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遇險上海灘

我從上海撤退，一路收容在上海作戰的部隊，最後到南京的時候，南京已經變成一個空城，蔣介石召集軍事會議，問所有到會的將官：“誰個出來守南京？”這些將官都不吭聲，這個任務太重了，我們的主力部隊在上海已經消耗殆盡了，到達南京的部隊已經是不堪一擊的殘兵。蔣介石一看，只有一個人站出來了，就是唐生智。唐生智是北伐時第八軍軍長，後來當了一個方面軍的總司令，在武漢他的力量差不多發展到四十多萬人了。唐生智那時是軍事參議院的院長，他說我出來打。他說：“我們的首都不能隨便放棄。”蔣介石說：“好，這個任務就交給你。”其實唐生智自己手邊也沒有什麼部隊。日本軍打到蘇州的時候，很快就把南京包圍了，同時封鎖長江，一點都沒有退路了。唐生智也沒有辦法抵抗了，只好向浦口撤退。胡宗南的部隊在浦口，把唐生智接跑了，其他的部隊還是撤退不了，守在南京最後的部隊打得更慘了，南京被日本人殺掉的俘虜就有三十多萬，這裡邊包括老百姓。南京失守了。日本方面在休整，我們也休整，差不多有兩年，沒有發生激烈的戰爭。 １９４１年，給我派了一個任務，讓我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駐上海策反委員會主任委員和忠義救國軍上海辦事處處長，我已經是少將。具體的任務有兩個：一是對付日本人和汪精衛，一是代表戴笠駐上海，主要搞情報工作。 我帶着一個副官，一個譯電員，從溫州動身到上海。剛一上船，沒走多遠，說是船隻一律要檢查，就把我們的船扣留了。我們搭乘的這條船是運牛皮的，溫州宰牛很多，牛皮運往上海。幾天過去了，由於天氣熱，牛皮味道散發出來，搞得滿船臭烘烘的。船上有一百多人，淡水吃光了，海水又不能飲用。大家都急得要命。我更着急，我在枕頭裡還藏着一個密碼本呢！日本人上船檢查了一通，什麼也沒檢查出來，就走了。我找到船員問問情況，他問我是做什麼的，我說是做生意的，“這樣扣押下去，走又走不了，什麼時候能到上海呀？還活得活不得啊？” 我向船上的旅客做工作，說：“我看上船檢查的日本人中，有一個翻譯，我們看看要不要跟這個翻譯溝通一下，第一問問這條船為什麼被扣留？第二請他跟日本人通融，我們又沒有犯什麼法，為什麼扣押我們這些人？如果需要花幾個錢，我們大家湊幾個錢，送點禮物給那個翻譯，必要的時候，給日本人也送點禮。”旅客們紛紛說我說得有道理，我們不能在這裡等死。 我說：“我去跟翻譯談談，如果需要拿錢，希望大家幫助一點，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我們這一百多人要平平安安到達上海。” 第二天，日本人又上船檢查，日本人走在前面，翻譯走在後面，我一拍翻譯的肩，他一驚，回頭一看：“你拍我幹什麼？” “你是個中國人，也做點好事啊。你看把我們關得這樣久，放也不放，船上吃的沒有了，淡水沒有了，我們死路一條啊。我們還不曉得什麼原因把我們關在這裡？” 翻譯左右看看，小聲講：“這個船長是個白俄，我們要扣留他。” 我說：“船長你們已經扣留了，為什麼要我們在這裡受苦受難呢？” “你講的也有道理，我去跟日本人講講看。” 我看這個翻譯還有點愛國心，就拼命地說：“你也是中國人嘛，做點好事吧。” 他答應了：“好吧，我明天幫你們去說。你們不要亂來，日本人知道了不得了。” 天又亮了，日本人上船檢查，那個翻譯偷偷把我拉到一邊：“我昨天跟日本小隊長講了，小隊長的意思是這條船被扣留了，要搞另外一條船送你們走。” “你們不是皇軍嗎？搞條船都搞不來啊？”我問。 “要打電報到上海去調。” 