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 康熙、乾隆時候也有傳教士也有洋人的宮廷畫師，康熙也愛好數學、科學。但是滿清一直堅持內外有別的政策。科學、洋人連同鐘錶，洋槍一樣不過是皇室宮廷的玩具，而被文字獄洗腦後的知識分子則失去了好奇心，對于洋人科學技術一律稱為奇技淫巧，一概排斥。 這和晚明時代西學東漸時濃濃的學術氛圍和有益的社會環境有天壤之別。

不要說漢唐氣魄，就是晚明對外開放和交流的胸襟 ，也是大可稱道的， 遠遠比滿清強許多。並不亞於漢唐氣魄。

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中華文明，在晚明真是東西方文明交流的最好和最平等的時期，和平交流，取長補短，共同進步。這段可貴的歷史卻被我們的史學界有意無意的忽略了。

在清末西方宗教則被史學家稱為西方殖民者侵略的工具，傳教士刺探情報，收買奸細，胡作非為。我們的近代史教材上對他們沒有一句讚揚的話，西方人東來帶來的是鴉片和侵略。但是事物都有兩面性。問題是當晚清時，中國面對西方只能以弱者的姿態仰對強勢，西方宗教勢力對於中國的侵略性就顯得突出了。在文明這個層面上，中華文化只能處於弱者心態並一直延續到今天。 徐光啟包括明崇禎帝朱由檢明明是天主教徒，這種事實是我們是羞於提起的，解放後。政府把他的墓從天主教形式改掉了並諱言其為天主教徒。對晚明這段東西方文明交流史，則更諱忌莫深,利瑪竇的歷史地位從來沒有得到充分的肯定。

如果你讀了《利瑪竇 中國札記》就會發現在明末從宮廷到朝臣，從士大夫到平民百姓對於西方基督教文明接受來得多麼自然。從皇室到士大夫都對西方文明充滿了好奇和欣賞， 傳教士和朝中大臣建立了良好的友誼。可稱為東西方君子之交。明朝的正直優秀的知識分子有的欣賞和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有的從西方文明中去尋找強國治學的新道路。利瑪竇在北京和南昌的小教堂一直是賓客盈門，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進教堂參觀、受教、交流讓利瑪竇應接不暇。上層人士更感興趣的是科技、藝術和地理。這和滿清時期教堂以下層為主，大臣們敬而遠之，教堂只傳教是決然不同的。這兩個朝代比較一個開放、進步。一個封閉、保守形成鮮明的對比。

對比滿清末期的洋務運動和改革。每每陷入爭論，被保守派阻撓和扼殺。“天不變道亦不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和晚明大大方方的引進、交流。甚至士大夫阪依天主教，豈可同日而語。這裡利瑪竇起了突出作用，他把天主教本土化。埋頭研究儒學15年之久，深受士大夫的尊敬，在《天主教義》中常引用儒家術語。徐光啟說他讀了此書後，“百千萬言，求一語不合忠孝大旨，求一語無意於人心世道者，竟不可得。” ，徐光啟說天主教起到了“易佛補儒”的作用，徐光啟等封建士大夫特別讚賞天主教的人文精神和道德修養，稱利瑪竇是聖人。從東西方文明交流的意義上說，無論怎麼讚美利瑪竇都不過分。可惜的是利瑪竇的偉大被埋沒在明朝滅亡的廢墟中，可惜，可嘆。從儒學角度說， 利瑪竇、徐光啟等人從理論到實踐都證明儒學可以西化，可以現代化，這也是儒家學說和西方文明結合最好和最後的機會。 而滿清入關後將儒學的弊端發展到理教，儒學變得僵死、窒息、扼殺人性。已經不能有半點自新的餘地，嚴重阻礙着社會的進步發展，國家的生存。乃至五四運動時，激進的知識分子喊出了“打倒孔家店”口號，從根本上否定儒家學說。

在明末東方的人文、科技在當時的世界上也是不弱的，徐光啟的數學知識被驚嘆比西方傳教士更豐富。這樣才有平等的交流。傳教士向西方介紹的中華文明和科技也不少，同樣在西方引起震動。德國大思想家萊布尼茨在《中國近事》序言說：“中國這一文明古國與歐洲難分軒輊，雙方處於對等的較量中”在思考的縝密和理性的思辨，歐洲顯然略勝一籌，即使在數學和戰爭科學上，中國也低於歐洲的水平。然而在實踐哲學方面，既在生活與人類實際方面的倫理以及治國學說，歐洲實在是相形見絀。在法國大革命由羅伯斯比爾起草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中就引用了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傳教士沙勿略在傳教日本時，輒驚 日 本人對其比鄰大國之文學哲理深致敬佩，蓋此為日 本文化之所本也(《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裴化行著)發現日本人進行激烈的辯論時，總是訴之於明朝人的權威，即在涉及宗教和行政方面的事情上，他們也乞靈於明朝人的智慧。他們常說：“如果基督教是真正的宗教，那麼聰明的明朝人肯定知道它並接受它。”這就是明朝的軟實力，看看清末還有嗎？有人挑刺說，利瑪竇等傳教士帶來的是保守的基督教宗教文化，而不是近代科學，意義不大，甚至是反動的。我認為這種評論不對，有句話說 “橘生淮南即為枳”，文化的傳播不一定一開始就必須是最先進的，而應該是最適合當地生長的，再說西方文明的來源於古希臘的哲學、邏輯學、數學等。這對於中國就是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這種文明的引進就是在打基礎，在培養土壤，小學還沒畢業呢，怎麼念中學呢？隨着時代的發展，新的傳教士和新的學說以及近代科學理論和學說，就可以在這片有土壤的基礎上得到生根，發芽。更何況這種說法並不符合實際。雖然天主教傳教士並沒有刻意引來西方近代科學，但是並不排斥。西方傳教士金尼閣從歐洲帶來七千部書，教皇也捐獻了500多。 有大量數學和天文學、科學等內容。其中不少被翻譯成中文。從而改變了人們的世界觀和價值觀。這種對於中國社會的影響無論如何評價都不過分。由徐光啟主持的龐大的《大明崇禎曆書》是一部大型從書詳細介紹了 第谷的《論新天象》、《新編天文學初階》，托勒密的《大綜合論》，哥白尼《天體運行論》，開普勒的《論火星的運動》等西方天文學的著作。看到嗎，有教會的死敵哥白尼的禁書。李約瑟說：由於歷史的巧合,近代科學在歐洲崛起與耶穌會傳教團在中國的活動大體同時，因而近代科學幾乎與中國傳統科學接觸。 明代的傳統數學、天文學由於西學的到來而復興。到1644年 中國和歐洲的數學、天文學和物理學已經沒有顯著的差異，它們完全融合，渾然一體了。見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梁啓超論清學史二種》

而滿清呢:對轉而為清朝效力的耶穌會士湯若望等，先用後棄，一度投入監獄，並以“查禁異端”為名嚴禁天主教，耶穌會士從此絕跡中國；明末已翻譯和待譯的各種西方科技書籍也大多隨傳教書冊(二者加起來共四五千種)散落流失。
這一切偉大的文明交流，都毀於滿清入關的熊熊戰火中，毀於桎梏文明的文字獄中，17世紀初開始的一段中西文化交流史，至此中斷約二百年。 明末的仁人志士大都深受西學影響的，知不可為而為之，與滿清鐵騎做殊死的抗爭。滿清的罪惡罄竹難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