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最初這是一個旨在證明這個富裕小國仍存在艱難和貧窮的噱頭，但它產生了嚴重的反效果。一名自由派議員叫板一名持懷疑態度的政治對手，說，去看看一個依靠福利生活的兩個孩子的單身母親吧，你親眼看看生活有多艱難。

然而，到頭來人們發現，依靠福利生活並不艱難。這名36歲的單身母親——新聞媒體給她的化名是“卡麗娜”(Carina)——手頭能花的錢，比丹麥許多全職員工還要多。各類福利加在一起，她每個月收入2700美元，而且她從16歲起就一直依賴福利。

以往，丹麥人或許對此類事情無動於衷，覺得卡麗娜主要是可憐，而不是其他。但早在她的事例在16個月前成為頭條新聞之前，丹麥人就已深入展開一場辯論：他們所珍視的這個或許是歐洲最慷慨的福利國家制度，是否已經變得太慷慨，損害了該國的工作倫理。卡麗娜使這場辯論明顯分出勝負。

在幾乎沒有什麼異議或政治抗議（也沒有引起海外注意）的情況下，近期丹麥忙於全面改革它的福利制度，試圖推動丹麥人更多或更長時間（或兩者兼具）工作。在南歐多國因債權人強迫採取緊縮措施而受到罷工和抗議困擾之際，丹麥仍然擁有令人艷羨的AAA債券評級。

但丹麥的長期前景令人擔憂。其人口正在老齡化，而且在這個國家的很多地區，如今沒有工作的人多於有工作的人。

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經濟不景氣造成的。但許多專家稱，更為根本的問題是，一部分丹麥人完全不參與勞動力市場——無論是混日子的大學生、年輕的養老金領取者，或是像卡麗娜這樣依賴優厚政府支持過活的福利受領者。

哥本哈根研究組織芒達哥·摩根(Mandag Morgen)的出版物主編比亞克·默勒(Bjarke Moller)說，“在金融危機之前，人們普遍認為財富總會越來越多。但情況再也不是如此了。現在我們身上的壓力很大。我們必須成為一個機敏的社會才能生存。”

丹麥的政府模式在這裡幾乎是一種宗教信仰，其結果是，經常有調查發現，丹麥人自稱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即便是該國的保守派政界人士也不主張拋棄這一模式。

丹麥實行世界上最高的個人所得稅邊際稅率。56.5%的最高稅率適用於大約8萬美元以上的年收入。但作為交換，丹麥人得到一個“從搖籃到墳墓”的安全網，包括免費醫療保健、免費大學教育和大筆福利金，即便對最富有的公民也一樣。

例如，所有收入水平的父母每季度收到政府的支票，以幫助承擔托兒費。如果需要的話，老年人（即使他們自己很富有）能得到免費的保姆服務。

但幾乎沒有專家相信，丹麥可以長期承擔當前水平的福利支出。所以丹麥正對自己進行改組，小幅調整公司稅率，考慮新的公共部門投資，並爭取在長期鼓勵更多人——包括老人和年輕人——擺脫對政府福利的依賴。

在這個問題上直言不諱的社會和融合事務大臣卡倫·海克魯普(Karen Haekkerup)表示，“過去，除非需要，否則人們絕不會請求幫助。我祖母對給她養老金的提議生氣，因為她並不需要。”

“但現在的人們沒有這種心態。他們把這些福利看做自己的權利。這些權利一再擴大。它確實給我們帶來了高質量的生活。但現在我們必須回歸權利和義務兼備的狀態。所有人都必須做出貢獻。”

市政政策研究組織Kora在近期的一項研究中發現，在丹麥的98個城市中，2013年只有三個城市的多數市民在工作，遠低於2009年時的比例，那時有59個城市的多數市民有工作。（這些研究計入所有人，包括兒童在內。）

自由聯盟黨(Liberal Alliance)的約阿希姆·B·奧爾森(Joachim B. Olsen)是對福利制度持懷疑態度的政界人士。16個月前，正是他走訪了卡麗娜舒適的哥本哈根公寓。他對現狀感到特別震驚。他說，在已經被認為提供慷慨福利的瑞典，依靠政府福利生活的公民少得多。如果丹麥能把瑞典當成榜樣，也能減少大約25萬靠吃各種福利活着的人。

“我國的福利國家制度已經失控，”奧爾森說。“這個制度做了許多好事，但我們一直不願意探討消極的一面。很長一段時間以來，談論‘卡麗娜’這樣的人成了禁忌話題。”

削減成本的努力仍有可能傷及領導政府的左翼聯盟。不過總的來說，改革方案輕鬆得到議會通過，並得到了包括奧爾森在內的保守派人士的讚許。奧爾森盡全力讓媒體廣泛報道自己同卡麗娜的會面。

卡麗娜並不是唯一讓人覺得丹麥的制度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失控的福利受領人。去年9月，45歲的羅伯特·尼爾森(Robert Nielsen)在電視上接受採訪時承認，他基本上從2001年開始就一直依靠福利生活。他的事例也被廣泛報道。

尼爾森承認自己身強力壯，但表示無意從事卑微的工作，比如在快餐店打工。他說，自己靠福利生活得不錯。他甚至還擁有自己的合作公寓。

和不再接受採訪的卡麗娜不同，被新聞媒體稱作“懶漢羅伯特”的尼爾森似乎樂於得到關注。他說，總有人在街上熱情地向他打招呼。“幸運的是，我出生在丹麥，生活在丹麥，這裡的政府願意養我，”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