又過了四五天，翻譯又找個機會悄悄跟我說：“你們恐怕要花幾個錢，並不是我要錢，是要給日本人送點東西，不送東西也可以，拿出些錢來。” 我說：“我們不但要給日本人送禮，對你也要酬謝一番，我們大家都商量好了。” 我跟大家一商量，湊了七八百塊錢，我塞給翻譯：“這些錢都交給你，你自己留下一些，其餘的送給日本人。把我們平安地送到上海，我們就感激你了。”他還推脫幾下：“我不要，不要。”我拿出一些錢硬塞在他的口袋裡。 就這樣，我們好不容易到了上海。這是我第二次到上海。 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派了一個少將專員馮作仁代表第三戰區駐上海，顧祝同要我到上海後跟馮作仁聯繫，說他熟悉情況，可以幫助我。我一到上海，就去找馮作仁。我跟他接頭時，給了他一張我的名片。但是，沒過一個月，他就被捕了，被日本人殺害了。我給他的那張名片落到了日本人的手裡，日本人知道我到了上海。 過春節的時候，我在報紙上看到發生了皖南事變，新四軍的政治部主任袁國平是我的同學，陳毅也是我的朋友，還有張雲逸，他們平安不平安呀？我很關心這些人，感到國民黨很壞，打起內戰來了。 搞了半年之後，日本人知道我在上海活動，汪精衛也知道我在上海活動，日本人和汪精衛特務機關“７６號”要抓我，他們手裡有我的照片。“７６號”的頭目是章乃器介紹來的五六個學生中的一個，原來是忠義救國軍的大隊長，後來當了漢奸（抗日戰爭勝利時，以漢奸罪被處決了），他知道我到了上海。我派人打進了“７６號”（現在這個人還活着，八十多歲了）。他送出一個消息，說“７６號”有人認出了我照片，一定要在“雙十節”抓到我。開始是懸賞５０萬美金，後來慢慢增加，從１００萬一直加到２００萬。有兩次把我抓到，我又跑掉了。為了安全起見，我是“狡兔四窟”，有四個住的地方，在英租界，法租界，德租界都有。 因為活動的關係，我經常到錦江飯店去吃飯，與董竹君認識了。一次，我約幾個客人在錦江飯店吃飯，不知怎麼被日本人知道了。我正在餐桌邊的時候，日本人在走廊上隔着窗子，對準我舉槍，董竹君突然發現走廊上有日本人正準備衝着我開槍，她急中生智，把走廊的門“啪”地掀了一下，日本人吃了一驚，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胡亂地打了一槍，跑掉了。我坐在桌旁和客人說話，子彈從我的頭上擦過去！ 我成立了一個策反委員會，我自己是策反委員會的主任委員，下面有個參謀長，叫做沈忠毅，是浙江人。他當過杭州警官學校的指導員，黃浦第三期的。開始我們是平起平坐，後來我當了少將，他給我當參謀長。參謀長下面有一個管人事的，還有個搞宣傳的，這兩個人都是大學生，外文很好，都在浙江警官學校做過事，很可靠。 我在靜安寺路有一處房子，是我在策反委員會辦公的地方。這個地方我平常不大去，就是那個參謀長沈忠毅帶着妻子住在這裡，還有一些工作人員。我有時去一下，就跟他們說要小心，不要到外面去跳舞，不要亂花錢，不要出去，在屋裡一人一天寫一篇文天祥的《正氣歌》，然後在家裡三四個人打打撲克打打麻將都可以，不要打輸贏，自己要愛惜自己，上海這個環境是很危險的。後來他們把《正氣歌》讀得很熟了。 雖然成立了一個機關，但是在上海很難把局面打開。我在上海跑馬廳那個地方有一幢房子，表面上是一家黃金交易所，我自己是黃金交易所的老闆，鄰居們看我整天坐着汽車，神神氣氣的，還以為我真的是做黃金交易的。有一天，我的參謀跟我說：“你高高的鼻子，挺像個外國人，你坐在汽車裡，臉總是向前看，誰跟你說話也不理，從側面看上去人家以為你是個外國人。你要是換一頂新一些的帽子，就更像外國人了，外國人不會戴你那樣的舊帽子。” “哦？”