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笛：再談中文的弊病
送交者：omni
拙文《漢字改革小議》在網上推出後，激起了強烈的反響。網友們或贊成或反對，意見
尖銳對立。經過辯論，我原來的想法更加明晰。我覺得，現在是回顧這場討論，作個初
步總結的時候了。
對拙文持反對意見的人，以黃葉先生為代表。他在《多維》上推出長文，作了詳盡的駁
斥，基本上包括了我見到的所有反對意見。本文重申我的基本看法，並連帶對反對意見
略作反駁。
我的基本立論，其實是通過演繹推理導出來的結論，它的出發點是這麽一個事實：
語言是聲音傳達的信息，而文字是語言的記錄。
從這個基本事實出發，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語言是文字的最終來源，所以只有記錄聲音的符號才是合理的文字。因為中文不是記錄
聲音的符號而是表意符號，所以它不是合理的文字。不幸的是，由於我們採用了意符而
不是音符來記錄語言，就象在該用樂譜的地方卻使用了圖畫，這種反常和原始的作法便
至少導致以下三個惡果：
（一）因為意符可以脫離聲音而存在，文字本身就成了相對聲音而獨立存在的實體，最
終會變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的死文。
在本質上，象阿拉伯數字那樣的表意符號，依賴的是使用者的共識而不是聲音。“發音”
和“共識”的區別，在於前者隨時代和地區而改變，而後者不能輕易改變，否則就不再
成立。這個特點便造成了表意文字在時間和空間上的惰性，使它無法與語言同步發展，
從而形成“語”和“文”的逐漸分離脫節。的確，中文無論在時間還是在空間上的惰性
都是驚人的。在時間上，雖然秦漢古語早就壽終正寢了，我們根本就不知道古人如何發
音，卻照樣能看懂那時的文章。在空間上，儘管東北人與海南人使用的語言其差別大過
西班牙語和意大利語的差別，卻都可以使用同樣的文字。至於安南人、朝鮮人、甚至講
多音節語言的日本人能用漢字就更不必說了。
使用這種文字的明顯“好處”，是它有助於維繫一個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如果中文不是
意符，中國早就成了歐洲那樣列國林立的大陸了。然而表意文字的致命弱點，是失去了
語言那個活水的澆灌滋潤。雖然經過“新文化運動”的改革，現代中文仍然是表意文字，
在本質上仍是一潭死水，無法從口語裡大量吸收新鮮詞彙。這個問題有兩個方面：第一，
由於每個字都有意思，而口語中許多詞都有音無字，難以寫下來，難以規範，只能停留
在民間，無法形成書面語言；第二，現代中文以普通話為基礎，使大量方言語彙無法進
入文字，更是加重了第一個問題。於是，新詞彙的產生基本只能靠“洗牌”，靠排列組
合已有的“字”。長此以往，現代中文遲早又要逐漸脫離口語，變成文言文式的死文字。
對上述我的基本立論和第一個推論，迄未見到反對者們提出有力的直接的反駁。
（二）作為表意符號，中文沒有以記錄聲音的方式直接接納外來語彙的能力，不利於中
國融入世界。
對於大量的外來語，我們只能採用意譯，又常常譯得古意盎然（如“輻射”），不僅妨
礙了中外文化交流（本人至今只能和同事們交流專業上的東西，一旦談到基礎，則瞠目
不知所對，何以故？不知道那些最簡單的詞彙也），而且妨礙初學者明確掌握概念。例
如以前看醫書，見“結締組織”字樣，茫茫然不知所云何物，後來看了一本英文科普，
見到“connective tissue ”，才知道那是什麽東西。佛教的“大乘”、“小乘”也是
這樣，如果我沒有見到英文翻譯，大概到死也不知道那其實是“large vehicle”和
“small vehicle”。
對於這個推論，黃葉先生的批駁是說翻譯者的水平太低，不足為證。我覺得，這種批駁
難以服人。正如某位跟貼作者指出的，“熊貓”（非熊非貓）、“彌猴桃”（非猴非桃）
這類翻譯名詞的出現，說明我們用表意符號來翻譯外來語彙已經到了何等山窮水盡的地
步。縱是李太白復生，想來也沒有本事翻出個能“嚇蠻”的好字眼來，更不用說我們已
