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信仰只代表統治階級。夏商之際，那時的人相信宇宙間有一個至上 神作為主宰，稱為“帝”或“上帝”。他是自然界及社會中一切事的主宰。商周以後，又稱作“天”。當時的人認為，這個主宰有一個以日月風雨為臣工使者的帝廷。協助統治一切。他以自己的好惡發號施令。他的號令稱為“天命”。當時的統治者利用這種宗教觀來強化自己的權威。商朝的統治者說上帝是自己的祖先。“有?環澆?，帝立子生商”（詩經 商頌）。因此他們經常受上帝的保佑，他們的一舉一動，特別是關於國家和王的行動的重要事情，都要用“卜”的方法，向他們的上帝請求指示並祈求保佑。奴隸主貴族努力使奴隸們相信，奴隸主是天生的，特殊的，有權奴役別人，有權受到上帝的保護。他們的所作所為，經過“卜”而得到上帝的指示，因此奴隸們必須服從。這如同後來的君權神授。隨着商朝的被推倒和後來周天子地位的下降。“天”的權威也受到懷疑。老子、孔子的思想就在這個時期產生。他們思想中“最高主宰”的觀念缺乏或者不再象以往那樣強烈。
在西方。也強調君權神授。英王查理一世就強調君權神授。可是最終他被送上斷頭台。但是基督教不同於其他宗教。基督教本身起源於社會底層。自宗教改革後，英國就有國教安立甘宗（半新教，半天主教。）和清教徒（嚴格的加爾文主義）的鬥爭。國王屬於國教。克倫威爾是低派，清教徒，是他把查理一世處死。從宗教角度上講，這是基督教不同觀點的鬥爭。鬥爭的結果不會拋棄基督教。英國的這場革命情況比較特殊。人們對此似乎只強調了資產階級。是有片面的。因為忽略了其國內教派鬥爭的因素和其島國的特殊性。英國是島國，歷來就沒有必要擁有那麼多的陸軍。它的海軍是當時世界上最棒的。海軍聽命國王，可是海軍在深海，英王用不上。
二、孔子對靈魂的態度。對於鬼神孔子的的觀點是摸稜兩可，存而不問。他說：“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論語 雍也）即不明確否認鬼神的存在，也不強調鬼神的存在。應該說孔子是承認有鬼神即靈魂存在的。他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論語 八佾）就是說，祭祖先，要十分誠敬，就好象祖先在那裡。祭外神要十分誠敬，就好象外神在那裡。孔子沒有對靈魂做進一步探討。他更關心人在現世如何去做。他的學生子路向他“問鬼神”他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又問死，他說：“未知生，焉知死？”《論語 先進》。孔子專注於現世的事物。其實，用來世可以管理現世，各種文化都是如此。孔子也不例外。孔丘的學生曾參說：“慎終追遠，民得厚矣。”（論語 學而）曾參這句話，合乎孔子的精神。“慎終”說的是葬禮，“追遠”說的是祭禮。照曾參說，着重這些禮，為的是要“民德歸厚”。這就是儒家所認為的喪葬之禮的現實意義。以此使人民知道孝悌之道，並發展之以至於仁。孔子對靈魂的態度在於他不能處理好現世的行為。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而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賜，是子貢的名字，意思是說，想知道死人有知無知，等你死了你自己就會知道，到那時還不算晚。這種態度也是儒家及中原文化對鬼神對靈魂的基本態度。筆者認為，這可能是“最高主宰”的概念缺乏的緣故。周天子的地位下降，上帝和天的權威下降。光靠人與鬼神不能擺正彼此關係。
