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落難路上

轟轟烈烈的南昌起義失敗了。沒有後方沒有補給，能不失敗嗎？隊伍在潮汕解散了。我帶着十幾個人，逃到了香港。我們把軍裝脫了，只穿個背心，找個地方睡覺吧，被巡捕揪住就打，我們只好在海灘上，用沙子把自己埋住。 我躺在海灘上沒有辦法。那十幾個人哭啊，唉聲嘆氣啊，發脾氣啊。我說：“你們發脾氣沒有用，罵誰啊？罵天呀？罵地呀？” 第二天，我去街上轉，忽然看見牆上貼着一張布告：招收苦力，在× ×地方報到，每天發小洋六毛，任務是背鐵砂，一木箱鐵砂４０斤，背上輪船。我一看，有生路了！趕緊跑回海灘對他們說：“有地方招收苦力，不用人介紹，只要身體棒就行，一天有六毛小洋。我們當兵的幹這個事情干的了啊。一木箱子鐵砂只有４０斤，我們還背不動嗎？注意啊，我們一個一個地去，不要引起懷疑。幹個十多天后，我們就有錢了，有了旅費，到廈門，到上海。”大家都高興了。 天剛剛亮，我們就一個一個地去，一驗，都合格。先登記一下，然後一人發一個板，上面蓋個火印，憑這個東西，下午領六毛錢，干一天算一天，第二天再來。那時，在香港一天兩毛錢就吃飽了，還剩四毛呢。我對他們說：“你們就不要吃煙了，不要喝酒了，不要亂來呀。” 就這樣幹了十多天，積累了一些錢，但是，買到上海的船票錢還不夠，我說再干幾天吧，把錢搞足一些。 等到錢夠了，我一問才知道，原來輪船不靠香港碼頭，只能走小船，再上大船。人家說，你們這副叫花子樣，小船還不願意讓你們上呢，除非你們有額外的錢給他們，他們就不會做聲了。於是我就給小船額外的錢，把我們送上大船。上大船之前，我悄悄對大家說：“我們沒有錢買票了，我們用剩下的錢一人買一套舊衣服穿上，然後混進統艙。” 混進統艙後，我們隨便靠着，打算過夜。這時船上查票，查出有二三十個人沒有票，其中包括我們十幾個人。把我們拽到甲板上，海風一吹，冷得很。看管我們的人叫：“你們不要亂動，不要擾亂船上的秩序！” 餓得實在耐不住，我偷偷出主意：“船上機器房外面有個大鐵桶，裡面裝的是飯菜，是船上管機器的人吃的，晚上我們偷些回來吃。” 到了晚上，我叫看管我們的人：“來來來，你也是中國人，讓我們活動活動，到船艙那邊去。” “船長有話，你們不能下去。” 我說：“你也做點好事，我們這些人是愛國的，你放了我們。”看他沒有什麼反應，我又叫：“我們要拉大便！讓我們下去，不讓我們下去，我們就在這裡解大便了！”看管我們的人報告了船長，船長的意思是船上是要清潔的，怎麼能隨便解大便，讓他們下來。我們下到了統艙，有了吃飯的地方。統艙是一天開兩次飯，我說：“你們聽我的，我們一人拿一個飯碗藏在身上，開飯的時候，自己不要去盛，找一個旅客幫助去盛，這樣我們就有飯吃了。”吃飯的時候，有的旅客看我們沒有菜吃，還撥菜給我們吃。 有飯吃了，我在船上轉一轉。在通往官艙的路口上，我看見一個人穿着西裝，漂漂亮亮的，還帶着一個摩登小姐。他們從官艙下來，去買柚子。我一看，是黃埔第四期的龐正明，也是個共產黨員，在革命委員會財委會工作。我上前拍了他一下，他一看是我：“哎呀，你怎麼也到這兒來了？你們幾個人？” “我們坐統艙已經很不容易了，你坐在官艙里，還帶着個摩登小姐。” 他指着那位小姐“這是我們的一個會計員哪”。 “幫我們想點辦法呀，我們有十幾個人。”他跟着我到了統艙，看了看說：“大致要多少錢啊？”我說：“恐怕５００塊錢不夠吧，還要多一點，你自己安排吧。”他就拿出８００塊錢。 我們有了８００塊錢，我對大家說：“這錢是朋友送的。我們要精打細算，到了上海也要花錢嘛，我們不要吃煙喝酒，不要亂花，這錢來得不容易啊。這樣吧，每個人拿兩塊錢，買牙刷。剩下的錢放在我這裡，我們還要買船票，不要老這樣偷偷摸摸的，買了票我們堂堂皇皇地有個地方坐。” 到了上海後，我們只有幾個錢了。