經無奈到開始造“焓”、“氦”之類的怪字了。
（三）使用表意符號來“以字造詞”，導致了模糊文字的出現，助長了傳統的模糊思維
習慣。
因為字是意符而不是聲符，它就成了組成文字的最小單位，本身既是詞，又是造詞的構
件，於是新詞便不可避免地帶有原來的“字”的含義。這樣作的惡果首先是造成概念混
亂，妨礙了人們清晰的思維。這裡最有說服力的例子，就是“權利”、“權力”、“特
權”、“權益”這幾個詞的出現，使得“權”這個詞都帶上了這幾重意思，以致人們說
“我有權干什麽什麽”時，就連自己也不知道那個“權”字到底是什麽意思。這種混亂
已經到了嚴重影響思維的程度，以致魏碑先生竟然覺得“權利”和“權力”這兩個詞的
意思就是有共同之處。其實，“權利”是為法律或道義規定的人們做某些事的資格。而
“權力”是由社會地位或金錢賦予人們做某些事的能力。兩者之間本來毫無共同點，這
種誤會完全是用“權”那個共用字來造兩個不同的詞人為造成的。
“以字造詞”的又一惡果是導致“望文生義”的淺薄文化產生。一個新名詞出現後，一
般人不去精研它的準確定義，卻根據其中的舊字來瞎猜它的新意思，最後弄到“庸俗版”
壓倒“學術版”、劣幣淘汰良幣的地步。在中國近代史上，這種淺薄文化三度風靡神州
大地，讓幾乎所有的人都上了當。洪秀全的“上帝”在髮匪心目中就是“天上的皇帝”；
孫中山的“民主”在革命黨人看來就是與“君主”對立的“人民作主”；而從偉大領袖
到八億人民都一致認定“無產階級革命”就是“沒有財產的窮人造反”。
這裡必須指出，反對意見基本集中在這個“中文是模糊文字”的推論上。其實我已經在
《小議》中預為反駁過了，這裡再重複一遍。
第一，“以字造詞”對初學者確有“舉一反三”的“經濟效益”，我對此毫無異議。
第二，西文的現代科技詞彙是用拉丁、希臘的詞根、前後綴造出來的，這一事實我也完
全同意。但我覺得應該看到這兒的兩個重大差別：首先，西文的構詞元件不是文字的最
小單位，本身不是詞，其實是一種類似中文偏旁部首那樣不能獨立存在的東西，不可以
跑到句子裡去“亂交”。其次，新詞造好後就是不可拆卸的整體，而且不能簡縮為原來
的“詞母”。相比之下，中文造詞無比靈活，根本就沒有這兩條限制。例如，“爭”、
“奪”、“權”、“利”這四個“字”，本身其實就是四個“詞”，然而它又能組成
“爭權奪利”和“爭奪權利”這兩個詞（組），前者的意思跟後者完全不同。前者的
“權”指的是“權力”，“利”指的是“利益”，與後者的“權利”的意思風馬牛不相
及。
黃葉先生以“butterfly”等詞為例，說明西方也有類似中文“以字造詞”的“以詞造
詞”。我覺得，這類詞其實並不真的是用“butter”和“fly”造出來的，跟中文的雙
音節詞的形成機制根本不一樣。不過，西文中確有“以詞造詞”，“database”就是最
好的例子，但我覺得這種作法並未象中文的以字造詞引起混亂。限於篇幅，我準備在另
文中較詳細地討論這個問題。
第三、我完全同意西語也一詞多義。然而人家詞滙豐富，總能找到相應的詞來精確區分
概念。中文中沾“權”的那一堆詞就不用說了。就說“possilbe”和“probable”；
“problem”、“question”、“issue”和“matter”；“crime”和“sin”；
“doubt”和“suspect”；“worship”和“cult”這些不同的概念，我們能用相應的
中文名詞把它們區分開麽？
除了以上三個缺點，中文的另一個毛病是語法沒有性、數、格和明確的時態，句法混亂。
看過康德、叔本華、尼采的書就知道，咱們的文字，實在是沒有資格作為那種深邃、復
雜、精密的思想的載體。光是那原始的句法和模糊的文字定義的誤導作用，就可以讓人
汗流浹背之餘還雲山霧罩。文革中自學，看數理書從來就沒有看哲學書那麼痛苦。後來
出了國，隨便翻了下康德的英文譯著，只覺得輕鬆多了，光是那句型就省去了無數的無
用功。就連在我的本行中，也是翻譯書看起來比原著吃力。所以這似乎是一個普遍現象，
並不是歸咎於翻譯家就可以解釋的。
這裡要指出，語法不嚴密的毛病倒不是由表意文字的本質特點決定的。在我看來，這個
問題可以靠人為修補來解決。因此我主張對中文乃至漢語進行大規模的改造，造出一種
