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脫離共產黨

我逃回家，我的妻子周敦琬和一個娘姨看見我回來，很吃驚，我說：“我活着回來了！”她們不相信：“活着回來了？”隔壁一個老闆娘也過來了：“哎呀，你這個大學生，這次出去賺錢去了很久吧？”我說有半個多月吧。 “生意還好吧？” “還好。”我應付着。 這時周敦琬是四川省委秘書長兼宣傳部長。夜深人靜，她說：“為了救你，我們想盡了辦法，好不容易才把你救出來。”我說：“我一逃出來，那裡面就亂了，吹哨子，開槍。你趕快收拾一下，我們到你娘家江津去躲一躲。” 我到了江津後，周敦琬辦好移交也來了。她說：“你被捕後，省委機關一點損失也沒有，沒有死一個人，你也脫險出來了，我們一道去成都，找省委書記羅世文，我幫你把被捕經過說明白。” 這時是１９３１年８月。我們從江津一路坐轎子，到了成都。我去找廖宗澤，他讓我住在他家裡，我說現在重慶到處都在通緝我，我不能連累你。我們還是住旅館吧。 周敦琬去見了羅世文。回來後，周敦琬告訴我說，羅世文對我的態度很不好。 我問：“為什麼？” 周敦琬說：“他說你不應該泄露黨的秘密。” “我瞎編了一套騙敵人，有什麼錯啊？我問心無愧。” “你們見見面，但是他對你不好，不是平常的樣子啦。” 我跟羅世文在一個小茶館裡見了面。羅世文說：“你撿了一條命出來啦，我們歡迎你。不過你把秘密泄露了，不應該，恐怕你要留黨察看。” “哎”，我說，“羅世文啊，你見到我也不問問清楚，就對我打官腔，你是不是發了神經病？我們兩個在黨里是平起平坐的，你跟我打這些官腔幹什麼？我有什麼對不住黨的？我又沒有影響我們組織死一個人，我也逃出來了，為什麼還要留黨察看呢？還有這樣的責備那樣的責備，是什麼意思啊？我是你們營救出來的，假如沒有黨的營救，我還跑不掉，我有什麼錯呢？” 羅世文說：“你不曉得黨里出了王明李立三路線，把我們黨搞得一塌糊塗了。” 我問他：“我那２３個縣裡面有許多很好的共產黨員都被暗殺了，裝在麻布袋裡扔到嘉陵江里去了。你身為省委代理書記，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嗎？” 他一拍桌子：“這個事情不能說，我一說我也犯錯誤，你是２３個縣的特委書記，在這個問題上你就服從，你也不要問，問就犯錯誤，你要曉得，我們黨有鐵的紀律！” “噢？鐵的紀律就隨便來啊？” “我是代表省委向你宣布鐵的紀律，要執行鐵的紀律。” 我也拍桌子：“狗屁！你也是共產黨員，我也是共產黨員，我是省委常委，你是黨的省委書記，我們兩個人都是共產黨員，說說話又怎麼樣啊？” “這是列寧定的鐵的紀律。” “什麼列寧不列寧，搞得黨內這樣做啥呀？把好的黨員都幹掉，豈有此理！”吵來吵去，他老是那麼幾句話：“我們黨的紀律是鐵的紀律。” 那個環境是個茶館，我們兩個一吵，人家直看我們。怕暴露身份，我就跟羅世文說：“羅世文呀，我們兩個都不要拍桌子了，我把茶錢付了，我們到城牆上去談。”羅世文是莫斯科東方大學畢業的，膽子小，是個書生，他也不曉得我為什麼要和他到城牆上去談。 我把茶錢付了，我們就跑到城牆邊，我拉着他上了城牆。這樣一來，羅世文心裡犯嘀咕，猜想我要對付他了。 他說：“你是搞軍事工作的，是黃埔學生，你想對我怎麼辦呢？” 我態度緩和了一些。“你搞錯了，你是省委代理書記，是我的最高領導了，我把事情問清楚，我就回去，我沒有要對付你的意思。” “我不講，我一講就犯錯誤。” “我們兩個以共產黨員的身份談話總可以吧，犯什麼錯誤呢？” “我是省委書記，我說了作數，不是你說了作數。我是在執行鐵的紀律。” 搞得越來越僵，我急了。“羅世文，今天不把話說清楚，我就不走，你也走不了！” 羅世文看我這樣，就說：“你這樣逼我，我犯錯誤就犯錯誤吧。現在斯大林這個國際（指共產國際——編者）做出個結論，認為中國革命的失敗是由於大資產階級分子鑽進了我們黨內，對這些人都要制裁，要起用工農兵，你懂不懂啊？我們黨內有個王明路線，好多地方都把好的黨員搞掉了，像你我這樣的也早晚逃不脫的。