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沒有無緣由的愛，也沒有無緣由的恨，中國人雖然比較有慧根，但也不是從一開始就表現出對佛教的特別偏好。事實上恰恰正相反，佛教東傳至中國後表現出的是極大的水土不服。

原因是這樣的。漢代總的來說是個尊儒的社會，儒家思想成為華夏民族文化里的一部分融入每一人的血管，而佛教的一些教義又是那樣的與儒家社會傳統格格不入。

比如佛教首先要講剃度，而儒家說“毛髮精血受之父母，棄之何忍”（夏侯敦同志說完這句話後把被射瞎的眼珠子撿起來吞到了肚裡）；佛教講出家，以身侍佛，而儒家講忠孝，放着八十老母你不養，去養滿面紅光的佛祖，你吃飽了撐的；佛教要求禁慾，出家人更不可能娶妻生子，而儒家說“不孝有三，無後乃大”。這些根本的矛盾令華夏人對着佛教教義，覺得再好也只能猛咽口水。

不過漢末三國期的社會環境還是給人們一個重新審視佛教的機會。這首先在於漢末以來的大亂世，隨着漢家政權的倒掉，儒家學說對人們的思想控制也隨着淡化。竹林七賢“接輿髡首,桑扈裸行”就是這種反傳統的表現。在魏晉這一中國繼春秋百家爭鳴後又一次思想自由的黃金時代裡，首先站出來為佛教正名的卻是一位漢人的儒生----牟子。

牟子是三國時的東吳人，青年時期學宗儒術，通習百家，後來信奉了佛教。牟子寫了本佛教東傳史上很重要的書《牟子理惑論》，在這本書裡他着重對上述儒家社會傳統與佛教教義相衝突的地方作了解釋。他說佛教並不放棄修道德、崇仁義，而是更注重大德而非小節。比如自己修行成了佛，還可以再來幫助父母兄弟等一些脫離苦海，得到解脫，這才是大仁大孝。

而對於佛教的出家和無後這些與華夏社會傳統有衝突的現象，牟子的解答更顯得狡猾。他說“許由避堯讓位而逃入深山，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餓死首陽，孔子非但沒有譏笑他們無子無財，反而稱讚他們求仁得仁，這與佛教苟有大德，不拘於小正是一個意思”。這叫以儒之矛，攻儒之盾，這位牟子先生若活在現世，去參加個大專辯論賽當個主辯一定是絕不屈才的。

牟子的辯護為佛教在中國打上了漢化的標籤，由此獲得了市場准入的資格，而佛學在中國主動向儒家習慣的靠攏也正是它得以廣泛傳播的前提。

東傳期另一個重要的社會背景就是漢末至晉末的全國大動亂，讓我們停下來先溫習一下這段五胡亂華的歷史。

290 年晉武帝司馬炎死，白痴皇帝晉惠帝即位。第二年，熱鬧的八王之亂（實為十三王之亂）就開鑼登場，隨後劉淵帶領着匈奴席捲中原地區，逼着司馬氏的後人跑到江東建了個東晉小朝遷。而北方羯、鮮卑、氐、羌這些血性民族象草原上發現孤羊的群狼一樣，一起衝上來趕赴這次征服大餐。

從此過去的中原樂土深陷於無盡的戰火動亂之中，百姓疾苦、禮道廢馳，晚上睡去不知道自己還有無可能吃到明天的早餐。這時主張業報輪迴的佛教正好派上了用場，因果循還的的教理恰符合當時人們今生為苦，冀望來世的生活體驗。而普渡眾生、慈悲為懷為受苦的百姓提供了心裡寄託的港灣。

碰巧，當時的皇帝們也苦於老百姓的反抗意識太強，宣揚佛教正可以讓老百姓傻乎乎地覺得以後可以到來世討說法，而不再糾纏於今生中的得失，這當然有利於他們的統治。以此為契機，佛教大傳的世俗條件均已具備，終於要迎來他在中國傳法的黃金時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