“人造”的文字和語言來。這裡所謂“人造”，指的是象創立世界語那樣由知識分子人
為造詞、造句、造語法，而不是長期地由人民自然地形成。黃葉先生對此表示反對，理
由是：第一，該主張有“精英主義”之嫌；第二，從數學上看，規則越簡單越好，所以
語言也該如此。關於第一點，我不明白一個學術問題怎麽會跟政治問題聯繫起來。關於
第二點，我不知道世上還有什麽規則比數學規則更嚴密、更完備。如果他說的是建立一
個理論時引入的假設越簡單、越少就越好，那我倒是完全同意的。
另一方面，某些贊成我的觀點的人如我思我在（老吃）先生似乎又走得太遠。他們似乎
把中國人在智力活動上落後於西方這個事實全都歸結到表意文字上去，沒有看到文字語
言其實並不是一切思維的載體。不用說模糊文字毫不妨礙我們進行形象思維，而且它也
不會影響所有的抽象思維活動。例如數學思維使用的主要是數學語言，跟文字沒有多少
關係。物理思維涉及的則主要是數學語言和物理概念，而理解後者靠的不是閱讀文字定
義，而是相關的公式和大量的練習。至於推導公式、求證定理時更是與文字語言無關，
那時遵循的是一系列嚴格的數學規則。因此，文字模糊並不影響我們學習和研究數理化，
中國中學生代表在世界數學奧林匹克上年年奪魁，似乎就證明了這一點。所以，受模糊
文字影響的“重災區”是那些有賴於精確文字表述的學科，最典型的就是哲學。如果咱
們不改進語言文字，未來中國可能出大物理學家和大數學家，要出大哲學家恐怕難矣乎哉。
此外，他們主要的誤區，我覺得是沒有看到傳統的強大作用。其實模糊思維和模糊文字
同為咱們的傳統，二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時至今日，咱們還深受這模糊思維傳統的
毒害而不自覺。比起模糊語言來，這傳統的流毒為害更烈。
有趣的是，老吃和秀才等先生還將表意文字和大腦發育聯繫起來，認為因為表意文字偏
重於意符的形象輸入而不是聲音輸入，所以國人的大腦發育便有利於形象思維而不利於
抽象思維。據說這就是中國人為什麽不善於抽象思維的生理原因。對這種說道，我覺得
實在難以同意。
記得出國前曾在《參考消息》上看到，日本學者曾用小腸的長度來解釋民族性。眾所周
知，食肉動物的小腸長度遠比食草動物的短，前者兇猛而後者溫馴。根據這一點，該學
者就把腸子的長度和動物的性格聯繫起來，認為白種人象食肉動物，腸子較短，所以生
性兇悍，到處擴張。黃種人則更象食草動物，小腸甚長，所以“俯首甘為鬼子牛”。我
覺得，老吃的“意腦論”似乎跟那個日本學者的“腸性論”頗有些異曲同工。
在我看來，持該論的論者們首先必須回答這個問題：表意文字對大腦發育的影響到底是
對個體的，還是對種系的？如所周知，拉馬克“用進廢退”的“獲得性遺傳”說早已被
推翻。鍛煉可以使一個人肌肉發達起來，然而這個後天獲得的優點並不能進入基因，傳
到下一代去，讓他的子孫不用鍛煉也能長出一身好膘。所以，如果表意文字對大腦發育
真有影響，那麽它的影響也只能是後天的，並不會進入基因，使國人的子子孫孫負責抽
象思維的腦區不可救藥地萎縮。如果我們要進行這方面的探討，我覺得必須首先澄清這
個問題。哪怕從功利主義的角度上來看也有這個必要──我們的探索應該著眼於尋找造
成本民族落後的社會歷史文化原因，從而對症下藥地想出辦法來解決，卻決不能在最終
去“證明”中國人是一種劣等種族，否則這樣的研究就完全是自殺性質的。
這裡要趕快聲明：老吃很可能根本沒想到這一點。我決不願別人抓住我這句話，趁機去
給他扣“種族主義者”的大帽子。此外，該理論的最大破綻，是無視我反覆指出的一個
事實：我們不僅在抽象思維活動上落後於西方，在形象思維方面也同樣如此。在我看來，
這個事實構成了對該理論的嚴重挑戰。論者們決不能迴避這個問題。
也許，在有關中國傳統的所有問題中，要數語言文字這個問題最敏感。不管政治觀點如
何，絕大多數中國人對母語都有著深厚的感情。正因為如此，討論這個問題之難，在於
論者難於作到冷靜客觀。令人欣慰的是，迄今為止，參加討論的人們大體上都表現得心
平氣和，但願這種局面能維持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