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之死 文章來源: 溫相

趙紫陽的個人能力綜合評價起來應該在建國以後的歷屆卸任的總理中算是不錯的。（這裡說的是卸任而包括現任）他在接手總理國務院的任務以後所面臨的局面和周恩來一九四九年以後所面臨的局面的背景有類似的地方。周恩來那時候是百廢待興，中國共產黨人面臨一個全新的鬥爭模式，也就是說如果從軍事角度考慮中國改為從政治乃至經濟角度考慮中國，這在於一直致力於完成消滅國民黨反動政權的共產黨人來說壓力之大是顯而易見的。趙紫陽雖說說所處的大環境和周恩來相比不能同日而語，可是一九八零年的中國的艱難困苦的情景並不見得比一九四九年單純。趙紫陽作為一國的總理手中棘手的問題未必見得比周恩來少。他比周恩來幸運的是，他的引路人鄧小平同志是堅定的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堅持改革開放發展經濟這一條上給予趙紫陽必要的支持和理解，這也是趙紫陽取得一定的成就的重要源泉之一。

回首從一九七八年中國吹響改革開放號角到一九九八年中國國民經濟邁上新的台階的這二十年，趙紫陽執掌國務院和中國經濟的八年占有它應該占有的一席之地。這八年當中，中國在各個方面都取得了文革以後罕見的成績，勃勃生機的中國逐漸獲得了世界的認同。同時，這八年所犯的一系列的錯誤、失誤也不應該因為這八年的成績而得到掩蓋或者蒸發。

在這一段時期，趙紫陽得以放手的主抓城鄉經濟有賴於鄧小平的鼎力扶持和胡耀邦的密切配合，胡耀邦從大局出發，對於趙紫陽國務院系統的要求給予最大限度的滿足，而這個時期，趙紫陽和胡耀邦的合作也基本是和諧的。

一九八三年以後，趙紫陽因為政策、路線、工作上的分歧和不同角度的認識與胡耀邦之間產生了矛盾，再以後這種矛盾被進一步的誇大，趙紫陽親自給鄧小平、陳雲寫信要求改組中央的領導機構，矛頭直接對準胡耀邦，成為當時倒胡聲浪中最為引人注目的一個插曲。（具體可以參見我的《趙紫陽對胡耀邦致命的最後一擊》系列，此不贅）現在一些人回顧起這段歷史時不免慨嘆趙紫陽和胡耀邦的合作不永，也有人認為趙紫陽誤上人當，實際上，與其說趙紫陽被人拉走，毋寧說是趙紫陽巧妙的利用了倒胡陣營給自己的政治天平上增加了必要的砝碼。無疑，胡耀邦下台之後，趙紫陽當仁不讓的成為黨內第二號人物，成為鄧小平身後的接班人。趙紫陽自然不會放棄這樣的機會，他趕上了也抓住了。劉華清在他新近出版的回憶錄中詳細的描寫了鄧小平在十三大之後對軍隊主要領導幹部交待關於趙紫陽接班軍委負責人的講話，說明十三屆一中全會上趙紫陽當選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只是一個過渡，其目的是以後接任鄧小平的軍委主席工作，然而，這些安排都被稍後的八九政治風波衝散了。

鄧小平同志評價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時說這起風波是遲早要來的，這是極言其必然性，而事物的發展還有它的偶然性，這次事件的偶然性就是胡耀邦的突然病逝。胡耀邦的逝世讓本來已經涌動的思想暗流得以藉口噴薄而出，從清污、反自由化開始積累的政治怨氣得以藉口發泄。學生民主運動是被推到前台的最好選擇。趙紫陽在對待學生運動一開始和中央其他領導人的意見並無不同，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四日李鵬和在京的政治局成員們商定對學生運動的定性之後通報給趙紫陽，趙紫陽也圈閱了這個報告。

然而，在五月的“五四運動”紀念日和亞洲銀行年會上的講話中，趙紫陽似乎沒有完全認同四二六社論的觀點，或者說比較那篇社論的口氣緩和了很多。這就讓當時的常委們大感不滿，以後，趙紫陽自己放出話去，說他願意為四二六社論不合適的地方單獨負責，這是許家屯透露的，趙的講話顯然令常委們倍感不快，這等於把其他常委劃到頑固立場上去，以後，中央一位領導人就指責趙紫陽“話為什麼不講到當面，當時你不同意社論的草稿，可以明確提出來，也沒有人逼你，你也是簽字同意的，也就是你的同意我們才宣布拿出去的（指的是社論的原稿），現在你自己單方面宣布這種消息（指的他要單獨負責的話），把常委會放到什麼地方了？”還有一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一針見血的指出：“共產黨不是鬧袍哥、搞哥老會，弄個江湖義氣是不行的，常委決定的東西你一個人一風吹了，而且事前也不打招呼，就和境外的人去吹，香港都知道了，可是我們才知道，組織紀律性哪裡去了？還要不要黨的領導了？”對於這些指責，趙紫陽後來在十三屆四中全會上做了一定的解釋，當然，那時候他的解釋蒼白無力的。

五月十三日，學生決定絕食，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李鐵映、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閻明復以中共中央統戰部的名義邀請在京的十二位比較有影響的特別是能和學生對話的學者出面勸阻學生停止絕食和撤離廣場，並且作出具體的事後保證，當天上午，學生廣場指揮部接受了十二位學者的條件，準備撤離，中午，封從德、柴鈴從鮑彤處回來後突然一口否決了上午的決議，李洪林（原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副局長、八九事件後被捕入獄）對此做過詳細的回顧。根據被捕的學生頭目交待，封從德是被鮑用電話找去的，談了一個小時以後才回來的。回來以後的封從德公開打出“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口號，事態就此擴大化。

五月十六日，鄧小平在接見蘇聯國家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時指出：“你和趙紫陽同志的稍後會晤將表明中蘇兩黨關係正常化，隨後兩國的關係也將正常化。”然而，下午趙紫陽見到戈以後說：“你和鄧小平同志的會晤已經表明了中蘇兩黨的關係正常化，你們的會晤是兩黨最高級會晤。”他還說了那番著名的介紹鄧小平在黨內作用的講話。這番講話很快就被廣場指揮部加以利用，嚴家其說：“我們現在開始已經可以進一步行動了。”

次日，也就是五月十七日，趙紫陽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講話勸說學生離開廣場和停止絕食，此前學生提出只要趙紫陽或者李鵬去廣場說一句學生是愛國的，他們就撤離，但是，事實上，學生在見到這篇講話以後仍舊沒有撤離的跡象，在趙紫陽講話之前，鮑彤單獨約見嚴家其、蘇紹智、封從德等人，隨後北京知識界發出著名的“五一七”宣言。五月十八日，嚴家其等人說：“我們現在應該把鬥爭的主要焦點變成支持紫陽同志，他是黨內的孤立派。”五月十九日，趙紫陽在中辦負責人的陪同下講了最後一番能夠讓全國觀眾看到的話，他說他老了，無所謂了。這是公開的趙紫陽留下的最後的面對群眾的談話。

十三屆四中全會上，中共中央撤銷趙紫陽黨內外一切職務，趙紫陽的政治生命從這一天開始就結束了。而趙紫陽留下的功過是非卻是一直到今天都有普遍的爭論，相信歷史有一天會對他作出一個客觀、全面的評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