我拿起禮帽一看，哎呀，我這個禮帽戴了三年了，應該換一換了。我在上海這個環境裡，應該買個漂亮一點的。我平時出去都帶着保鏢坐汽車。這天就自作聰明，心想跑馬廳這個地方一出去就是上海的南京路，出去沒有幾步路就有大商店。我想，我今天出去就不帶保鏢了，也不坐汽車，我自己跑到百貨商店，買頂帽子就回來。我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 我跑到一個百貨商店賣禮帽的地方，說：“拿一頂禮帽我試試看。”一戴，很好。賣帽子的人把我的舊帽子裝到盒子裡，我說：“舊帽子我不要了，買一頂新帽子就夠了。”老闆說這個盒子你拿回去，新帽子不戴的時候裝進去，省得落灰，我想也對，我就戴着新帽子，拎着盒子走出大門。 剛一出門，突然躥上來四條大漢，猛地一邊兩個把我胳膊往後一翻，摁倒了。哎呀，我想，糟了，自己不應該來冒這個險。我定睛一看，汽車裡還坐着兩個人，其中有個人我認識。我說：“你是李參謀吧？”這個李參謀是原來別動軍的一個支隊參謀長。他看着我笑：“你還認識我啊？我們有一年多沒見面了，還是搞別動軍的時候見過面的，我們見面不容易呀。你到上海，怎麼不通知我啊？今天哪，我們也是遇到你的，請你上我們的汽車，到上海浦西飯店走一趟，我們的頭頭在那兒等你！” 他看我不理他，又說：“我現在不是別動軍的參謀長了，我是浦東丁錫山國民愛國軍的參謀長了。” 我一想這個事情很壞。 車門打開，把我推進去了。我在車上說：“李參謀，我們當年搞的部隊是為了抗日，你現在越走越遠了，你走到了哪條路上去了？” 他說：“我走到哪條路上去了？我們是得到汪先生支持的。” “汪精衛是什麼人你們很清楚，你們應該大義滅親。我們中華民國只有一個政府，汪精衛又成立了一個政府，那是漢奸政府，你投靠汪精衛，不應該呀。” 他“嘿嘿”兩聲：“我們這些人，地上的螞蟻一樣，那些大人物都投靠汪精衛，我們是哪裡有飯吃就到哪裡去。” “你現在把我弄到哪裡去？” “到愚園飯店，我們的頭頭要和你見面。” 我一看他的汽車還是防彈的，說：“你這個汽車倒是保險。” 他很得意的樣子，說：“這是日本人給我們的。” 車到了愚園路，經過愚園飯店，不停車，轉了一個圈，向滬西開了。滬西是日本人和漢奸的世界，我說：“李參謀，你不是說丁錫山要和我見面嗎？愚園飯店到了，為什麼不進去啊？” 他說：“改變了，不到愚園飯店了！” “那到什麼地方去？” 他回答：“到滬西，百樂門飯店！”我想糟糕了。 到了滬西百樂門飯店，車門打開，把我抓了出來。說：“你上樓，我們的頭頭要見你。”我只好聽他們的。上了二樓。門一打開，就把我推了進去。我一看，是一間很大的房子，裡面坐着一個人，是汪精衛手下的一個漢奸師長。這個人坐在沙發上，左邊有個小凳子，前面是一個圓桌。他抬起頭看了我一下，說：“文將軍，你還認識我嗎？”我說：“我認識你丁錫山，沒有杜月笙把你保出來，你活不到今天。你是殺人越貨的海盜，你今天想把我怎麼樣哪？” 丁錫山手在圓桌子上一拍：“你們這邊的人，把我們的一個師傅殺掉了！” 他講的師傅，叫做何天楓，是個支隊長。他說：“現在是一個抵一個吧，要拿你抵何天楓的命。” 我叫罵：“何天楓當了漢奸，犯了國法，應該鎮壓！你現在幹什麼？你也當了漢奸了！你就是今天把我抓到，把我整死，會有人來替我報仇。你知不知道啊？你是漢奸！你是自己往死路上走啊！” 他一聽我罵他，一下子就掏出手槍，在桌子上一拍，獰笑着說：“我看你究竟有多大的本事，你對我還是這樣神氣？”我一想，這個傢伙是一個海盜，跟他講這些話也沒有用，他把我抓住，一定是送給日本人，我這條命就沒有了。