三、今文經學理論的不足，信仰與政治發生衝突。懂仲舒曾力求使儒家思想宗教化。力求把孔子推為教主。今文經學認為：“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子受命於父。臣受命於君。妻受命於夫。”懂仲舒再用“天意”賦予君權神聖性時，又用“天意”來限制君權。給現世王權戴上一個緊箍咒。“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公羊春秋學”並不認為封建統治集團或家族是長期不變的。而是認為這種變化是必然的。這就是“三統說”既每個朝代開始的時候都是“受命為新王”過了一定時期“天”就要“號”命一個新王。再開始一個新朝代。漢初時這種理論是受歡迎的。但是西漢中葉以後，社會矛盾激化，危機嚴重。統治集團擔心有人會“受命作新王”。漢哀帝進行了一次“再受命”儀式。可是漢哀帝“再受命”沒有成功。王莽以“再壽命”為由立新朝奪了漢劉江山。可見， “公羊春秋”學說的“新王受命”在當時的影響還是相當重大的。
在此之前，漢宣帝意識到了“春秋公羊學”的嚴重性。在晚年，他組織了一次“石渠會議”。這次會議準備了十幾年。會後，立“穀梁春秋”博士，對抗“公羊春秋”博士。其主要目的在於否定“受命為新王”學說。以防止王莽之類的人物利用。有政治力量的支持，於是穀梁之學大盛。這是今文經學內部的一次鬥爭。也是“今文經學”被貶的開始。
隨後，劉歆以其漢室宗親的特殊地位。提倡“古文經學”，以反對“公羊春秋”學的讖緯。其根本分歧點是孔丘是一個學者還是一個“受天命”的王。也就是說孔丘是人還是神？一種觀點代表一種利益到向。觀點之爭即言論之爭，就是現實利益之爭。是現實利益之爭的先導。“公羊春秋”學說畢竟發展了上百年。有了一大批利益即得者。鬥爭相當激烈。劉歆自請離開中央，到外地做地方官。但是，到了東漢末年及曹魏時期“古文經學”全面占據全面優勢。懂仲舒及“今文經學”使儒學宗教化的努力徹底失敗。政治畢竟是現實的力量，“今文經學”因適合現實政治的要求而興起，也因與現實政治力量發生牴觸而衰落。學說不能與政治衝突，可是政治如果失去學說的支持。怕也是成為沒有羅盤的船。
到了魏末晉初，玄學興起。崇尚自然。聽起來還不錯。我富是自然，你窮也是自然。我奪了你的東西還是自然。酷似現在的自由。這種觀念符合當時貴族的要求。司馬氏靠殺奪得天下，搞了分封制，卻沒有象周公那樣滿懷憂患地加強道德建設“皇天無親，為德是輔”憂患不是無病呻吟，而是現實的威脅。現實有威脅是因為潛在對手的強大，或者說是自身實力不夠強大。自身強大了，沒有威脅了，也就難說有憂患意識了。這是福還是禍？西晉統一後就是這樣。緊接着是近300 年的五胡亂華。西晉崇尚老莊。沒有象漢初那樣勵精圖治。可能因為西晉也沒有象西漢初年那樣，有巨大的游牧區的壓力，或者說不象西周初年有一個子姓宋國的潛在威脅。崇尚自然，壞人死後是一堆白骨，好人死後是一堆白骨。要及時行樂。總之，道德敗壞。終於爆發“八王之亂”並一發而不可收。近300年的混戰，南北朝。思想成就上卻遠不如春秋戰國。因為僅僅是爭利而沒有更高的追求。羅貫中，毛氏父子渴望重現強盛的漢帝國。也只是提供了一系列形象化的樣板兒。人們似乎也只關注那些權謀、戰鬥，和誰對誰錯，好象沒有注意漢末晉初，哲學思想的此起彼伏和現實政局變化的關係。不同的言論代表不同的利益訴求。言論是行動的先導。言論的衝突預示着行動的衝突。今天也要求百家爭鳴，還有思想自由，能保證有更高的追求嗎？西方近代文明僅僅是爭利嗎？
四、佛教的阻止。筆者認為佛教的阻止是儒教沒有成為真正宗教的主要原因。因為佛教使儒家徹底放棄的對靈魂的探討。儒家與佛教爭論的焦點有兩個，1、華夷之辨；2、靈魂之爭。“華夷之辨”不難理解。中原文化歷來輕視四夷。只能教化他們，怎麼能讓他們教化？佛教最先傳到西域。再到中原。起初傳教的都是胡人。一邊化緣一邊傳教，被稱為“乞胡”。更遭輕視。“靈魂之爭”這是爭論的核心。佛教放棄今世，一心成佛，主張靈魂不滅。佛教把人的一生看成是靈魂長存中的一站。上輩子你可能是你父母的父母；今世沒做好事，來世父母有可能變成牛馬。皇帝也是如此。所以和尚不侍奉父母，也不拜皇帝。這跟儒家的思想核心“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針鋒相對。根本就沒法調和。儒家必須堅決否認“魂不滅”論，否認靈魂的存在。不探討靈魂，怎麼成為宗教呢？同時，佛教也遭到嚴重的阻擊。只得向本土化發展。產生了禪宗。主張不尊敬父母就不能成佛。這是適合古代士大夫口味的佛教。畢竟中原文化缺這個。
