想來看望，只是怕影響總理的正常治療。周總理也不願讓年近九旬的朱老總看到他在病榻上的樣子，所以一直沒有讓來。今天，總理約朱老總來，是想到朱老總過幾天要去北戴河，需兩個多月才能回來，總理擔心到那時自己的身體條件不會比現在好，所以，請朱老總在去北戴河之前先來見見。

　　我把朱老總可以來的消息報告了總理，同時轉達了康大姐的問候。總理在病房裡來回走了幾趟，對我說：“換上衣服，到客廳里去見老總，不要讓他看到我穿着病號衣服。”5時50分，朱老總到了。他邁着穩健的步子走向客廳。周總理起身迎向老總，兩人同時伸出雙手。朱老總用顫抖的聲音問總理：“你好嗎?”總理回答說：“還好，咱們坐下來談談。”朱老總已89歲高齡，動作有些遲緩，我們扶他坐在沙發上。總理關心地問老總：“要不要換高一點的椅子?”老總說：“這個可以。”總理示意關上客廳的門，我們都退了出來，客廳里兩位老戰友開始了談話。

　　6時15分，談話結束了。總理送老總走出客廳，緊緊地握手告別。警衛員攙扶着老總上了車，總理目送着汽車開走，才轉身回到病房。誰能想到，這次相見竟是兩位出生入死幾十年的老戰友的最後相見!

　　1976年元旦，朱德也在住院，剛好一點，他就出了院。在他生病期間，組織上沒有將周恩來病重的消息告訴他。1月8日，周恩來逝世時，怕朱德悲傷過度，一開始也不敢告訴他。那天下午，他還去接見外賓，接受國書。回來後，康克清先慢慢地對他說：

　　　“總理病情最近惡化了。”

　　朱德聽了後，沉默了一會兒，竟不肯相信。他認為有那麼多的好大夫給總理治病，病情不會發展得那麼快，但他的心情還是顯得十分沉重。到了晚上8點，朱德才得知周恩來已經逝世的消息。他先是一怔，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到家人個個淚流滿面的樣子，他才肯定這是真的了。他坐在那裡沉默不語，眼淚從他那飽經風霜的臉上流了下來，滴落在衣襟上。在那麼漫長的革命生涯中，女兒朱敏還是第一次看見父親流淚。

　　當朱德聽到周恩來在臨終遺言中說要把骨灰撒在祖國的大地和江河裡時，他喃喃說道：

　　“過去人們死後要用棺木埋在地里，後來進步了，死後火化，這是一次革命。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恩格斯去世後，骨灰是撒在大海里的，而總理要把骨灰撒在祖國的大地上和江河裡，這也是一次革命。總理為黨、為國家、為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是一個真正徹底的革命家。”他一邊說，一邊流淚，還問家人：“你們知道總理的革命歷史嗎?”

　　女兒點了點頭。“你們應該了解總理的革命歷史!”說着，朱德就開始講起總理革命的一生。聲音是那樣深沉，又是那樣悲切，言語中飽含着他對親密戰友的懷念。人們怕朱德過分傷心，身體受不了，沒有讓他多說，但他還是自言自語：“你們知道總理的革命歷史嗎……”

　　　他自己陷入了深深的回憶之中了。

　　周恩來治喪委員會的同志特地來看望朱德。考慮他年事已高，身體又不好，勸他不要外出活動，注意節哀，並建議他只參加一次周恩來的弔唁儀式。可他說什麼也要參加全部弔唁活動。在向周恩來遺體告別的那天，朱德穿上軍裝，在女兒的陪同下，趕到了醫院。在車上他就要脫帽。當他吃力地走進靈堂時，雙眼直盯盯地望着靜臥在鮮花和翠柏叢中的周恩來，這位九十高齡元帥的剛毅的臉上，流下了熱淚。他緩緩地走近周恩來的遺體，專注地望着共事50多年的老戰友，似乎有話要對他說，可這已經是不可能。他努力站得筆直，異常莊重地舉起右手，行了一個標準的軍禮!千言萬語都化在這崇高的敬禮之中。從此以後，朱德吃不好飯，睡不好覺，經常一言不發，靜靜地坐在那裡，時不時地叨念周恩來的名字。

　　周恩來的追悼會就要舉行了。秘書見朱德悲傷過度，連續幾天徹夜不眠，身體特別虛弱，怕他撐不住，就徵求他的意見：　“去不去?”

　　　“去，當然去!”沉浸在極大悲痛之中的朱德，根本沒有考慮自己的身體狀況，馬上作了肯定回答。

　　可是，就要上車出發的時候，朱德卻因兩腿軟得厲害，怎麼也站不起來了。這使朱德非常不安，坐在沙發上，難過地嘆氣：“唉，去不成了!這怎麼對得起恩來?”