我跟他大概隔一丈遠的樣子，我是練武的人，我有我的一些辦法，我一個箭步躥到桌子前，那個手槍到我手裡了，我一下子摁住他，用手槍抵着他的頭，說：“今天究竟是你死還是我死？你把我弄死了，你也活不成！” 他的那些徒子徒孫們“呼啦”一下五六支手槍都對着我，我說：“你們要開槍，我先把你們這個頭頭打死！”他們那些傢伙不敢開槍，眼睜睜地看着我用槍抵着丁錫山的頭。 忽然，外面走進來兩個人，喊：“你們想幹什麼？” 這兩個人很神氣，手一揮，把屋子裡的其他人轟走了。我正在全力對付丁錫山，忽然聽到其中一個叫：“文先生，發生了什麼事情？”我一看，救我的人來了。這兩個人是洪幫中地位很高的人，是我那個策反委員會的委員，一個是高翰生，是湖北人，北洋軍閥時候的國會議員；另一個龔君普，也是洪幫大哥，是吳佩孚手下的少將監務官，是個將官，也是策反委員會的委員。他們幫會論輩，那些小嘍嘍一見他們輩分高，就雙腿發抖。他們一進來之後，看見我拿着手槍跟丁錫山在那裡斗，高翰生跑到丁錫山跟前，“啪啪啪”照着丁錫山就是幾個耳光，說：“你今天想把文先生怎麼樣呢？你這個傢伙忘恩負義，那時候讓杜月笙把你保出來，就是文先生說的話，不是文先生說了話，你早就被槍斃了。他是你的救命恩人，你今天怎麼還對付他呀？你這身漢奸皮呀，只有文先生說一句話才脫得下來。” 丁錫山跪在兩個人面前，流着眼淚，也說不出什麼道理來。過了好一會兒，才支支吾吾地說：“我對不住你們。我看他們把我的師傅殺掉了，我要替師傅報仇。” 龔君普又打了丁錫山幾個耳光：“你報什麼仇啊？何天楓自己當了漢奸，不當漢奸能殺了他嗎？你的救命恩人是文先生，你這個傢伙簡直是莫名其妙！” 我一看這種情況，就一邊把手槍交給龔君普，一邊大罵丁錫山。我對他們兩位說：“我很感激你們，丁錫山呢，我還要跟他說幾句話。” 我說：“剛才他們兩個講得很對，你就是不明大義，只曉得報仇，跟着汪精衛你想做大官，你這條路走錯了。你如果今後好好干，我可以把你這個漢奸的名義刮下來。殺日本人殺漢奸，並不是沒有路，有路你自己不走。”我把丁錫山罵了一頓，他跪在地上磕頭：“文先生，救我的命，救我的命。”我說：“你呀，今天是這兩位救了你，他們不來呀，你不死在我的手裡，恐怕我就死在你的手裡了。” 高翰生已經是六七十歲的人了，他過來揪了我一下，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要我趕快脫離這個險境，如果日本人知道了就沒有活命了。高翰生喊：“丁錫山！趕快讓你的部下好好把文先生送上汽車，跟我們走，有一點不對，你這個傢伙就活不成了！” 丁錫山連連說：“就這麼辦，就這麼辦，不知道送到什麼地方去？” “到了車上我們會說的。如果文先生出了問題，你也活不成！” 丁錫山就喊他的手下把我送上汽車，到了愚園路英租界路口，我們下了車。高翰生另外叫了一輛汽車，我們脫險了。在車上，他們兩個人對我說：“今天好危險，我們不曉得你被綁架了，我們是以洪幫的身份，來做丁錫山的工作的，沒想到把你救了。好危險哪，丁錫山是個最壞的傢伙，我們身上都出了一身冷汗。” 戴笠給我拍來電報，說上海太危險，要我注意。我回了一封電報，“為國犧牲，義無反顧”。 我在霞飛路開了一家照相館，兩個照相的都是我的人。一次，打進“７６號”的內線到照相館來送消息，說“７６號”把我的照片放大，由一些特務拿着，在租界的出口處，日夜盯着我的汽車。當時，處境很危險。晚上１０點以後我才敢出去活動。 有個叫左篆的，過去是個科長，湖南大學畢業的。這時他把科長辭掉，帶着妻子到上海來找我，非要跟着我干不可。我說既然你來了，就搞宣傳工作吧。我這裡本來沒有什麼宣傳科，因為他來了，因人設事，成立了一個宣傳科。他是個湖南人，妻子是上海人。左篆來了沒兩個月，突然失蹤了。