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毅與饒漱石的恩恩怨怨

在新四軍的歷史上，客觀上一直存在着軍政主官不和的現實。先是首任葉挺與政治委員項英間的分歧與爭議，某種意義上造成了“皖南事變”的發生和突圍中的被動。爾後劉少奇任政治委員，與代理軍長陳毅共事，關係還是很融洽的。

　　但1942年劉少奇離開新四軍到中央工作後，代理華中局書記饒漱石為爭奪黨的一元化領導之後作為一把手的華中局書記一職，向代理軍長陳毅發難，最後使兩人的關係愈來愈惡化，並以饒漱石攫取了華中局書記一職，將陳毅趕出新四軍軍部的暫時勝利而告終。但歷史終究會拂去其表面上的塵埃，還其本來面目。1953年底高崗、饒漱石的陰謀敗露之後，饒漱石排擠打擊陳毅的真相才大白於天下。

　　上任伊始的饒漱石對直言相勸的陳毅心懷不滿

　　1941年1月初，“皖南事變”爆發，新四軍軍部9000餘人，除1000多人突出重圍外，其餘壯烈犧牲或被俘。其中新四軍軍長葉挺被扣押，副軍長兼政治委員項英被叛徒殺害。1月20日，中央軍委發布命令，任命陳毅為新四軍代理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3月27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共中央華中局，統一指揮華中地區的黨政軍工作，由劉少奇擔任書記。在實行黨的一元化領導後，華中局書記的地位顯得愈加重要，成為華中地區黨政軍的最高負責人，位高權重。

　　1942年3月，劉少奇調中央工作，並推薦華中局副書記、新四軍政治部主任饒漱石為華中局代理書記。鑑於陳毅資格老，威信高，為爭奪華中局書記之位，善謀權術的饒漱石對陳毅發起攻擊，企圖將陳毅排擠出新四軍，從而造成新四軍與後來的華東野戰軍歷史上為時十餘年之久的陳、饒不和。

　　1942年5月以後,整風運動由延安的高級幹部學習階段轉入全黨整風階段。在華中華東根據地，形勢極為嚴峻。數萬日軍和幾方偽軍分成十多路，撲向淮北和淮海抗日根據地，進行了大規模的“掃蕩”。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被迫由蘇北鹽城一帶，轉移到津浦路東黃花塘村。到1943年秋季，華中局和華東邊區根據地整風學習進入了高級幹部批評與自我批評階段，以使思想達到與黨中央高度的一致。但也有人把整風當成整人，別有用心地達到自己的目的。饒漱石就屬於這類人。

　　饒漱石，江西臨川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長期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曾先後留學英國、法國、蘇聯，回國後參與工會系統的領導工作。1935年再次赴蘇，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抗戰爆發後回國，任中共中央東南局副書記。

　　在1941年1月的皖南事變中，由於新四軍政委項英私自離隊，黨中央來電指示由饒漱石與葉挺全權負責指揮部隊突圍，重大軍事行動由軍長葉挺下最後決心。由於戰局急劇惡化，黨中央在一份電報中指示部隊“可與包圍部隊首長聯繫”。在被包圍後，饒漱石極力說服葉挺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下山與國民黨軍隊談判，葉挺下山後被扣押。部隊被打散後，饒漱石被俘。他利用身上藏的新四軍軍費黃金，買通了獄卒，逃出了監獄。在地下黨和人民群眾的掩護下，饒漱石從皖南經上海，輾轉來到新建的新四軍軍部鹽城，被中原局書記、新四軍政委劉少奇任命為華中局副書記兼宣傳部長，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與新四軍代理軍長陳毅一起共事。饒漱石實際上是一個白衣秀士王倫式的人物。他心胸狹窄，又“頗不安分”；很重權欲，又有一套整人權術。為了一統淮南根據地黨、政、軍大權於一身，饒漱石開始了排擠新四軍代軍長陳毅的活動。

　　早在1942年，黨中央就籌劃召開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1942年5月13日，中共中央致電華中局：“中央決定少奇同志回延安參加七次大會。少奇同志來時，由饒漱石同志代理中原局書記並代理新四軍政委，望少奇同志即將工作交代，攜帶電台，動身回延。何日可起程，望告。”這已經是中央給華中局的第二封電報了。

　　華中局則回電中央表示：“倘七大會期仍未最後確定或大會於短期內事實上仍不能舉行，則我們仍主張少奇同志不急返延安而留在華中領導工作。倘大會已確定舉行，則少奇同志須於華中局擴大會後於2月底或3月初始能動身。”

