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近代科學思維方式的確立

思維方式中的本質主義的破滅和“存在主義”的確立的實質在於，人們認識到科學決不是一個“為什麼”的問題，而只能是一個“怎麼樣”的問題。即：它是一個描述事物運動變化發展規律的問題，而不是一個尋找事物運動變化發展的原因問題；科學只能描述事物或只求或然性，而不是理性絕對確定性。在古希臘，正是思想家們探尋絕對的確定性使他們捨棄感覺經驗而偏執於理性的至上性，最終走入困境。在“存在主義”的感覺經驗者如中世紀後期的唯名論者看來，一般觀念[19]由於藉助於詞語就不再直接與事物本身發生關係，基本上只與事物的觀念發生關係。可是，在我們的思想中直觀地表現個別事物是與事物直接發生關聯的。這種表現是否正確反映事物的本質，我們不知道，它們之間可能有真正的相似點，也可能很少與它所代表的對象相似，這完全取決於這種描述結果的經驗確證。庫薩的尼古拉擁護這種唯名論的觀點，認為與事物的真正本質相對立，人類思想只具有“推測”的能力，只具有符合於自身性質的表達方式，而對所有正面判斷的這種相對性的認識，對這種無知的認識，作為有學問的無知的第一階段，是超越理性科學達到不可言傳、不帶符號[20]、直接認識真正存在的唯一道路。[21]

　　這裡已經表現出反對並否認人類理性認識的至上性和完備性，充分肯定感性經驗在認識中的作用和地位，現象背後的所謂本質實在是形而上學的虛構。這在伽利略那裡表現得更為突出和明確。

　　在伽利略看來，科學不同於探究原因的哲學，“科學只是那些可以根據‘感覺經驗和必要證明’所建立起來的東西”[22]，科學是用測量理論、實驗以及誤差理論對問題進行回答的。他認為：“大自然中沒有任何一個事物——即使是最微小的——能被我們最有才智的理論家全面理解，那種自命懂得一切事物的人實際上並不懂得任何事物。”[23]他還斷言“事物的本質是無法弄清楚的，科學所關心的僅僅是事物的特性和可見事件”[24]，認為我們只能通過人類理智唯一完全理解的數學定理的確定性來展現大自然在運動中的確定性。因此，他的科學完全不同於那種認為任何問題都能得到完全和最終解決的哲學，後者是不存在的，因而任何這樣的努力也是徒勞的。科學完全是經驗範圍之內的有關事實的問題，它的方法完全不同於哲學的本質、原因的形而上學的方法。正是這一帶有根本性的認識使伽利略將實驗與數學結合，從而走向近代科學的思維之路。在他身上已經完全體現出科學是對外界事物在經驗範圍內的理性的數學建構的思想，這正是從本質主義轉向“存在主義”的結果。

　　這裡涉及到人類認識的一個根本問題：人的思想到底是如何反映客觀世界並獲得關於客觀世界的知識的？人們通過對自身的形而上學理性的考察及其實踐充分認識到，單憑抽象的形而上學理性不能確切地把握事物。科學知識完全不同於古希臘哲學關於事物本質的知識，科學是在經驗的範圍內依據現實的存在將事物某一方面量的規定性抽象化[25]，從而達到有效地把握事物的一種認識方式，它完全是經驗範圍內的有關事實的問題。也就是說，它並不過問事物背後的“自在之物”[26]，它只是對事物在經驗範圍內的理性的精確描述，我們無法徹底地理解事物。因此．從“本質主義”向“存在主義”轉變的第一要義就是從理性至上轉變為“經驗至上”[27]，經驗成了認識的第一原則。因為歷史的實踐已經證明理性不能憑藉自己的力量來完成自身提出的把握事物背後本質的任務，理性是蒼白無力的，是非至上的，科學的認識只能局限在經驗範圍之內。

但是，這樣的轉變並不是完全拋棄理性，理性作為一種認識手段是人類思維所不可或缺的。在“存在主義”的道路上，正是那些運用理性的數學方法的人使科學走上近代的道路，如十四世紀牛津和巴黎大學的一些學者對“原動力”問題的研究以及伽利略的力學研究等等。而弗蘭西斯·培根等人之所以在他們所倡導的經驗的歸納法下沒有做出科學上的重大貢獻，就是因為他們忽視了數學作為一種認識手段在經驗的認識方式中的重要性。