他妻子也不知道他到哪裡去了。 我說：“你至少知道一點動靜啊？”她說一點也不知道，他早上出去就沒有再回來。 我問“７６號”內線，有沒有抓住一個姓左的？回答也是不知道，說如果抓來，我們一定會知道的。我又問在日本人那裡的內線，內線告訴我，日本人抓了一個姓左的，這個人很剛毅，受盡了酷刑，什麼也不說。嘴裡不知念什麼，後來有人告訴日本人，說這個姓左的念的是文天祥的《正氣歌》。不到兩個月，左篆被日本人活活地打死了。我們追認他為烈士。 我在靜安寺的房子裡請了一個娘姨，我問她： “你家裡是幹什麼的呀？” 她說：“我是寧波人，我的丈夫是當兵的。” “當兵的？在哪裡當兵？是在國民黨里當兵呢？還是在漢奸那邊呢？還是在日本人那邊呢？” 她說：“在汪精衛那一邊。” “那你到這邊來工作，你丈夫知道不知道呢？” “知道。我寫信給他說，我在這裡，是做生意買賣的，對我們很好。” “你的丈夫到過這裡沒有？” 她說：“沒有，他是寧波鄉下人。” 她還認識點字，有一天，我跟她講：“我出錢送你的小孩上學，把她當成我的女兒一樣。你呢，謹慎一點，就不要出去了。” 她說：“開始我不曉得你們這裡是幹什麼的，後來我看清楚了，你們是重慶派來的高級官員，你們不是做生意買賣的。” 我說：“你看清楚了嗎？” 她說：“看清楚了，那個參謀長是代替你負責的，他的妻子也很好，是杭州人，對我們很好。” 我說：“我們是為了抗日，救國救民嘛，我們住在這裡表面上看起來是個家庭，實際上不是個家庭。”我問這個娘姨在上海幾年了？她說：“我家裡到上海做娘姨的，我是第一個。”當時，寧波娘姨是第一等，上海娘姨是第二等，第三等是江北娘姨，她說我們寧波娘姨的待遇都比較高。我說：“送小孩讀書都是我花錢，你還有什麼困難，隨時告訴我，我會關照下屬多給錢給你。” 一天，忽然闖進來五六個人，娘姨一看他們來頭不對，就趕快把文件、賬目藏起來。他們抄家什麼也沒有抄出來，這個娘姨很機警，趴在我窗子上喊：“我們這裡來了流氓，搶東西！”巡捕房裡馬上就來人了。那五六個日本人看到來了巡捕，就逃掉了。如果不是這位娘姨叫來了巡捕，那些日本人只要一掀裡屋的門帘，賬目名冊之類的東西都在裡面，好險呀！巡捕問娘姨：“你喊叫什麼？” 她說：“這幾個流氓看來像日本人，所以我就報警了。” 這個娘姨很機警，後來我獎勵了她一筆錢。 巡捕剛走，我剛好來到這裡。我不曉得發生了什麼事情，只感覺屋裡的氣氛很緊張，參謀長不在，會計科長也不在。娘姨出來了：“喲，你怎麼回來了，你回來就不要再出去了。看來日本人在外面還有探子。你出去把你抓起來不得了。”娘姨說：“我帶你到隔壁的一家去躲一躲。” 我問：“參謀長呢？” 她說：“參謀長沒回來，不曉得到哪裡去了。” 我告訴娘姨：“你站在窗子邊注意着，如果參謀長回來，你就趕快從窗子上丟衣服下去，讓他不要進來。” 一會兒，參謀長果然回來了，娘姨把衣服丟下去，參謀長一看，知道發生了情況，就不敢進門了。又過了一會兒，我們的會計科長回來了，娘姨還沒有來得及把衣服丟下去，日本人撲過去把會計科長抓走了。重慶匯來的經費都歸他負責，然後再發給上海軍統的各個機關。這個會計科長姓馬，叫馬仁湛，他是個大學生，在我這裡是半天讀書，半天工作。他被捕之後，被日本人把兩條腿都打斷了，他始終沒有投降，始終什麼都不承認。後來我特赦以後，他還坐着輪椅來看過我。 有一天禮拜天，我的副官跟我講：“主任哪，你到上海兩年多了，日本人跟汪精衛天天懸賞要抓你。你白天沒到過茶館，也沒到過公園，你把自己焊死在一個很小的圈圈裡，這樣吧，明天我給你安排一下，愚園路有個公園，那個公園是一個猶太人修的。你也去曬曬太陽。” 我說：“不能去，很危險。” 他說：“你也曉得怕？