　　1942年1月20日，中共華中局第一次擴大會議在阜寧縣單家港舉行，歷時一個半月。陳毅作了軍事建設方面的總結報告。劉少奇在3月4日所作的大會總結報告中最後說：“中央有電報來，調我回延安，以後華中局書記由饒漱石來代理，軍分會由軍長代理，我恐怕不久就要動身。跟同志們工作很久，這次會議是總結了工作，同時也即是辦交代。饒漱石同志、陳軍長是黨內很好的領導者，我走了沒有問題，在饒漱石同志、陳軍長領導下，許多同志一定能團結一致，努力工作。”顯然，此時的劉少奇並沒有看清楚饒漱石的真實面目，對饒漱石是非常信任的。這對於野心勃勃的饒漱石來說，無疑是其政治生涯中的一個轉機。

　　1942年3月19日，劉少奇奉命到黨中央工作，由饒漱石擔任華中局代理書記、新四軍代理政委。當眾人紛紛挽留劉少奇時，饒漱石卻陰陽怪氣地說：“少奇到中央工作，去當大官兒了，我們不能影響他個人前程。”大家聽着都感到很彆扭，雖然說的不是沒有道理，但讓人聽起來有些不舒服。

　　劉少奇走了，華中與新四軍的大權掌握在了饒漱石的手中。饒漱石很清楚，自己資歷淺，缺乏黨政軍全面的領導經驗，對各方面又了解甚少，不敢上任伊始就誇誇其談，不得不向代理軍長陳毅請教。性情耿直的陳毅毫不做作，光明磊落，毫不保留地向饒漱石傳授經驗，指點迷津，對饒漱石熱情相助。

　　饒漱石對待知識分子的態度十分不好，他說：“對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要先小人，後君子。”一般幹部鑑於饒漱石的地位，畏懼其打擊報復，對他雖有意見，但不敢直接向他提出，更多的是向陳毅反映。襟懷坦蕩的陳毅，根據大多數同志的反映，對饒漱石進行了一番善意的批評幫助。但饒漱石心中很是惱火，表面上表示虛心接受。當他看到陳毅不拘小節，談笑風生之時，以獨有的人格魅力吸引了大部分幹部在他的周圍時，又對陳毅產生了強烈的嫉妒之心。陳毅那裡門庭若市，而自己門前卻門可羅雀。

借整風運動之機，饒漱石對陳毅發起突然襲擊

　　1942年5月，華中局與新四軍軍分會決定，由饒漱石帶工作組到淮南去檢查二師的工作。在5月10日饒動身前，陳、饒致電各師及各區黨委：饒漱石赴二師及路東地區巡視工作，預計3月後方能返部，華中局書記兼政委職務由陳代理。

　　華中的黨、政、軍領導工作，便集中於陳毅一身。在此期間，陳毅除了大力指揮華中全區夏收、反“掃蕩”、反“清剿”的鬥爭外，他的工作日誌上還有許多其他項目。區黨委工作，軍區工作，黨校、抗大的工作，後勤衛生工作等等，他都親自安排，召開或出席會議，講話、上課、寫文章。

　　9月19日，饒漱石從淮南回來了。軍部的許多幹部不禁對這前後兩位代理書記開始議論。劉少奇離開華中後，代理華中局書記的不是陳毅而是饒漱石，不少人對此本來就頗有微詞，大家對富有鬥爭經驗、威望高的陳毅稱讚較多。陳毅雖也聽到一些，卻未予重視，而缺乏群眾基礎的饒漱石卻倍感壓力。

　　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通過了《關於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係的決定》，給饒漱石以新的觸動：中央提出了要實行黨政軍民一元化領導，今後華中局書記的地位將更重要，但是他代書記已半年整，至今“代”字還在頭上。將來正式的書記是誰還是個未知數。陳毅資格老、能力強，又有黃橋決戰等打開華中局面的光輝戰績，隨時都可能被中央任命為書記。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善於投機的饒漱石為此惴惴不安。

　　到1943年秋季，華中局和華東邊區根據地的整風學習，進入了高級幹部批評與自我批評階段。饒漱石認為，排擠陳毅的機會到了。饒漱石知道，1929年，時任紅四軍政治部主任的陳毅在主持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時，對一直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毛澤東進行了批評指責，致使毛澤東被撤掉了紅四軍的前委書記，陳毅接替了毛澤東的位置。後經周恩來批評後，陳毅又將毛澤東請了回來。

　　饒漱石也知道陳毅心直口快，曾對有的幹部隨便談過這些至今使他難受的往事。

　　這些事既可證明陳毅早就“反對毛主席”，又可證明陳毅排擠黨代表、取代書記由來已久。饒漱石也知道，華中局的幹部們對他這個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意見不少，有的相當強烈。饒漱石就欲擒故縱，以退為進，故意暫時離開軍部，讓陳毅主持整風，動員幹部們對領導提意見。他口頭上說是自己學習了毛主席的《關於農村調查》之後很受啟發，要聯繫實際，做毛主席的好學生，因而到40里外的大劉郢農村去調查研究。實際上是有意要造成陳毅發動幹部批評攻擊政治委員的印象。他臨走前還專門作出部署：整風中意見激烈尖銳時，馬上通知他。