你的家庭是大地主家庭，是封建主義家庭出來的黨員，你是代表大資產階級的。再有一部分呢，是小資產階級，不是工農兵出身的，這些人都要清洗。” “噢，我知道了。” 他說：“你要小心哪，我告訴你，我們黨是有鐵的紀律。” 他一說鐵的紀律，我又火了：“馬克思是個大資產階級，恩格斯也是個大資產階級，列寧的家庭也是大資產階級，馬克思那個妻子燕妮還是個貴族哩。”我就罵羅世文：“你連共產黨的起碼知識都沒有。”罵完我就走了。 回到家，周敦琬看見我的臉色不對，就問：“你跟羅世文談什麼了？”我說：“談得很不好，現在黨執行鐵的紀律，我感到憂心忡忡。” “你這個人，什麼都不能忍受。我也知道咱們內部的情況，你也不事先問問我。” 她了解情況比我多，她就跟我講：“你這一次去，是自己找麻煩，我們兩個還沒被列入黑名單，過兩天再說吧。不過，你這樣一搞，不是早點兒進黑名單了嗎？那我們還跑得了？只不過是早一點晚一點的事情。” 我自言自語：“我早就發現被自己人活埋的、扔到江里的同志多得是，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現在我知道了。” “那我們怎麼辦呢？過幾天看看再說吧。”周敦琬也沒有辦法。 她這一說，我倒提高了警惕，說“再過幾天哪，恐怕就把我變成鬼了，把你也變成鬼了！”聽我這樣講，她也急了。 我說：“今天晚上就走，離開重慶！” 周敦琬同意我的意見了。 “那就這樣吧”，我說：“我們到黨中央去找周恩來，向周恩來申訴我們這邊的情況。” 周敦琬說：“你找周恩來，我就去找楊尚昆。楊尚昆不是２８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嘛！” “你跟楊尚昆有什麼關係呀？” 她說：“楊尚昆的家庭是大地主家庭，他中學沒有畢業，就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去了，是我幫他的。”我說：“哎，你還有這樣一個人可以申訴呵。” 楊尚昆的大哥是楊 公，也是個日本留學生，相當於省委書記，被劉湘把舌頭割掉，把眼睛挖掉了。 我說：“我們走得光明磊落，我們不是叛變共產黨，找到黨中央，找到周恩來，找到楊尚昆，向他們申訴，可能還有挽救的餘地。” 我寫了一封信留下：“羅世文同志：我們暫時離開你。你革你的命，我革我的命。Ｇｏｏｄｂｙｅ。”我還寫了一句外國話。署名“文萊之”。我那時在四川黨內叫做“文萊之”。 我們顧不得拿行李，只帶了牙刷。我帶着周敦琬跑到江邊，雇了一條小船，順江而下。先到江津周敦琬的大姐家裡隱藏了一個時期，找大姐要點路費，大姐送了５０塊錢，當做路費。路上遇到土匪，把５０塊錢又搶了。我們又偷偷跑回重慶，找周敦琬二姐，二姐也缺錢，給我們湊了４０塊錢。這樣，我們才離開重慶，到了宜昌。在宜昌呆了兩天，後到了上海。這時是１９３１年年底。 到了上海，好不容易找到周恩來住的地方，聽見裡邊有說話的聲音，聽得很清楚，但是一敲門，裡面就是不答應，說話的聲音也沒有了。我們一次一次地去，門裡面的人肯定聽出我們的聲音，就是不理。 一次，我們又去敲門。這時從門裡面塞出張紙條來，我拿起來一看，紙條上面寫了一個“蘇”字。 我就猜了，是到蘇聯去？ 周敦琬接過條子看，她說還有一個解釋呢，到蘇區去。 當時拿着條子就覺得不好辦，我們失望了。 周敦琬還有點糊裡糊塗，說：“我們再慢慢找吧。”我說：“你這個人，看問題看得很單純，我們找不到周恩來、楊尚昆，也不知道這兩個人是不是王明路線的立場呢，如果他們是王明路線的立場，那我們來呀，就是自投羅網。”我們兩個抱頭痛哭。 我說：“革命革命，革到共產黨要殺我，國民黨也通緝我要殺我。革命革得這樣了，走投無路了。”周敦琬也很着急，我還有個家可以回呀，她連家都回不了了，我就對她說：“我父親是個很仁愛的人，對我很好，對共產黨他也不反對，咱們回家吧。我和父親講講，你是個大學生，給你介紹一個工作，沒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