對自己的身體一點都不愛惜還行啊？我們到公園裡去一趟，曬曬太陽，轉一個圈就回來了，那有什麼問題呀？” 我還是猶猶豫豫的，感覺我們總是在一些我們預料不到的地方出問題。副官就望着我笑，說：“你聽我的，我們到愚園公園去曬曬太陽，頂多耽擱一個多小時，我們就回來了。” 我聽他的了。那天我們坐着汽車來到愚園公園，我們買票進去，我走在公園中間的馬路上，兩邊是小湖，前面有一個亭子，我往那邊走，糟糕了！那個郎本實仁穿着將官的衣服，坐在亭子裡！ 他看到我，我也看到他。這個傢伙很機警，他一看到我走過去，那個樣子就很警覺。 我悄悄告訴副官：“亭子裡坐着的那個人，就是我跟你講的那個日本人郎本實仁，當年他要把我殺掉，沒能做得到，今天他看到我，裝作沒有看到我，我也裝作沒有看到他。你看他穿着將官衣服，是個少將。聽說他調到寧波，在蔣介石的家鄉當防守司令，他怎麼到上海來了？” 副官說：“我聽你講起過這個人，但是沒有見過面，我不知道。” 我說：“現在怎麼辦呢？” 副官很緊張：“我們現在趕快回頭吧，坐汽車回去算了。” 我說：“很可能公園外頭他布置了人，我們一撤退，他就把我們打掉了，到了這種關頭，任何情況都有可能發生。” “怎麼辦呢？” 我告訴副官：“郎本實仁很可能是有計劃地對付我們。他不知道從哪裡得到消息知道我們要出來。” 李副官沒有辦法了。我說：“不要慌，你從亭子那邊轉過去，隔着郎本八步到九步之間，監視着他，如果他有什麼行動，你就先發制人，一個箭步上去用手槍把他打掉！” 副官說：“我知道了。這個我做得到，做得到。” “你不要慌慌張張的，如果不出現什麼壞的情況，你不要亂打槍，這裡是租界，如果把朗本實仁打死了，租界上的巡捕會把我們抓起來的，我還要進巡捕房。你不要輕舉妄動。” “我知道了。”李副官就轉到亭子另一邊。 郎本實仁從亭子一邊的小橋上下來了，直接對着我走。我想，糟糕了！我是回頭走？還是迎頭而上呢？我緊張地考慮。我想：我如果向後退，公園外面他會安排人。乾脆，我向前走，迎着他過去！ 郎本實仁裝作沒有看到我，手老是放在衣服里，我就判斷他衣服裡面有手槍，我想，可能他一過來就用手槍把我打掉，或者把我打到湖裡去。 我和郎本實仁擦身而過時，我感覺他要對我動手了，我就一下子先發制人，把他左手逮住了，把他伸在衣服里的左手向下一拉，他左手裡的手槍就到了我手裡了。我用很大的力量，一拳打過去，郎本實仁倒在馬路上！李副官看見我把郎本實仁打倒了，一個箭步躥過來，騎在郎本的頭上。 郎本跪在我的面前哭，我指着他罵：“郎本！我們兩個從‘８·１３’起就是對手，現在已經四五年了。你想把我除掉沒有做到，我想把你除掉也沒有做到，今天怎麼樣啊？我今天也不整死你，我是為國家，你也是為國家。我知道，你是寧波那個地方的防守司令，我這次把你放走，你如果在寧波做些好事，以後我還可以原諒你！” 他還是跪在地上哭：“你就寬大我這一次吧，我再也不做壞事了。” 我把手一揚：“好吧，我就放你走。” 他回頭看了一下兩個副官，使了一下眼神，趕緊跑走了。 後來郎本實仁在寧波，為了修蔣介石母親的墓，花了很多錢，還做了很多好事。 一直到日本投降，我們從西安到了北京，有一天，我的部下馬漢三問我認不認識郎本實仁？ 我說：“你怎麼知道啊？” 他說：“現在這個人被抓到北京，我們把他關起來了。” 我說：“這個人還算做了一些好事呀，不要殺他。”在北京，我又跟郎本見了面。沒想到見了面，郎本實仁不認識我啦！ 他打量我好久：“你這位長官，我好像見過面，又好像沒有見過面，你是誰呀？” 我說：“你現在不要問我是誰，你這個人在東北殺了好多人，在天津殺了好多人，到在上海又殺了好多人，但是以後你改了，你給我們校長的母親修了墓，在寧波還做了些好事，這次我不抓你，不把你當戰犯，你回國好了。” 