　　8月13日，按照原定計劃，陳毅召集直屬隊領導人及司令部科長、政治部部長的會議，檢查工作，向領導提意見。陳毅動員之後，大家發言，各抒己見，互相啟發，發言越來越熱烈，越來越深入，並且越來越集中。政治部的幹部紛紛講新四軍的政治工作如何受到削弱，其焦點果然集中到饒漱石的身上。由於時間不夠了，而大家發言的勁頭卻越來越大，陳毅不得不宣布第二天繼續談。陳毅並指定政治部秘書長將大家意見加以匯總，整理成若干問題，以便今後報中央軍委研究解決。

　　第二天的會議更加熱烈，許多人的言詞是相當尖銳而激烈的。8月18日下午，饒漱石突然回來了。政治部秘書長把他根據大家發言整理的材料送請審閱，饒漱石卻說：“早知道了，不用看了！”秘書長深感詫異，饒漱石在農村搞調查，機關開會提的意見怎麼會“早知道”了呢？由此開始，饒漱石几乎每天都找華中局和軍部各方面的負責幹部談話。談話中總是要說到陳毅“反毛主席”，說到陳毅一貫反對政治委員、排擠書記企圖取而代之，並緊密聯繫此次整風中動員幹部們集中批評政治委員的“事實”。這就使一些負責幹部聽後誤以為饒漱石是受中央之命來清算陳毅的老賬新賬的，都不免對陳毅心存戒懼，遠離了陳毅，使陳毅孤立起來。用陳毅自己的話說，當時他那裡是“鬼都不上門”。

　　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之後，饒漱石直接與陳毅攤牌了。他二人一連幾個晚上爭論到深夜甚至拂曉，使住在隔壁的秘書都不敢入睡。

在黃花塘村，饒漱石列舉了陳毅的“十大罪狀”

　　1943年10月26日，華中局組織的整風會議在黃花塘的新四軍軍部舉行。參加會議的成員是華中局委員，新四軍各師的負責人。陳毅進來後，坐在了饒漱石指定的位置上。饒漱石以會議主持人身份表情嚴肅地說：“諸位，今天是陳毅作自我批評。此人經歷複雜，問題很多。大家要認真聽，要認真記錄。為了幫助陳毅認識自己，待他發言後，你們要認真發言，對他的錯誤要毫不留情，要徹底揭露，並徹底批判。”饒漱石說完這開場白後，轉臉針對陳毅嚴肅地說：“陳毅，你雖是一軍之長，平日可以指揮千軍萬馬，可今日你是普通黨員，態度要端正，對自己的錯誤要交待清楚，不准矇混過關。”

　　饒漱石帶有威脅性的語言，不僅使所有與會者感到震驚，就連陳毅都感到這不是在自我批評，簡直是在審問犯人。陳毅心中驟然起了疑問，這是什麼意思？你饒漱石把我陳毅看成是階級敵人？怎麼這些話說得這麼難聽？但耿直的陳毅還是想，這是黨內會議是嚴肅的話題，既然是自我批評會議，主持人如果輕描淡寫，很容易使整風流於形式，嚴肅點好。反正自己錯誤缺點是有的，批判也無不可嘛！即使是有什麼名堂，我陳毅行得正，走得端，光明磊落，不怕你搞陰謀詭計。

　　陳毅迅速恢復了安靜的神態，坦然地看看大家，拿出發言提綱，開始作自我檢查。陳毅從他的家庭出身談起，把自己的經歷向大家介紹一番，從勤工儉學到參加大革命，從投身南昌起義領導湖南暴動；談到與朱德率部上井岡山，參與開闢贛南閩西根據地；從第一次反“圍剿”談到堅持三年游擊戰爭，直至抗日戰爭。他主要的是從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和在指揮一些重大戰役決策上的失誤，作了深刻的檢討，哪些勝利是毛澤東的指揮藝術，哪些失誤是自己主觀上判斷失誤等，整整地侃了一天。

　　大家靜靜地聽着，不時地作着記錄。整個會場是陳毅一個人說，眾人洗耳恭聽，無風無浪。不同的是，饒漱石的臉色越來越陰沉，還不時地在本子上記着。

　　饒漱石最後宣布，晚飯後繼續開會，對陳毅的自我批評進行評議和開展批評幫助。陳毅發完言，感到緊張而又輕鬆。說得對不對，反正是放下了包袱。

　　吃完晚飯，所有與會者都端着水杯來到了會議室。會議仍由饒漱石主持。他咳嗽了幾聲，暗示下面安靜，他要發言了。饒漱石環顧眾人一眼，用冷冰的面孔說道：“陳毅居然作了一天的報告，這哪裡是自我批評？分明是在評功擺好嘛！

