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認為，我們人類的認識能力是不足以認識上帝的。因為上帝在我們的經驗世界以外，屬於“物自體”的世界。我們如果想去發表一點關於“上帝”的看法，說 “上帝是存在的”，那就會產生錯誤。因為你沒有辦法在經驗世界中證明它存在，你頂多只能說“我感受到它的存在”。那麼這樣一來，就好比說“我口袋裡有一百塊錢，是因為我在頭腦中感到有一百塊錢”，這不是很荒唐嗎？

　　而且，對於上帝到底存不存在，在康德看來，那可真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事兒。因為“相信上帝存在”和“相信上帝不存在”，似乎都可以成立，誰也沒法說服誰。這就是“二律背反”。

　　其實，這裡的關鍵問題出在“存在”二字上。因為“存在”這個概念，只能用在那些經驗世界中的東西上面；而“上帝”根本就不是經驗世界中的對象，所以當然也就談不上是“存在”還是“不存在”。

　　於是，表面平靜甚至刻板的康德先生，居然在思想的世界中，向上帝舉起了屠刀———他把上帝從自然的領域中驅逐出境！

　　然而，康德雖然在理智的世界裡驅除了上帝，但又在道德的世界中把上帝恭迎回朝，為上帝贏得最尊貴的位置。這項工作，就是在《實踐理性批判》中完成的。

　　《實踐理性批判》是康德的“第二批判”，是針對人的道德能力的批判。康德總是說，如果一個人是為了快樂、利益、幸福等目的，才去做好事，那還不能算是 “道德的”。只有不計利害，僅僅因為這件事是對的，就去做了，那才是“道德的”。比如說，一個人應當誠實，這是一條道德的法則。但我遵循這條法則的動機，不是因為“誠實”能給我帶來好處，我才遵循它；而是因為“誠實”本身就是對的，是可以讓所有人都遵守的，所以我遵循它。

　　遵守這些道德法則，不能是講條件的，而必須當作義務來履行———這就是康德所講的“絕對命令”。康德曾說：“世界上有兩樣東西，我越是思考，就越會讓我增加對他們的讚嘆和敬畏，那就是我頭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則！”

　　 但是，這會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哪些行動準則，可以成為一條道德的法則呢？這就要看，一個行動，它能不能被普遍化，能不能光明正大地讓所有人都這樣做。如果我打算對別人撒謊，那我就該問問自己：“我現在撒謊了。要是所有人都撒謊，那行不行呢？”很顯然，這樣不行。所以“撒謊”是不可以普遍化的行為，也就不是道德的法則。

　　第二個問題是，這些道德法則是從哪裡來的呢？它們當然不會從外在的世界中來。否則，我們就是為了某種別的東西才去做好事。所以，道德法則只能來自於我們的主觀世界，它是我們自己給自己下的命令。

　　不考慮後果而去做好事，當然是很高尚的。但是，硬要把“幸福”從人生中割掉，也還是很難讓人接受。於是康德只好說，不計利害地做好事，這是“德”，但要有相應的幸福與之匹配。所以“德福相配”，才是最高的善。

　　 但要保證德福能夠相配，只有上帝才能夠公平地為我們做到這一點。所以，上帝的存在仍是有必要的事兒，也是很必然的事兒。上帝不能呆在自然的世界裡，但他肯定呆在道德的世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