很快，郎本回國了。 那時軍統局還有一個單位叫“上海區”，上海二區的區長陳恭澍是個少將，黃埔第五期的，在北伐時號稱八大金剛之一，後來帶着四個行動大隊在上海殺漢奸。另外還有一個區長負責情報，兩個區長互相不能聯繫，不能見面，戴笠規定由我每個禮拜與他們兩個分別見面一到兩次，每一次都是我規定見面地點。 一次，我和陳恭澍約好，２８日在一個黃埔同學家裡見面。 ２７日這一天，我們一個中央會計蔣志雲急急忙忙跑到我住的地方來。我問她：“這樣急急忙忙地發生了什麼事啊？”她哭了：“你還不知道啊，”她說，“陳恭澍帶着日本人和汪精衛特務把上海區都破壞了。我是從後窗子逃走的，日本人沒有抓到我，我沒有地方去了。我只曉得你這裡，跑到你這裡來躲一躲。” 我問：“他什麼時候叛變的？” “昨天晚上。” 幸虧她告訴我這個消息，不然我第二天就要和陳恭澍見面了。我說：“你來得正好，你救了我的命啊！”我想了想又說：“你到我這兒並不安全，我派副官送你離開上海，先到鄉下去躲幾天，然後給你買票離開上海，到香港去。”這樣，我又救了她。 我說：“現在中央要把我調到重慶去，你先走，我大概１０天以後就離開上海，上面的命令是有兩條路可以走，一條路是到浙江溫州，從溫州到金華，走陸路，坐汽車到重慶，這個時間花得長一些，路上也辛苦一些，我採取走香港這條路，我們到了香港再見面吧。” 後來，蔣志雲到了台灣，還當了國大代表。她很感激我，說：“我的這一生啊，是你把我提起來的，當會計也是你保的我，我當國大代表，也是你幫助的。我救了你，你也救了我。”我說：“這件事情就不要談了。” 有個湖南湘鄉人，叫肖克文，人稱“小耳朵”。過去在警察局裡幹過，後來他到上海賣酒，全家都住在上海。他得知我到了上海後，就來找我，說是不想賣酒了，想在我這裡謀個差事，我考慮一下，說：“這樣吧，我很忙，這個忠義救國軍上海辦事處處長我也不兼了，請你來代理一下。”他後來把三個女兒、兩個兒子都弄到辦事處里來做事，都成了軍統在上海組織里的交通，連他的外甥都到軍統里當了交通，一家人生活過得不錯，我一看這一家都為愛國服務，就嘉獎了他們。 “小耳朵”被捕了。剛一被捕，他就叛變了，把我供了出來。“７６號”特務問他，知道不知道我住的地方，他說：“文強住的地方我搞不清楚，但是我可以找到他。他對我很信任，如果我約他，他一定會跟我見面的。”汪精衛“７６號”特務的意思是，讓“小耳朵”約我見面，一定要把我抓到，抓到我，獎金有“小耳朵”的一半。 “小耳朵”看有利可圖，就通過一個關係寫信給我，大意是說：“文先生，這次程國緒叛變了，我也被捕了，現在他們逼着我找到你，我說我能夠見得到文先生。我把這個消息告訴你。”我接到這封信，就和參謀長研究，要不要去見“小耳朵”呢？參謀長說你決不能去，太危險了。我再三考慮，做出決定，說：“如果不去，這個線就斷掉了。假如去了，我有辦法保護自己。” 我就派人給“小耳朵”送信，約好他在董竹君的茶館裡見面。 我在茶館裡布置了一些人，都帶着武器。如果“小耳朵”一個人來，我的副官一個人就可以對付他，把他塞進我在門口準備的汽車，弄着他兜圈子，中途換三部汽車；如果他帶人來，我們的人就一起上，打掉他們。 “小耳朵”來了，他前後左右都沒有人，就他一個，我的副官迎上去。“小耳朵”認識我的副官，說：“我約文先生在這裡見面。”副官說：“你跟我走，汽車在外面。”“小耳朵”心裡發毛，不想走，副官一招手，上來幾個人一把抓住他，把他塞進了汽車，兜了很多圈子，換了三部汽車，到了一家公司裡面，我在這裡等他。 “小耳朵”一見我，雙腿一跪。 我問：“你怎麼樣？” “你不要誤會我”，“小耳朵”說，“我已經告訴你有人要抓你，我不會害你。”