　　明明為自己歌功頌德嘛！往臉上貼了一天的金。雖然也說了一些批評自己的話，但是全是些雞毛蒜皮的錯誤，那也是輕描淡寫，避重就輕地略微帶過去了。”“據我所知，陳毅從參加革命那時算起，就懷着升官發財的個人目的，雖然革命生涯20餘年，風風雨雨有所建樹，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犯過不少嚴重錯誤，概括起來，有十大錯誤吧！”

　接着，饒漱石列舉了陳毅的“十大錯誤”：第一，在歷史上，陳毅一貫反對毛主席；第二，陳毅一貫地對抗中央；第三，陳毅一貫地反對政治委員制度，不尊重政治委員；第四，工作不負責，辦事拖拖拉拉；第五，輕視工農幹部，偏袒知識分子幹部；第六，對新四軍七個師親一部，疏一部；第七，陳毅封建主義思想嚴重，嗜好下棋、寫詩這類封建士大夫惡習；第八，主觀主義嚴重，說話辦事，不調查研究，憑印象瞎表態；第九，官僚作風嚴重，不願意深入到炮火連天的部隊去指導工作，只願作水中浮萍，在離軍部較近的部隊走馬觀花；第十，個人主義嚴重，好大喜功，誇誇其談。

　　饒漱石一氣呵成說完了幾個月來挖空心思想出的陳毅十大罪狀，然後舒坦地仰在帶有靠背的椅子上。饒漱石發完了言，會場仍舊是一片沉默。在一二把手嚴重對峙的這種時刻，大家都非常謹慎，沒有人接着發言，都在想自己的心事或者揣摸剛才饒漱石所羅列的“十大錯誤”。

　　饒漱石見無人回應與喝彩，會場氣氛顯得分外沉悶，不禁由尷尬變成憤怒。

　　他勃然大怒：“同志們！整風運動是毛主席、黨中央號召的，大家應積極投身進來，不能站在門外面徘徊，這可是對毛主席、黨中央的態度問題。對陳毅的錯誤，不能姑息遷就，要提高到路線鬥爭的原則高度來認識。陳毅的問題是嚴重的，在新四軍中的危害極大，必須徹底批判，肅清其影響。”

　　稍微停頓了一下，饒漱石然後更加嚴厲地說：“我代表華中局責成陳毅重新檢查，如果仍然不能正確的認識錯誤，我們建議黨中央重新派來一位德高望重、德才兼備的軍長來。如果有誰對陳毅的十大錯誤認識不足，或者同情，或者包庇，則是對整風運動的態度問題，那就要受黨紀處分，甚至會有撤職的危險。”

　　會場仍然是沉默無聲。此時天色已經很晚了，饒漱石壓住了心中的怒火，外面已是暮色深沉，估計今晚搞不出什麼名堂了，再僵下去也不是個辦法，不如延續到明天再開會。饒漱石於是宣布：“天色也實在太晚了。也不能怪大家，很多人沒有準備，今天休會，回去都認真準備一下，明天陳毅重新檢查後，大家再暢所欲言吧！”

　　陳毅憑着自己豐富的政治經驗，陳毅很快地意識到：饒漱石此次發難的目的，是想趕走自己，所以才利用整風的機會，搞臭自己。這可需要認真對待。事關自己的歷史，事關自己的生命，軍長當不當倒是小事，不能輸在饒漱石的陰謀詭計上。

　　第二天，整風會議繼續進行。整風會又開始了。饒漱石端坐在會議室，其他人也整齊地各就各位。陳毅抬頭挺胸，竟無懼色地打開發言稿紙，抬頭看了看張雲逸，送去欽佩的目光。陳毅說這句話時，臉脹得通紅，滿臉充滿怒氣，語調高昂，頗具戰鬥性。他把帽子往桌子上一摔，用手解開了風紀扣：“為駁斥饒漱石對我的誹謗和打擊，在此，我要申辯性發言。”會場氣氛頓時緊張了起來。在詳盡而如實陳述了在1929年6月22日召開的由政治部主任陳毅支持的紅四軍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上，毛澤東落選紅四軍前委書記和陳毅當選前委書記的經過後，陳毅質問饒漱石：“你是否知道，毛澤東主席離開紅四軍後，又是誰把他重新請回紅四軍崗位的嗎？是我陳毅！”