我們中間有個叫胡其仁的，也是共產黨員，他跟我講：“我是無錫人，在上海的朋友很多，你那５塊錢借給我，我買點禮物去看親戚，搞個百八十塊錢，讓大家吃飯，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該回家的回家，是吧？”我一想，有道理。我跟幾個人商量，大家說如果胡其仁能借到錢更好嘛。我問胡其仁：“我們坐在這裡不動，你什麼時候回來找我們？”他說：“到傍晚的時候我就回來了。”結果，我們一直等到天亮，他還不回來，大家就說他是個騙子，我想他一定是跑掉了，不會回來了。又過了一天，他還是沒有回來，生死不知。這一下，把我們的錢徹底搞光了。我們怎麼辦呢？我們坐在上海的四馬路上，非常茫然。 忽然，我看見一個人戴着禮帽，禮帽壓得很低，那個人從禮帽下面朝馬路這邊看了一眼，哎，我想起來了，這個人我認識啊，他是四川人，黃埔第四期的，過去跟着周恩來當秘書，他叫霍步青，兄弟三人都在黃埔。他已經看到我了，向我跑過來，說：“我剛才看了你一眼，你沒有動，我以為看錯了，結果真是你啊，你們來了多少人？” “我們一共來了十幾個人，是逃出來的。其中有幾個是國民黨左派。” 他說：“我是中央派來收容的。指定你們住到四馬路的一個小旅館裡，我就帶你們去吧。”他又說：“給你們每人六塊錢遣散費。” 我問：“那幾個國民黨左派怎麼辦？” “那不管，我們只管自己的同志。組織上規定這６塊錢，伙食費、旅費都在內，讓你們回家。” 我拿着自己的那六塊錢，送給了那幾個國民黨左派，把自己的錢送光了。 我們中間有個楊繼榮，邵陽人，也是黃埔第四期的，後來升到中將，是台灣國大代表。他從六塊錢里拿出點兒錢，買了張報紙看，一看，有消息說邵力子在復旦大學講課。他說：“邵老師在這裡呀，我們去找他吧。”他跟我商量，我說：“也行呀。”於是我們兩個人跑到復旦大學，打聽到邵力子家的地址，又跑到他家。見到邵力子，看見他穿的衣服挺糟糕，又不好對他說八一南昌起義的事情，只是說校長（蔣介石）到日本去了，我們被打垮了。 邵力子說：“哎呀，你們這樣困難，怎麼辦呢？我在這裡教書也沒有幾個錢。” 他給了我們１２塊錢，說這是我最大的努力了啊，祝你們平安吧。 楊繼榮有些不高興，出了門就對我說：“我明天還來。”我說邵老師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了，你怎麼還來？ 他說：“明天你跟我一道來不來？你如果不來，我拿了錢回來給你。” “你去邵老師那兒搶啊？” “你不要管了，你幹這些事就不行。” 第二天一早，楊繼榮就走了。他回來的時候，送我四塊錢，我問：“這錢是從哪裡來的？”他說：“我從邵老師那裡搞來的。” “他又拿錢給你呀？” “他會拿錢？我拿了他一副筆墨揣在身上，大搖大擺地出來了，在當鋪當了九塊錢，給你四塊，我得了五塊。我還給邵老師留了一封信，說是你的學生沒辦法了，出此下策。” 多少年後，我到南京去看邵力子，他說：“你的同學把我的筆墨當掉了，還把當票寄給我，是個義賊。”我說：“這個人你不要喊義賊了，現在他是中將，在湖南綏靖署當交通處的處長了。”“哦？”邵力子笑：“這個人發達了，不錯。”後來，我告訴楊繼榮，楊繼榮笑得不行，說邵老師給我起個名字叫“義賊”呀。我說：“你以後買點禮物去看看邵老師吧。” 我們又去看望了邵力子，邵力子很高興，說那時我也沒有錢，夏衍讓我去復旦大學教書，搞幾個錢，家裡開銷很大，我也沒有別的收入。 這就成了一段笑話。 當時組織上說要我們先回家，等待黨的聯繫，要送我們到莫斯科去。後來又說不送莫斯科了，要我回家潛伏。 回到家，感觸這一段經歷，我作詩一首： 由甲子海峽至香港被困九龍灘 作於一九二七年十月 萬頃雲濤海天上，天公助美順風船。 人生逆旅何須記，柳暗花明笑里眠。 我在家等了半年，寫了許多信，都沒有答覆。白色恐怖很厲害，父親說風聲不好，我也不想再寫信了，怎麼辦呢？到哪裡去找黨的關係呢？我就下決心了，乾脆我自己出去找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