　　猛然，朱德想起什麼，忙吩咐說：“快把電視機打開!就是坐在家裡，我也要參加這個追悼會。”

　　電視機打開了，朱德懷着對老戰友的巨大哀思，隨着那撕心裂肺的哀樂，閃着淚花，送走了那繫着黑紗的靈車……

　　最珍貴的遺產

　　１976年6月21日，朱德會見澳大利亞聯邦總理馬爾科姆·弗雷澤，這是他最後一次會見外賓。不知何故，會見時間推遲了。當時外交部工作人員未通知朱德，他在人民大會堂長久地等候。外邊天熱，室內空調溫度過低。朱德90高齡，在室內外溫差懸殊的房子裡待久了，着了涼，引起咳嗽，伴有低燒，吃了點止咳消炎藥，症狀也不見減輕。25日那天，康克清回家比較晚。朱德一夜不停地咳嗽吐痰。第二天早晨，發現痰裡帶血。經北京醫院醫生會診後，建議住院治療。朱德想到第二天還有會見外賓的任務，說：“不要緊嘛，等明天會見外賓後再住院也不晚。”

　　已經連續幾天感到不適的朱德，還是硬撐着起來，讓秘書念念文件，為次日接見外國使者做準備。醫生不放心，給他搭脈，聽心臟。從醫生臉上的表情，也可以知道情況不好。經過幾個專家會診，決定讓朱德立即住院治療。朱德聽着醫生們的勸告，臉上沒有露出吃驚的樣子。等所有的醫生都講完了，他才淡淡地說了一句：“不要緊的。”

　　醫生們着急了，都勸他：“委員長，你畢竟年歲已高，就是一聲咳嗽，一次感冒都會危及生命的!還是住院吧。”

　　　“你們放心。”朱德還是那樣從容而執拗，“等我接見了外交使節，做完工作後，就來住院，這總可以了吧?”

　　醫生們無可奈何，也為他老人家如此忘我的工作精神所感動，只好勉強同意。不料，第二天，即6月26日，朱德已感全身無力。醫生們的臉上罩上了一層烏雲。那天，康克清照常上班，朱德身邊工作人員打電話給她說：“朱老總的病，醫生看過，建議馬上住院。”康克清問住哪個醫院?顧英奇大夫說：“還是住北京醫院吧!”康克清說：“那就拜託醫生啦!”

　　當時天氣很熱，朱德住在四樓，病情嚴重。這時，康克清緊張起來，丈夫的病怎麼會一下變得這麼嚴重?他各方面看來都還比較正常。她說什麼也不相信。

　　天氣熱得難受，沒有空調。工作人員把房門、窗戶都打開也不行，里外一樣熱。康克清想為他爭取調到另一間病房去，朱德堅決不同意。他說：“進到醫院來，一切聽從醫院安排。他們自有他們的道理，不能再給他們添麻煩。”

由於病情加重，朱德表現出煩躁不安，飯吃不下，覺睡不好。熱，更使他感到難受。電扇也不解決問題，更不敢直接對着他吹。康克清找醫生了解病情，他們說是“心臟衰竭”，“糖尿病嚴重，心肌也有問題”……接着，組織會診。早飯後，來了一屋子的人，會診之後，提出了多種治療方案，眾說不一。後來決定用卡達黴素，這種藥用多了對腎臟有損傷，會引起尿路不通。果然，打針以後，排尿越來越少，輸進藥液1000至2000毫升，排尿只有100毫升。腎臟出現問題，有尿中毒的危險，康克清請求換藥。這時，在朱德身體四周都放了冰塊。院方和醫務人員也想盡辦法，竭力搶救。

　　當時為朱德專門成立了醫療組，組長是中央軍委副秘書長蘇振華，副組長是李素文，成員有姚連蔚、吳桂賢、劉湘屏……劉湘屏是當時的衛生部長，同江青的關係比較密切。她在三樓住，雖然每天都要來看朱德一次，但她的態度和神情，都使康克清感到劉湘屏對朱德缺少真誠的關心。有一次，康克清聽見她問負責朱德醫療的主管醫生：“還能拖多久?”

　　朱德躺在病床上，仍想抬起頭來。他向醫生提出，自己還要按約定時間去接見外賓。可是他的頭頸無力，說話也不利落。醫生們堅決阻止他：“委員長，你不能再活動了，一切要服從治療!”