　　接着，陳毅開始逐條反駁饒漱石列舉的其他“罪狀”。沒等陳毅反駁完，早已驚慌不安的饒漱石打斷了陳毅的講話。“現在讓你重新檢討，重新作自我批評，不是讓你再次擺功勞。你的態度很成問題！我是政治委員，有最後決定權，我又是華中局的書記，我有權代表華中局和軍部，向中央揭發你的問題，有權建議中央另派一位德才兼備的軍長來。”饒漱石說完，將目光轉向參加會議者：“你們變啞巴啦？有什麼意見大膽講，怕什麼！”迫於饒漱石的淫威，大家被迫對陳毅展開了違心的批評。

　　會後，饒漱石利用華中局、軍部主要領導成員的名義，寫了一份長達1500字的電報，報給毛澤東、劉少奇，羅列陳毅十大錯誤，要求中央派人主持新四軍軍事工作。饒漱石這份電報首先挑撥毛澤東、劉少奇和陳毅的關係，接着歪曲和捏造一系列的事實，如說陳毅“以檢討軍直工作為名召集20餘名部、科長會議來公開批評政治部、華中局及我個人”等等。電報的結尾是“但望中央速決定物色才德兼全的軍事政治負責幹部來幫助我們。”並說自己在德的方面“可保證無愧”。（饒漱石在十一年後陰謀敗露後承認這是要中央把陳毅調走。）饒漱石估計，僅僅由他個人發電報給中共中央負責人，還不夠有力，便煽動一些幹部聯名向中共中央打電報批評陳毅。

　　陳毅一貫富於自我批評精神，他向中共中央發電報報告了事情的經過，並着重檢討了自己隨便說話等錯誤和缺點。但結尾是力求團結的：“漱石、漢年和我三人之間，思想業已打通，可保證繼續順暢為黨努力工作。”陳毅的報告，很快得到了毛澤東主席的回覆：“陳毅同志，並告饒：（一）來電已悉。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是可以講通，可以改正的。

　　（二）我們希望陳來延安參加七大。前次你們來電要求以一人來延，那時我們不知你們間不和情形，現既有此種情形，而其基本原因，因為許多黨內問題沒有講通。如陳來延安參加七大，並在此留住半年左右，明了黨的新作風及應作重新估計的許多黨內歷史上重大問題，例如四中全會是錯誤的，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王明宗派的新立三主義，1938年武漢長江中央局時期王明宗派的新陳獨秀主義以及其他問題等，如對此問題充分明了，則一切不和均將冰釋，並對黨有極大利益。……陳來延期間內職務由雲逸暫行代理，七大後仍回華中，並傳達七大方針。

　　以上提議請考慮見復。

　　毛澤東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八日

　　陳毅在會後，也致電中央，簡單陳述黃花塘事件的大概經過，要求赴延安學習。不久收到延安回電，命令陳毅到延安協助毛澤東、朱德起草和討論黨的七大政治報告和軍事報告。

　1943年11月25日，陳毅告別了妻子張茜，滿懷惆悵地離開了生活戰鬥了達四年之久的淮北大地，奔赴了不知前途如何的西行延安的路程。

　　陳毅走後，餘波尚未平息，黃花塘又起了事端。1943年底，陳毅離開了軍部還到一個月，饒漱石便召集華中各戰略區主要負責人開會。由於通知上沒有註明主要開會內容是什麼，再由於陳毅去延安其中必有緣故，各戰略區的主要領導不願意再捲入這場是非，所以各戰略區的一把手們如粟裕、譚震林、黃克誠、鄧子恢等都沒來，只是派了第二把手，有的甚至派了個參謀長來參加會。

　　還是在黃花塘饒漱石的住地，會議開始了。饒漱石告訴與會者，陳毅同志過去一貫反對毛主席，不適宜再在軍部繼續工作，調往延安了。他還具體說明了陳毅的所謂八個問題。饒漱石最後宣布，大家回去後，將此精神向分區、地委、行署負責人傳達。

　　毛澤東告訴陳毅，中央已電告華中局：陳饒的爭論是屬於工作關係的性質，不是屬於路線的性質，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不應再提。

　　接到毛澤東的電報，陳毅立刻起程赴延安。1944年元旦前後，陳毅到達位於左權縣的八路軍前方總指揮部所在地，受到一二九師負責人鄧小平、滕代遠的熱烈歡迎。3月17日，陳毅抵達延安。陳毅到達延安後，受到毛澤東等許多中共中央領導人的熱情歡迎。其中許多領導人，自1934年在中央根據地分別之後，已經將近十年未見面了。

　　在向毛澤東的匯報中，陳毅除了匯報華中抗戰形勢外，還將滿腔的委屈，即與饒漱石的矛盾向毛澤東傾訴。但處於裁判地位的毛澤東卻給他澆了一盆冷水，對他說：“如果你談三年游擊戰爭的經驗，談華中抗戰的經驗，那很好，我可以召集一個會議，請你談三天三夜。至於與小饒的問題，我看還是不要提，一句話也不要講。關於這件事，華中曾有個電報發到中央來。這電報在，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給你看，但是我看還是暫時不要看為好。”