需要強調的是說佛教在東漢（有的說是秦時）傳到中國。這是古代的說法。到現代應該說是那時傳到中原。佛教早就傳到西域。就在古代那裡也早就屬於中國。古代的中國跟現代中國的含義不同。古代中國是指國中之國，或是指“天子” 直接管轄的地區。那麼，其他地區也屬於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才是古代的哲學訴求。不自覺中人們把古代中國的含義與現代中國的含義混淆了，就給人一種錯覺：中國就是中原。這不符合歷史和現實的事實。
有一些觀念必須澄清。首先是“神”這個字，在古漢語裡的意思是“靈魂”。佛教的“神不滅”論，還有范縝所著《神滅論》都是針對“靈魂” 的肯定與否定。後來這個字又指“神仙”。到了近代，受基督教的影響，現代漢語裡“神”這個字可以是指“上帝”即“獨一的最高主宰”。
如果儒家明確承認“靈魂”，那麼它就是一神教。孔子談“天”的話很多。“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論語 八佾）“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是說，如果他做錯了事情，天罰他，天罰他。“吾誰欺，欺天乎？”（論語 子罕）是說，他欺騙誰呢？他能欺騙天嗎？“天喪予！天喪予！”（論語 先進）意思是，天要滅亡他！天要滅亡他！“知我者其天乎！”（論語 憲問）意思是說，了解他的，恐怕只有天吧！商朝以前中原文化就有“宇宙最高主宰”的概念，叫“帝”或“上帝”。商周以後叫“天”。但是這個“最高主宰”跟《聖經》當中的獨一 神“耶和華”不一樣。這跟信仰者的情況不同而不同。以色列始終相對弱小。巴勒斯坦在埃及、希臘、巴比倫、波斯等幾大文明之間。古代巴勒斯坦地區也是多個民族混雜，不斷相互征戰。以色列需要一個大有能力而又充滿慈愛的天父來凝聚他們，保佑他們，為他們征戰。中原不同。自黃帝起他就是一個強盛的大族。在文化上幾千年來一直傲視四夷。民眾的力量始終被重視“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得民心者得天下”。即便是滿蒙入主。中原知識分子還能從文化上找到安慰。所以晚清是孤芳自賞，不肯以平等的心態對待列強。外交上極其孤立，是可以理解的。有這個基礎。即使在最虛弱的時候，也不會去當什麼“英王王冠上的明珠”也不會入什麼英國、美國。真正在實力上和心理上受到雙重打擊的是甲午戰爭。從此以後，說話寫文章要是掛個外國的什麼學者、什麼家的就覺得好象有底氣了。
《聖經》中 “神”和“上帝”是同一個意思，也叫“天父”。在中國的老百姓不稱“天”為父。而是稱“天”為“爺”，老天爺。這是有哲學依據的。按儒家思想，“王者，父天母地，為天之子也。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又“皇帝承天之府，乘天載物。受天命而統治天下，故爵稱天子。”“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皇帝是天的兒子。只有他才有資格稱天為父。“天下乃皇帝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也就是說皇帝又是民之父母。所以老百姓就只能稱天為“爺”了。至於，“父母官兒”的說法則只能算是一種通俗的比喻。洪秀全稱自己是上帝的第二個兒子。又自命“天王”。他這是那兒來的邏輯？
筆者認為袁世凱稱帝有他自私的成分，也有歷史的慣性因素。還有也是被人忽略或掩蓋的原因，就是他不滿意這個內閣制，也不滿意那個總統制。如果把這單純地解釋為私慾膨脹，為求一姓之尊榮是有歉公平的。這樣的體制就是他都難以把握。換個人更夠戧。中國將無法穩定。而且有亡國的危險。這個內閣制它意在爭權，而無視國家的整體壓力。對於帝制的瘋狂反對並不都是理性的。筆者無意在此多糾纏。我想說的是：在哲學上能稱為“天”的兒子的皇帝徹底不復存在了。那麼就只有耶穌基督，也是筆者所信奉的救主，可以稱為“天”或“上帝”的兒子。他是 神的“獨生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