　　朱德沒有辦法，可眼睛還不時掃一下房門，希望有人會來接他去會見外賓。可是門口出現的卻總是秘書。秘書俯在他耳邊，小聲告訴他，外事部門已有了妥善安排，你就安心養病吧。朱德這才翻過身去，閉上眼睛休息。

　　7月初，朱德已報病危，但他神志還比較清醒。一天，李先念來醫院看他。這時，朱德想的還是國家和人民，他關心的還是國家的生產建設。聽說李先念來了，他緊閉的雙眼立即睜開。兩人緊緊地握手。朱德輕聲慢語地說：

　　“生產要抓，不抓生產，將來不可收拾。”又說：“生產為什麼不能抓?哪有社會主義不抓生產的道理?要抓好!”

　　他說得很慢，康克清和李先念兩人都聽得清清楚楚。他的這些話顯然是針對“四人幫”的，特別是後面的話。

　　後來，再有人來看他，他都要睜眼看看，但是幾乎已不能說話，神志很快也不清了。

　　7月2日，朱德的病情加重。這天，他剛剛畢業的孫女趕來看他。朱德見心愛的孫女來了，精神似乎好多了。他用目光示意孫女坐在他身邊，孫女順從地坐了過來，他的臉上頓時出現一絲光彩。他努力顯得輕鬆些，甚至還準備說句笑話：“我們的大學生來了……”剛說了第二句“要做……無產階級……”，他再也沒有力氣把話說完。他顯然要囑咐孫女做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也是他留給子孫後代的最寶貴的遺訓。

　　7月4日，朱德已經意識到自己將不久於人世。他用盡全身僅有的一點氣力，清楚地喊了一聲女兒的名字：“朱敏。”朱德兩眼露出期待的目光，凝視着女兒，口微微張了幾張，似乎有話要說。見此情景，朱敏立刻俯下身去，湊近父親的耳畔，安慰他老人家說：“爹爹，你不用說了，我明白您的意思——‘永遠聽黨的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革命到底’。您放心好了。”聽到這些話，朱德臉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1976年7月6日下午3時1分，朱德逝世，享年90歲。從住院到去世，只有10天。

　　朱德住處的衛生間設備簡陋，地方狹小，洗澡盆又高又笨，進出很不方便。朱德年紀又大，又高又滑的浴盆很容易發生意外。為了他老人家的安全，管理部門幾次建議把浴盆改低一點，再裝一個噴頭，好讓他坐着淋浴，可他說什麼也不同意，理由就是：“國家用錢的地方多得很，我這裡已經很好了。再翻修改裝，又要浪費錢財。”這次朱德住院後，工作人員趁機把浴盆改裝好，即使遭到老人的批評，那也心甘情願!老人能安全一點，舒適一點，比什麼都強。可是，他們再也沒有等到朱德回來……

　　那一段時間，康克清沉浸在悲痛之中。但是，她很快就從悲痛之中解脫出來。她想到老總的為人，想到老總對自己的希望，特別是他生前“革命到底”的遺言，她必須繼承丈夫的遺志，更加堅強、勇敢地擔起未來的擔子。對老總的最好懷念，不是悲痛和淚水，也不只是幾句誓言，而是堅定不移地以實際行動，盡最大的努力，爭取美好的理想早一天實現。

　　朱德一生廉潔奉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為黨工作，沒有絲毫的私心雜念。生前，他曾多次對自己的子女說：“人總是要死的，不能永遠活着。我是無產階級，我死後你們沒什麼可繼承的。房子、家具都是公家的。我所用的東西，都要上交。我最珍貴的，就是屋裡掛的那張毛主席像，你們可以繼承。我的那些藏書，你們可以拿去學習。”

　　朱德晚年病重的時候，曾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講：“我有兩萬元的存款，這筆錢不要分給孩子們，不要動用。告訴康克清，把錢交給組織，作為我的黨費。”

　　朱德病逝之後，他的戰友、妻子康克清按照丈夫的遺囑，把這筆存款如數交給了黨組織，完成了朱德的遺願。

　　現在，朱德省吃儉用20多年積蓄下來的那張2萬元存款單，陳列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內。

　　在中南海毛澤東的寓所里，剛被搶救過來的毛澤東，靜臥在病榻上。這時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華國鋒趕來向他報告了朱德逝世的消息。毛澤東聽完華國鋒的報告，用微弱、低啞的聲音問：“朱老總得的什麼病?怎麼這麼快就……”他囑咐華國鋒一定要妥善料理朱德的喪事。

　　朱德的逝世，在世界各國的領導人中引起了廣泛的反響。他們紛紛發來唁電、唁函，表示深切的哀悼，並且高度評價了這位具有傳奇色彩的中國領導人是：“本世紀最偉大的民族領袖之一。”“中國紅軍之父。”“為爭取中國人民解放而奮鬥的傳奇式的統帥和戰士。”“中國人民優秀的兒子。”“無私地忠於職責的典範。”“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偉大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