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到美國後為什麼突然都變好了
王朔
那時候我記得我們家有一些美國兵用過的勺子,上面寫着“美國陸軍”和“USA”。我媽媽去抗美援朝打過仗,這東西是她帶回來的。
那些勺子質量非常好,都用的是非常好的鋼,直到我女兒小的時候我們還曾經用這些勺子餵過好。而且,我母親也曾經給我講當年和美國人打仗的事情,講自己吃美國罐頭的感覺,這就給我一個“美國兵吃得特好”的印象。
我去美國半年就回來了。我是因為要在紐約出書,因此得到了美國方面的邀請。別外,當時我手頭還握有一個斯坦福大學的邀請,我結果沒好意思去大學,我覺得我也不配,因此我就到紐約把書出了,出的是英文版。至於斯坦福,我就沒去。
去了美國之後我就決定在那裡呆一段時間。在這段時間裡,我去了紐約、洛杉磯、舊金山、芝加哥和美國一些亂七八糟的城市,就是為了走走看看,這麼做其實也就是為了將來能堵人家的嘴,你想想看是不是這個道理:別人一說起哪兒哪兒,你說你去過,人家不會跟你多羅嗦了。
在美國,我在紐約和洛杉磯呆的時間比較長,覺得這兩個城市很不一樣。
洛杉磯這個城市真的讓我大吃一驚。在洛杉磯,除了一些特別的色情場所之外,那裡一到晚上天黑了之後,什麼娛樂也沒有,有時候我去一些美國內地城市,到了晚上八點多鐘進城就找不到地方吃飯了,因為大家都睡覺了。
而且美國人非常規矩,社會上非常井井有條,執法也很嚴,在國內我們都被人罵慣了,覺得人和人之間就應該互相不友好,可是我到美國之後覺得在那裡真是好到得老對周圍人說“謝謝”了,因為我在美國遇到的很多情況是你去找人辦事,人家還對你極為客氣。
但是我非常不喜歡美國人愛在路上跟陌生人打招呼這一條,因為我英語不好,他們一跟我打招呼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這樣一來,讓我顯得挺無理的。
我作為一個外國人在那裡也有安全感,原來我覺得美國的犯罪率很高,但其實那種犯罪率不太能侵害到你,紐約的地鐵讓人形容成罪惡之淵,一開始我到那裡都不敢坐地鐵,老是坐出租車。
後來我晚上坐了一下地鐵,覺得挺好的,而且我覺得自己在那裡呆着別人還挺害怕我的,可能他們把我當成越南人了,這使得我大有安全感。
我遇到的另外一件事情更能說明問題:有一天,我在曼哈頓世界貿易中心那裡獨自一人行走,那裡的辦公區,一到晚上就沒人了。我看見對面有一個黑人走了過來,我有些心慌,但沒想到他似乎也非常害怕我,我們兩人隔着兩個街口他就繞着走了,我當時正擔心如果讓我繞,我怕我會被繞丟了,想不到他先繞了。
在美國生活,我可以說沒有遇到過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如果非要解釋這個現象我只有用“理想社會”來做出說明,這個國家非常適合小市民生活,假如你不是一個有追求的人,你只想過一份踏實日子,你只想“我不侵犯別人,別人也別侵犯我”,那麼美國是最好的地方。
而且,那裡的社會相對來講是最公平的,公平到有時候你都不好意思的地步。比如,我在那裡看到這樣的一個報道,說是加州的納稅家庭每年要負擔非法移民一千多美元,比如負擔他們的子女教育等等方面的開銷,這事要是擱在別處,誰干呀?
美國確實讓人開眼界。過去的我等於是一個井底之蛙,起碼對古典的東西方藝術了解得不太充分,我在美國的那些日子裡整天東看西看,主要是想受些教育,我過去一直認為中國古代沒什麼文化,沒什麼文明,起碼在雕塑和繪畫上是這樣,但是在美國的博物館裡看了一些中國以前的東西,一下子把我過去的想法打破了,我覺得那些東西還不錯,和希臘的東西擺在一起比也不算太寒磣。
在中國,我不太能夠見到這些東西。偶爾見到一些張大千或者齊白石的畫,但我認為那些東西不是很地道。
說來說去,我在美國也沒有做什麼事情,我如果是一個畫家或者是音樂家,我也許在創作上出現不了障礙。
紐約那個地方有十幾萬詩人、十幾萬音樂家、十幾萬作家、十幾萬演員,也就是說有幾十萬藝術家群居在一起,之所以聚集在那裡是因為那裡對人沒有壓迫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空間,所有東西都是可能被藝術化的。
到美國之後我才知道什麼是精神上的徹底自由,但是我歸根結底是一個寫中文小說的,是依賴文字吃飯的這樣的人呆在美國會有點麻煩。
美國的中文是一個非常雜的東西,是被台灣國語化了的中文。我倒是在那裡曾經想過寫一個比較長的東西,反正在那裡住着也沒人來打擾你,誰未經准許進了你家家門你不是都可以對他開槍嗎?