　　陳毅說：“那我就不看，華中的事也就不談。”毛澤東表示：“我歡迎你這個態度。”經過毛澤東的耐心說服，陳毅心情有所好轉，對華中工作頗為掛念。善於知人的毛澤東自然心中有數。3月15日那天，他對陳毅說：“經過一個多禮拜的考慮，我以為你的基本態度是好的。你現在可以給華中發一個電報，向他們作一個自我批評。我也同時發一個電報去講一講，這個問題就打一個結，你看如何？”

　　陳毅誠懇地說：“這樣好，我照辦。”於是，陳毅向饒漱石和華中局、軍分會各同志發了個電報。電報在熱忱地敘述了到延安後毛主席等對他的巨大教育幫助後，說：“我自己對於如何團結前進的問題上，我的某些認識和處理方式上常有不正確的地方。由於自己遇事揣測，又常重感情，重細節，不正面解決問題，對人對事不夠嚴正等等陳腐作風，這樣於彼此協合工作以大的妨礙，……我自慚最近一年來在華中的工作尚未能盡我最大的努力。這就是我到中央後所獲得的教訓。”結尾，他表示“七大後再回華中工作。”

　　毛澤東閱後，也起草了一份電稿，於3月15日一同發往華中。毛澤東的電報說：“關於陳、饒二同志間的爭論問題，僅屬於工作關係性質。在陳動身前，兩同志已當面談清，現已不成問題。中央完全相信，在陳、饒二同志及華中局、軍分委各同志的領導下，必能協和一致，執行中央路線爭取戰爭勝利。關於內戰時期在閩西區域的爭論，屬於若幹個別問題的性質，並非總路線的爭論，而且早已正確地解決了。關於抗戰時期皖南、蘇南的工作，陳毅同志是執行中央路線的，不能與項英同志一概而論。無論在內戰時期與抗戰時期，陳毅同志都是有功勞的，未犯路線錯誤的。如有同志對以上兩點不明了，請漱石同志加以解釋。”

　　饒漱石收到電報後，在第二天上午以他個人的名義給毛澤東回電，整個電文所反映出的他的基本態度是“頂”。電文主要一段如下：“陳和我的爭論，既非屬於重大路線，也非簡單屬於工作關係性質，而是由於陳同志在思想意識、組織觀念仍有個別毛玻他對統一戰線，對文化幹部，對某些組織原則，仍存有個別‘右’的觀點。對過去歷史問題，存有若干成見，且有時運用很壞的舊作風，這些陳同志來電有隱約說到，所以我去電歡迎。但似乎尚欠清明，故詳告與你，以便你給他幫助。”他還告訴毛澤東，他另外給陳毅復電了。饒漱石對毛澤東的電報尚且如此“頂”，對陳毅電報的復電就可想而知了。

　　陳毅看到饒回復他的電文，非常生氣，提起筆來就給毛澤東寫了封信，馬上派人送去。毛澤東看過陳毅的信，決定給他降降溫，讓他通通氣，4月9日便回信一封，給予開導：“……來信已悉，並抄送少奇同志閱看。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點，增益其所不能，照顧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則，多多原諒人家。忍耐最難，但作一個政治家，必須鍛煉忍耐。這點意見，請你考慮。”

　　4月10日，毛澤東又找陳毅去面談。對此，陳毅1954年還記得很清晰：陳毅如實地匯報了這兩天的病情和心緒，毛澤東勸他說：你現在在延安，你又不能回去，橫直搞不清楚。這個事情容易解決，將來你回去是可以解決的，主要是人家對你有誤會，你有什麼辦法？越解釋，誤會越大。陳毅聽後表示：本來我的氣很大，你這樣一講，我也沒有什麼意見了。

　　在延安期間，在中央的安排下，陳毅為朱德做七大的軍事報告提供新四軍戰場的素材。這期間，毛澤東多次找他了解新四軍的一些情況。陳毅又提起黃花塘事件，毛澤東說：“新四軍在大江南北的戰鬥經驗很值得參考，你準備一下專門作一次報告，跟饒漱石的關係不要談。”

　　陳毅到延安兩三個月後，毛澤東把他請到他棗園住處，面帶微笑地說：“黃花塘問題可以結束了。”毛澤東告訴陳毅，中央已電告華中局：陳饒的爭論是屬於工作關係的性質，不是屬於路線的性質，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不應再提。陳毅在內戰期間、抗戰期間是有功勞的，不能對他發生誤解。關於內戰時期在閩西與毛澤東同志的爭論，是屬於個別問題的性質，並非路線的性質，而且已經正確解決，不應再提。這就否定了饒漱石強加給陳毅的最要命的——歷史上一貫反對毛主席的罪名，令陳毅如釋重負。

