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吃藥一般喝了一大碗早已吃厭的牛奶，又吞了一把圍棋子似的、洋鈕扣似的肺病特效藥。早上的麻煩已經對付過去。兒女都出門去辦公或上課了，太太上街去了，勞動大姐在不知什麼地方，屋子裡很靜。我獨自關進書房裡，坐在書桌面前。這是一天精神最好的時光。這是正好潛心工作的時光。

　　今天要譯的一段原文，文章極好，譯法甚難。但是昨天晚上預先看過，躺在床里預先計划過句子的構造，所以今天的工作並不很難，只要推敲各句裡面的字眼，就可以使它變成中文。右手握着自來水筆，左手拿着香煙。書桌左角上並列着一杯茶和一隻煙灰缸。眼睛看着筆端，熱衷於工作，左手常常誤把香煙灰敲落在茶杯里，幸而沒有把煙灰缸當作茶杯拿起來喝。茶里加了香煙灰，味道有些特別，然而並不討厭。

　　譯文告一段落，我放下自來水筆，坐在椅子裡伸一伸腰，眼梢頭覺得桌子上右手所靠的地方有一件小東西在那裡蠢動。仔細一看，原來是一個受了傷的螞蟻：它的腳已經不會走路，然而軀幹無傷，有時翹起頭來，有時翻轉肚子來，有時鼓動着受傷的腳，企圖爬走，然而一步一蹶，終於倒下來，全身亂抖，仿佛在絕望中掙扎。啊，這一定是我闖的禍！我熱衷於工作的時候，沒有顧到右臂底下的螞蟻。我寫完了一行字，迅速地把筆移向第二行上端的時候，手臂像汽車一樣突進，然而桌子上沒有紅綠燈和橫道線，因此就把這螞蟻碾傷了。它沒有拉我去吃警察官司，然而我很對不起它，又沒有辦法送它進醫院去救治，奈何，奈何！

　　然而反覆一想，這不能完全怪我。誰教它走到我的工場裡來，被機器碾傷呢？它應該怪它自己，我恕不負責。不過，一個不死不活的生物躺在我眼睛面前，心情實在非常不快。我想起了昨天所譯的一段文章：“假定有百苦交加而不得其死的人；在沒有生的價值的本人自不必說，在旁邊看護他的親人恐怕也會覺得殺了他反而慈悲吧。”(見夏目漱石著《旅宿》)我想；我伸出一根手指去，把這百苦交加而不得其死的螞蟻一下子捻死，讓它脫了苦，不是慈悲麼？然而我又想起了某醫生的話：“延長壽命，是醫生的天職。”又想起故鄉的一句俗話：“好死勿抵惡活。”我就不肯行此慈悲。況且，這螞蟻雖然受傷，還在頑強地掙扎，是見它只是局部殘廢，全體的生活力還很旺盛，用指頭去捻死它，怎麼使得下手呢？猶豫不決，耽擱了我的工作。最後決定：我只當不見，只當沒有這回事，我把稿紙移向左些，管自繼續做我的翻譯工作。讓這個自作孽的螞蟻在我的桌子上掙扎，不關我事。

　　翻譯工作到底重大，一個螞蟻的性命到底藐小；我重新熱衷於工作之後，竟把這事件完全忘記了。我用心推敲，頻頻塗改，仔細地查字典，又不斷地抽香煙。忙了一大陣之後，工作又告一段落，又是放下自來水筆，坐在椅子裡伸一伸腰。眼梢頭又覺得桌子右角上離開我兩尺光景的地方有一件小東西在那裡蠢動。望去似乎比螞蟻大些，並且正在慢慢地不斷地移動，移向桌子所靠着的窗下的牆壁方面去。我湊近去仔細察看。啊喲，不看則已，看了大吃一驚！原來是兩個螞蟻，一個就是那受傷者，另一個是救傷者，正在銜住了受傷者的身體而用力把他拖向牆壁方面去。然而這救傷者的身體不比受傷者大，他銜着和自己同樣大小的一個受傷者而跑路，顯然很吃力，所以常常停下來休息。有時銜住了他的肩部而走路，走了幾步停下來，回過身去銜住了他的一隻腳而走路；走了幾步又停下來，銜住了另一隻腳而繼續前進。停下來的時候，兩人碰一碰頭，仿佛談幾句話。也許是受傷者告訴他這隻腳痛，要他銜另一隻腳；也許是救傷者問他傷勢如何，拖得動否。受傷者有一兩隻腳傷勢不重，還能在桌上支撐着前進，顯然是體諒救傷者太吃力，所以勉力自動，以求減輕他的負擔。因為這樣艱難，所以他們進行的速度很緩，直到現在還離開牆壁半尺之遠，這個救傷者以前我並沒有看到。想來是埋頭於翻譯的期間，他跑出來找尋同伴，發現這個同伴受了傷躺在桌子上，就不惜勞力，不辭艱苦，不顧冒險，拼命地扶他回家去療養。這樣藐小的動物，而有這樣深摯的友愛之情，這樣慷慨的犧牲精神，這樣偉大的互助精神，真使我大吃一驚！同時想起了我剛才看不起他，想捻死他，不理睬他，又覺得非常抱歉，非常慚愧！

　　魯迅先生曾經看見一個黃包車夫的身體大起來。我現在也如此：忽然看見桌子角上這兩個螞蟻大起來，大起來，大得同山一樣，終於充塞於天地之間，高不可仰了。同時又覺得我自己的身體小起來，小起來，終於小得同螞蟻一樣了。我站起身來，向着這兩個螞蟻立正，舉起右手，行一個敬禮。

　　1956年12月13日於上海作

摘自《緣緣堂隨筆》