但是如果我在那裡不看中文的東西,我的中文本身就不活躍,慢慢地,中文水平就會下降;但如果我看中文的東西,那裡那些非常雜的台灣中文就會慢慢地讓我的語言背景做出改變,這樣,我寫出來的東西讓中國大陸讀者看起來就有隔膜感,起碼會認為寫的“不是我們這裡的事兒”。
我到美國之後因為英語不行,就去和大量的中國人接觸,這些人很多都是我過去在國內就認識的,或者在國內有過一面之交的,其中甚至包括了我的一失蹤了的中學同學,見了這麼多人,我總的感覺是這麼多年沒見面,這些哥們全到美國來了。
我認識的一些作家現在也在美國生活,我個人認為他們在美國基本上都沒有寫出更好的東西,我感覺他們的語言和文字的能力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比如說我所認識的作家阿城,他在美國為了保持自己文字的純潔性,在那裡呆了八年也堅持不學英語,他的這個努力還算好,但是也有點過分艱辛了。而有的作家在美國乾脆就干起別的事情了。
在另一方面,我覺得中國人到了美國之後都變好了,變得都守法了。我認識幾個在國內都是壞人的人到美國生活之後都變得非常老實。
我才一到美國,朋友就告訴我“你可千萬別犯法,你在美國犯法算是倒了大霉了,會記你一輩子,到哪兒都跑不了”。大家都這麼專門提醒我,就好像我在中國就是以犯法為生似的。
我後來想,可能大家把每一個剛從大陸來的人都當成一個潛在的犯罪分子了,覺得必須叮囑一番,我想他們其實也想要你知道,在美國犯法之後,你別想“托人幫忙”。
但是對我來說,作為一個寫作的人,如果那麼老實、那麼循規蹈矩其實也不行,這是讓我很畏懼的地方,在中國,一個人有時候鬧得無法無天其實有助於打開思路,這個原因使得我不想過早地變成一個好人,當然,我想我老了以後還是要變成一個好人的,變成一個德高望重的人。
到美國後我開始明白,我這樣的人在美國呆着其實非常矛盾。
第一,我太老,四十歲年紀的人已經不可能重新開始新生活了,假如我去美國的時候是十八歲,哪怕是二十多歲,我都可以把自己周圍弄乾淨了,甚至可能會覺得拿中文寫作都沒意思了。
真的,在美國也有這樣的人,徹底變成一個“少數民族作家”了。但這對我來說已經不太可能了。
第二,我又太年輕,如果我已經六十多歲了,我反而就可以踏踏實實地在那養老了。因為美國的生活品質是有目共睹的,日子可以過得很安全,沒有人來打家劫舍,也肯定沒有外星人入侵,人老了可以死在自己家的床上,這一點問題一定不大。
當然,我也還有一些自尊心,對於我到美國生活這件事情,我一直這樣比喻;你到人家家裡來住就他媽夠腆着臉的了,然後你再跟人家搶着幹活,比如說搶着到餐館打工之類的,這就不太合適了。(而且我也干不動。)從小,我家裡的大人就教育我:別人的東西別吃、別人的東西別拿。
在美國的時候,我的出版社也曾經把我介紹給《花花公子》這些雜誌去寫小說,我用中文寫,他們翻譯,與此同時,我也得到了一些寫劇本一類的事情。
值得一提的是對《花花公子》這類的雜誌我這次也有一些新認識。我曾經從自己過去寫的《玩的就是心跳》中摘了一些片段,想登在《花花公子》上,其實也就為了我的書能在美國更好地發行,但是稿子後來被對方給退了,理由是“太黃色”。
他們可能忌諱裡面出現了一點亂倫的關係,這樣我才知道《花花公子》這樣的美國雜誌,其實反映的是非常嚴肅的人的需要和欲望,不像美國青年刊物那樣有病態的東西。
相比之下,我顯得粗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