　　作為華中局代理書記的饒漱石，在這場鬥爭中無疑是失敗了。但他的目的卻達到了一半，雖沒有從根本上打倒陳毅，卻起碼把陳毅趕出了新四軍軍部。同時告陳毅一貫反對毛主席，雖然遭到否定，但卻從另一方面證明了自己能夠洞察秋毫，一貫地擁護毛主席。這就是權術，饒漱石沒有失去什麼，仍然高居華中局一把手的位置。1943年後，饒漱石正式擔任了華中局書記和新四軍政委這兩個重要職務。

　　由於饒漱石的關係，中央上述精神在華中局、在新四軍內部被嚴格控制在極少數人知道的範圍。黃花塘事件到底是怎麼回事？誰是誰非？在廣大新四軍官兵中間始終是個難解的謎。更何況，鑑於當時的歷史背景，饒漱石製造黃花塘事件的動機，中央還不能秋毫洞察，有很多很深的思想關係，故而把陳毅和饒漱石之間的爭論暫定為工作關係上的爭論，只證明了陳毅不是“一貫地反對毛主席”，就此罷了。而深層次的內部矛盾隻字不提。中央仍然沒有任何指責饒漱石之意。

　　所以說，以歷史角度來看，黃花塘事件當時並未得到徹底解決，並未還其歷史之本來面貌。陳毅在延安自然口服心不服。

　　陳毅心情通暢後，整天與人下棋喝酒，這引起康生這個人的反感。他一再壓陳毅，讓陳毅承認饒漱石的華中局領導。而陳毅硬是不表態，所以陳毅真的以延安為家，不準備回華中和華東根據地了。

　　抗日戰爭勝利後，毛澤東才給陳毅做工作。鑑於陳毅始終不肯向饒漱石低頭，不得不把陳毅的工作重心放到華中來，在華中遙控華東，軍事上由粟裕獨擋一面。但長期的迴避不能解決問題，陳毅總要到華東去，他牢記毛主席的教導，主動講和，諒解了饒漱石，在某些問題上對饒漱石表示謙讓。在其他戰區，司令員直接擔任軍政委員會主席，而唯獨華東不同，軍政委員會主席一職卻由饒漱石擔任。

饒漱石陰謀徹底暴露，陳毅如釋重負

　　1953年12月，陳毅來到北京參加全國軍事系統高幹會議。與此同時，高崗、饒漱石反黨分裂陰謀暴露。十多年來一直在明里暗裡“整”陳毅，破壞他和華東同志、中央同志關係的饒漱石，其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的真面目終於被揭露了。中央召開了饒漱石問題的座談會，查清了饒漱石當時和歷史上的問題。隨着饒漱石政治生涯的終結，當年他策劃黃花塘事件的企圖也一目了然。正如陳丕顯所回憶的那樣：“饒漱石鬥爭陳毅同志，趕走陳毅同志的黃花塘事件，完全是饒漱石篡奪新四軍領導權的陰謀詭計。”這是歷史給予黃花塘事件的公正結論。“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潔，待到雪化時。”陳毅作此詩篇，正是他黃花塘事件的感慨。

　　陳毅到達北京的第四天，就被毛澤東找到西郊玉泉山新建的別墅去談話。這次玉泉山談話，一向直爽的陳毅卻沒有一開始就說真話。因為毛澤東在詢問了華東執行總路線的情況，談了農業互助合作運動和國家領導體制以後，忽然向陳毅問起他所了解的饒漱石的情況來。饒漱石長期與陳毅對立，近年來陳毅更發現他的許多問題，但是此人當時已調往中共中央組織部任部長，他和中央主要負責人當前的關係如何陳毅全不知情。延安時毛澤東為維護團結、制止他談饒漱石的情景猶在眼前，因而陳毅覺得不宜直捅出來，便按在一般情況下儘量說同級幹部優點的習慣，說了幾句，卻見毛澤東表情淡漠。

　　陳毅告辭出來，遇到中央機關的一位主要負責人。陳毅因為心有疑問，便對他說起此事。那位負責人說：“主席問你，是為了聽你說真實情況！”陳毅深有觸動，當即回到毛澤東房裡，向他說明自己的思想過程。據陳毅的《流水日記》載，他把自己所接觸所懷疑的饒漱石的言行和盤托出。從後來陳毅在華東局擴大會上揭發的許多事實來看，最使陳毅反感的是饒漱石近年來常在陳毅耳邊說劉少奇的壞話，說他自己很早就擁護毛主席。他看到毛主席在中央取得了絕對的權威後，就開始說劉少奇的壞話，就想表明他不是劉少奇培養的。陳毅當然清楚，劉少奇離開新四軍回中央，由饒漱石接替劉少奇代理了華中局書記、新四軍政治委員，使他從此掌握了華東大權。現在他竟開始反對劉少奇，陳毅對此非常氣憤。