“小耳朵”又看着我說：“我家沒有飯吃了，不曉得中央會計那裡有沒有錢？你是不是可以再借點錢給送去，讓我家裡人有飯吃。” “這是小事，我會借錢給你。你說老實話，你這次出來要跟我見面，有什麼背景？” “他們要我把你引出來，抓住你。” 我問：“你來的時候，跟着幾個人？” “小耳朵”說：“我們一共三個人，有兩個人藏在茶館外面。你這位副官先生突然把我推上車，那兩個人回過神兒來時，汽車已經開走了。” “我相信你說的話。”我問，“另外還有什麼任務給你？其實你不講，我也清楚！” “另外沒有什麼任務。” 我說：“他們一定要你策動忠義救國軍的總指揮周偉龍，這個人也是湘鄉人，跟你的大女兒兩個人是姘頭，我知道‘７６號’一定要你策動周偉龍，讓他投降汪精衛。” “小耳朵”聽我這樣一說，露了一句：“你怎麼了解得這樣清楚啊？” “我不是講了嗎，你不說我也知道。” “小耳朵”以為我真的摸底，就全交代了：“‘７６號’要我帶着我的大女兒肖淑英一道到廣東，去見周偉龍，策動他的部隊投降汪先生，沒想到你已經曉得了這個計劃。” “那麼你去不去廣東呢？” “小耳朵”說：“我打算去，不過他們要先抓你，這一步成功後，再去策動周偉龍。” 我說：“那好吧，你今天沒有把我抓到。你家裡困難，我會派人送去５０００塊錢。你的路不要走得太遠，不要當漢奸連累了你的子孫。” 他跪在地上又哭了一頓，我就把他放走了。那時，我３０歲出頭，“小耳朵”已經快６０歲了。 我的策反任務基本完成，從華北、蘇北到東北，策動汪精衛部隊一百多萬人投降。當時，那些漢奸的心理是腳踏三隻船，一個是汪精衛，一個是蔣介石，一個是共產黨，他們看看當時局勢，還不願意到共產黨那邊，經過我們的策反工作，願意跟着蔣介石走。 我奉命調重慶，離開上海之前，把參謀長叫過來，說：“你跟我好多年了，是我的參謀長，現在調我到重慶去，要是我指定一個人在這裡負責，代替我的職務。我現在指定你代替我。” 參謀長講：“我們現在這裡沒有錢了，你走了以後，沒有錢呀，把我留在這裡也沒有用。這樣多的人要花錢，我到哪裡弄錢呢？我弄不來。” 我說：“這樣吧，我走之前，至少要弄２萬塊錢，我自己帶１萬作旅費，另外１萬塊錢給你，你維持個把月就可以，是不是啊？以後我給你匯錢來嘛。” 過了幾天，正好王艮正來看我，這個人是國民黨，在上海開有私人銀行（後來加入共產黨），我就跟他講：“現在我奉命要調離上海了，對你我也不保密，我現在馬上要走，身邊沒有錢。” 他問：“你要多少？” “大概兩萬塊。” 他說：“兩萬塊錢我給你拿出來。” “我可能到了重慶以後，這個錢才能還你。”我又說：“現在上海局勢很緊張，我的預測是太平洋可能要打仗了，我們這些人都要離開，你那個銀行恐怕在上海也存在不了幾天，你要想辦法離開這個上海。如果不早做計劃，恐怕臨時來不及。” 他說：“你放心好了，我一定照着辦，我馬上拿兩萬塊錢送給你。你到了重慶，再歸還我。我也不要你的息錢。” 他拿了兩萬塊錢給我。我帶了１萬塊錢離開上海，留下１萬錢給參謀長。 我離開上海不到一個月，“珍珠港事件”就發生了。代替我留下的參謀長被日本人抓住了，我們留在上海的電台人員也叛變了。我一到香港，上海方面就打電報給我說：“你離開還不到半個月，什麼都變了，日本人和汪精衛在報紙上登出名單，把我們叫做藍衣社，把你寫在藍衣社的第一名。” 這件事其實我已經知道，我在離開上海買船票的時候，我的副官買了一份報紙，看到上面登着我的名字，說我是藍衣社的頭頭，他把報紙給我看，並說：“你看看，你要小心哪。” 這張報紙我一直帶到香港，後來我把這張報紙帶到重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