因此，我們可稱近代科學是對客觀事實在經驗範圍內的一種理性的數學建構，只要這種建構能在經驗範圍內加以確證，它就是真理性的正確知識。這裡當然有客觀的實在的因素，因為它是對客觀實在對象的現實反映，但更多的是主觀的理性的數學建構。正是這種理性的數學建構使近代科學在本質上不同於中世紀的學問和希臘的知識[28]，它實質上是一種理性經驗論，它同時強調理性與經驗的同等重要。正如懷特海在《科學與近代世界》一書中所說：“對於詳細事實的強烈興趣，和對於抽象概括的同樣的熱忱，這兩者的結合，形成了我們現代社會的新氣象。”[29]

這樣的理性經驗論認識到理性作為秩序的建立是不可或缺的，但它又必須服從在現實世界中業已給定的一切。經驗及其存在是第一位的，並要注意到存在的偶然性以及事物存在的方式。也就是說，近代科學只服從於已知的確實存在的事實，只服從於給定的和已經形成的事物，而不論其是否符合理性，雖然理性在認識事物的過程中是必要的。這種存在先於本質的“存在主義”認識路線強調在經驗的基礎上經驗與理性的有機結合。

　　這裡，我們必須注意到，說近代科學從事實開始而古代和中世紀的科學是從一般的思辨概念和命題開始，只說對了一半，因為古代和中世紀的科學也有觀察事實、近代科學也用普遍概念和命題工作。因此，古代和近代的科學都關心事實、普遍概念與命題，它們關鍵的區別是對事實的實在的認識不同以及在此基礎之上的方法的轉變。這種理性與經驗的重新組合在以後的哲學發展中明顯地表現出來，經過理性和經驗論的各執一端的爭論，直到康德那裡才以明確的方式表達出來：純粹的自然科學知識是在經驗基礎上形成的知性認識；人類理智是一種“推論的知性”，既不能離開經驗而思維，也不能離開概念而直觀。這樣，近代科學及其思維方式在康德的哲學中以確定的形式展現出來。這一方面表明近代哲學思想是沿着近代科學思想發展的軌道前進的，反過來也證明了以上對近代科學思維方式的分析是正確的，其關鍵的步驟就是對本質與存在的不同認識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方法上的革新。正如科學史家赫伯特·巴特菲爾德在他的《近代科學的起源》一書中認為的，從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發展到近代物理學，既不能通過單純的理性至上的哲學形而上學，也不能通過“純粹照相式的觀察方法”，它需要一種不同的“思維圖景”和“心理上的轉換”。[30]無論是古希臘思想還是中世紀的宗教神學以及文藝復興時期的心理趨向，都對這一思維方式的轉向做出了應有的準備，這是一個持續的、不斷前進的過程。

--------------------------------------------------------------------------------

[1] 追求所謂的事物背後不變的本質並要求邏輯的論證。

[2] 羅素《西方哲學史》上卷第14頁（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

[3] 對現象背後的本質把握。

[4] 獲得確實可靠的知識。

[5] 呂樣《希臘哲學中的知識問題及其困境》第1、111～118、129～130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6] 呂樣《希臘哲學中的知識問題及其困境》第1、111～118、129～130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7] 通過信仰。

[8] 恩斯特·卡西爾《人論》第13～14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

[9] 奧古斯丁《布道辭》第18章第3節，轉引自趙敦華《基督教哲學1500年》第144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0] 奧古斯丁《論聖徒的歸宿》第5章，轉引自趙敦華《基督教哲學1500年》第143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1] 奧古斯丁《論自由意志》第2卷第2章第34節，轉引自趙敦華《基督教哲學1500年》147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2] 趙敦華《基督教哲學1500年》第364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3] 當然，這時的理性與古希臘時的理性有所不同，它已經不是萬能自足的東西，而只是探尋某種真理的方式和手段。

[14] 趙敦華《基督教哲學1500年》第375頁

[15] 托馬斯·阿奎那《反異教大全》第1卷第22題，轉引自趙敦華《基督教哲學1500年》第380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6] 因而，存在可以被一切謂項表達的性質所規定而次於本質並被本質所決定。

[17] 趙敦華《基督教哲學1500年》第381頁

[18] 參閱W·瓦托夫斯基《科學思想的概念基礎》一書附錄B。

[19] 抽象本質。

[20] 一般的觀念。

[21] 文德爾班《哲學史教程》上卷第459～460頁（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

[22] S·德雷克《伽利略》第75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

[23] S·德雷克《伽利略》第25頁

[24] S·德雷克《伽利略》第97頁

[25] 通過數學知識。

[26] 理性對此無能為力。

[27] 這一提法是與“理性至上”相對應的，並且是基於“近代科學在本質上是經驗的”這一認識。

[28] 智慧。

[29] A·N·懷特海《科學與近代世界》第3頁（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

[30] 巴特菲爾德《近代科學的起源》第4～5頁（華夏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