　　陳毅傾吐真情以後，毛澤東點頭欣賞，並把已經掌握了的高崗、饒漱石陰謀活動的情況告訴了陳毅。高、饒先後在中央財經會議和組織會議上發難，攻擊劉少奇、周恩來，分裂中央，直至通過私下活動要由高崗任中共中央的總書記或副主席，並改換總理人眩幾天后的一個晚上，毛澤東又找陳毅去談話。這次專談高、饒問題，其中主要的是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的任命問題。1949年10月，各大區都由大軍區的司令員擔任大區軍政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兩次說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由陳毅擔任，陳毅覺得自己是大軍區司令員又是上海市市長，夠忙了，推辭說讓饒漱石當。毛主席吩咐讓華東局同志們討論，饒漱石得知此事後對陳毅說，你不擔任我擔任。

　　根本沒有提到華東局會議上討論，就用華東局名義報中央以他為軍政委員會主席。饒漱石到北京，毛主席問起此事，饒漱石撒謊說：華東局幾個同志都不同意陳毅擔任，只好由我來擔任。這樣才騙取毛主席的批准。他又是華東局書記，又是軍政委員會主席，就顯得比所有的大區司令員、政治委員高一頭了。毛澤東風趣而深刻地告誡陳毅：“不要傷風”，不要失去靈敏的嗅覺，要警惕非法活動。毛澤東還說：“你推讓，是不對的。謙遜並非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好的。野心家就不讓。讓給他就使黨受損失。”

　　後來，陳毅又和彭德懷、劉伯承、賀龍、葉劍英等一起，應召到毛澤東處專門討論高、饒問題。陳毅還列席了1954年1月12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專門就高、饒事件，討論通過了《增強黨內團結的決定》。毛澤東把對高、饒的鬥爭布置妥當，便出京休養去了。

　　1954年2月6日，中共七屆四中全會開幕，劉少奇受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委託向全會作了政治報告。陳毅也經過認真準備作了題為《為增強黨的團結和鞏固與提高黨中央的威信而鬥爭》的發言。他談了對圍繞高饒事件展開的這場黨內鬥爭的認識，提出不僅僅處分幾個人，而要達到弄清思想的目的。同時，也坦誠磊落地作了自我解剖。劉少奇親自到陳毅住處，誠摯地向陳毅道歉：過去我看錯了人，信任了饒漱石，使你受委屈了。這使陳毅十分感動和振奮。據宋時輪、張愛萍等回憶，陳毅當時在同華東將領一起用餐時報告了這個動人的消息。中央書記處分別召開了高崗、饒漱石問題的座談會。饒漱石問題的座談會由鄧小平、陳毅、譚震林主持，66位中央及大區的領導人發了言。

　　饒漱石整陳毅，是借陳毅在紅四軍時兩次接替毛澤東為前委書記的歷史事實作為口實的。陳毅在揭發饒漱石時，聯繫到紅四軍、新四軍、華東野戰軍以及華東軍政委員會時期的實際，揭露饒漱石一貫造謠作假、挑撥離間、玩弄陰謀詭計的種種事實，同時也誠懇地作自我批評。陳毅的報告長達七小時，生動坦白，留給大家深刻的印象。至此，壓抑、糾纏陳毅10多年的公案大白於全黨了。在批判饒漱石的鬥爭會上，陳毅文思泉湧，慨然提筆，寫下了兩句名言：“手莫伸，伸手必被捉。黨和人民在監督，萬目睽睽難逃脫。”

　　1954年3月14日，毛澤東南巡中將路過太湖之濱的無錫。當時，陳毅正在濟南出席山東分局的會議，聞訊後即趕赴無錫迎候。當日，把毛澤東迎至太湖療養院。次日，毛澤東即邀陳毅去談話。此次談話，氣氛格外融和。據陳毅日記載，有一句話特別觸動陳毅，這是毛澤東說的：“伸手豈止高饒。”毛澤東說，只是目前不必如此提出，以免有擴大化的嫌疑。陳毅自己是不向黨不向人民“伸手”的。他調動工作，從不帶自己的“親信”。黨分配他工作，他從不討價還價。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他還推辭，結果被饒漱石“伸手”搶了去。但是陳毅仍然覺得應該警惕，特別是自己現在出頭翻身的時候。在此時的毛澤東看來，黨內鬥爭的風浪，今後還將大有起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